1917年7月，辫子将军张勋自导自演的复辟闹剧轰然落幕，担心重返帝制的中国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不料，张勋仓皇逃走还不到一个月，一场危机就已经在悄然临近。8月，内蒙古绥远地区爆发鼠疫，9月，传入包头，10月，传入呼和浩特。此后，鼠疫一路高歌猛进，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鼠疫给民间带来心理恐慌，曾有人说：“风凄雨愁，无天无日，白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

然而，北洋政府直到12月13日才得到鼠疫疫情的报告。虽然北洋政府后知后觉，但是对这场鼠疫还是非常重视，甚至认为如果这场鼠疫控制不好，很可能会亡国灭种。不过，他们的行动效率还是太慢，将近一个月后，中央防疫委员会才开第一次会，规定在疫区设立三道防线，绥远一线由伍连德负责，丰镇一线由何守仁负责，大同一线由陈祀邦负责；将近两个月后，才派出陆军军医学校180人的团队到达绥远，这个时候绥远估计人都快死绝了。

▲1912年孙中山与阎锡山合照

防疫工作需要巨额经费，而北洋政府却国库空空，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以盐税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借了100万元，充当防疫经费。我想，这可能才是北洋政府防疫工作哼哧哼哧的主要原因。

相比北洋政府的筹备工作的磨磨唧唧，山西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就高多了。山西省在防控鼠疫上的成绩，在整个民国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一、阎锡山当机立断

1917年，张勋仓皇逃窜后，段祺瑞上台，他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从此，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正式晋升为民国军阀之列。

提起军阀，大家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身材五大三粗，脾气暴躁易怒，性格嗜血残暴，且头脑里没有什么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军人形象，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时期的董卓。民国时期的军阀张宗昌，大字不识一个，张口就是他妈的，闭口也是他妈的。

所以说，军阀并不是都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阎锡山刚刚当上山西王，就想大干一场。1917年10月，阎锡山发表《六政宣言》，就宣布要在山西省兴利除弊，一面推进水利、蚕桑、种树等事业，一面禁止吸食鸦片、缠足、剪发，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

三把火刚刚点燃的时候，阎锡山就面临着鼠疫的疯狂挑衅。1918年新年第一天，北京政府通知山西省政府，内蒙绥远、五原、萨拉齐及包头镇等地发生肺疫，这算是给阎锡山打了一个预防针。

晋商曾是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明末清初之时，虽然晋商日趋衰落，但虎威仍在。因为年关将近，外地做生意的商人们便陆陆续续都回到山西。加上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和工人，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银子，还有看不见的鼠疫杆菌。

1月5日，山西省右玉县一旅店店主，因接待外来客商住宿，全家18人相继病死。事发当天，阎锡山就得到疫情报告。瘟疫人命关天，需要当机立断，阎锡山借鉴了清政府在1910年东北鼠疫防治中的经验，立即在太原成立山西防疫总局，山西全省警务处处长南桂馨兼任局长。

山西防疫总局一面下令下令向全省人民公开疫情，要求“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一面下令遮断山西与绥远之间的交通，前往疫区的火车，则全面停开。

为了防止疫情南下，总局由北向南设立了四道防线：“划定左云、阳高、天镇、大同、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等八县为第一防疫线。怀仁、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宁武、神池、五寨、代县、保德、繁峙、灵邱、岢岚、淳县等十五县为第二防疫线。雁门关内，忻县一带为第三防疫线。石岭关为第四防疫线”。而在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则派出军队负责检疫工作。

在民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普遍低下，山西省这样层层把关的防疫部署，条理分明，井然有序，令人刮目相看。

设置防线后，山西防疫总局规定，对于来自疫区的人，必须先用石炭酸水对其消毒，为其更换新衣，然后送入隔离所隔离七日。如果七日后没有疫症，则给开证明放行，如果出现疫症，就立即将其送入医院，并将病患所住的房屋重新消毒。

山西人口稠密，加上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地相对贫乏，粮食等物资常年需要从外省购买。时值严冬，阻断交通肯定会给绝大多数的山西人带来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防止出现百姓冻死、饿死的情况，山西省政府同时开展救济工作，对于省内人，“日常需求当然由公家接济”，对于滞留在山西的外省人，则提供一部分免费食物。

省政府还下令，对于那些流徙的贫民、老弱及乞丐，各地官府要把他们送进指定的收容所，免费提供早晚二餐饮食和棉衣裤。如果出现一家连毙数口人，余者不能自谋生活的情况，官府要拨付公款作为补助，或发放粮米救济。当然，以上所有负责救济运输工作的马车和车夫，都必须先经过消毒，然后到指定地点发放米。

平心而论，以上种种遮断交通等防疫措施，对于山西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工作。山西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北有恒山，南有太岳，山陕边界则是黄河，

这样的四塞之地，无论是对付外敌入侵，还是对付病菌入侵，基本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关口，就可以保山西太平。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山西省政府没有掉以轻心，反而在各关口严格执行检疫工作，这一切不得不让人赞许。

但即使如此，疫情还是防不胜防，阎锡山只是遮断了铁路交通，以为疫区的人就来不了山西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还会有不自觉的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或是步行千里，走不为人知的小道回到山西，结果山西境内依然有很多人被感染。

二、伍连德铩羽而归

防疫工作不仅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还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配合。倘若大家都像韩国那位不戴口罩，只是信心满满地说哈利路亚的大叔一样，那政府的防疫工作做得再好也是孤掌难鸣。

在民国初年，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要提高民众的防疫意识，普及疫病流行及预防之知识，并非一个简单的工作。为此，阎锡山发电报给全省的县知事、县佐和警佐，要求他们将疫病资讯各印二十多万张，尽快送到全省所有村庄。

考虑到当时老百姓的普遍文化水平都跟张宗昌差不多，收了传单估计也看不懂，阎锡山下令所有省、县、村级行政官员务必要将疫情对各村落民众宣讲明白，让人民知道如何自我防范，避免染疫。

对于那些防疫工作消极怠工的官员，阎锡山毫不手软，例如当他发现应县疫情严重之后，立即致电县知事，“据调查报告，该县东关及贾寨、黄尾子、剪子铺等处，瘟疫甚烈，剪子铺死八九人，即弃尸野外······此事关系多数生命，该知事竟毫不过问，以致传染日烈，实属玩视民命，著先记大过二次，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严办。”

从以上这段话还可以看出另一条信息，即作为山西人，阎锡山深知本地的风俗习惯根深蒂固，不可轻易动摇，于是他不要求对因感染病菌而死的人的遗体进行火化，而是要求深埋处理。

▲伍连德

北洋政府对山西的防疫工作也很重视，因为山西与直隶相连，只要山西省能把疫情控制住，那么疫情就无法攻陷直隶、北京等地。1月7日，时任总统段祺瑞作出批复，任命伍连德等人调查处理山西大同一带疫情。

伍连德作为世界一流的鼠疫专家，曾领导1910年防控东北鼠疫的工作，北洋政府派他去山西主持防疫大事，也可见北洋政府对山西疫情的重视。

伍连德当年在东北主持防疫工作，得到摄政王载沣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强力支持，东北人也比较豪爽、开放，有不少还是活雷锋，所以他在当地的工作比较顺利。他来山西后，却没有了当年那样的条件。

首先，阎锡山对伍连德这位北洋政府派来的“钦差大臣”，有所忌惮，他害怕北洋政府势力乘次机会深入山西，影响他在山西的地位；其次，伍连德完全没有想到山西风气闭塞，民众守旧顽固的情况，他们不仅不允许火化遗体，也不允许焚烧染病者房屋衣物，更不要说解剖病死者的遗体了。

而且当地民风彪悍，据记载，山西、内蒙交界的丰镇，在出现士兵接二连三的病死的情况时，“惟尸身尚未掩埋，拟用火葬之法，以绝根株，该连长不肯负责”，可见连平时嚣张跋扈的军人都不敢焚烧遗体。无奈之下，就连阎锡山这样的土皇帝都要对民风做出一定的妥协。

该来的总是会来，伍连德的助手，一名美国医生，出于疫情研究的需要，在没有得到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解剖了一名死者遗体，观察病变的器官。消息传出后，激怒了当地的百姓，他们群情激愤，不顾人群不能集中的注意事项，组织起来放火焚烧了伍连德的防疫公所，伍连德也被群众痛打，差点一命鸣呼。更让人寒心的是，当地的地方官不知是本身也顽固守旧，还是出自对外地人防范嫉妒的心理，竟然对此事不管不问，甚至还包庇凶徒。

伍连德见官府幸灾乐祸，只得向报界反映情况，“竭力尽心防救时疫而反受暴徒所侵”。官府不支持，民众不理解，这个活看来是干不下去了，于是，委屈万分的伍连德以“心病”为由辞职，打道回府，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Dr. W.Yeung（中文名杨怀德）

相比较伍连德，阎锡山更信任外国人，毕竟外国人不可能在山西扎根。当时，北洋政府内务部派了一个叫Dr. W.Yeung（中文名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锡山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阎锡山还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分赴各地协助防疫。

▲山西鼠疫流行图

不得不说，山西本身的医疗人才十分有限，医疗资源也十分贫瘠，阎锡山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和宗教界人士参与防疫和救治，的确是十分明智的决策。

三、阎锡山的格局

阎锡山在疫情期间，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一切人力资源，防疫工作做得有条不紊，中央防疫委员会江朝宗会长在巡视山西的防疫工作后，给出高度评价，“晋省防疫办理极为认真，划定防线三道，均有军队驻守，当不致蔓延，省城尤为完善”。

▲阎锡山

在山西省全省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山西疫情从1月5日开始，蔓延70多天后，至3月19日全部肃清。

疫情平息后，阎锡山派人总结防疫工作，纂修了《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详细记载了防疫期间消毒法、防疫措施、诊断标准、死亡情况、市场递接规则、防疫期间的电文法令、疫毙者统计尸检表、各地人事安排图表等等等等，事无巨细，一网兜收。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报告书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书中使用了大量真实照片、专业的疫情图片以及统计表，为民国防疫工作提供了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防疫经验。

不过，阎锡山只知道在山西境内保境安民，大局意识却不强。直隶省的平山县，位于直隶和山西的交界处，与京汉铁路十分接近，疫情期间，这里突然疫情失控。如果不控制好平山县的疫情，那么疫情就会威胁到石家庄。

直隶省长曹锐和督军曹锟此时正在与湖南的军阀打的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本省的防疫工作。情急之下，北洋政府请求阎锡山能够派一部分军队和医疗人员前往直隶，协助办理平山防疫事务，但是被阎锡山拒绝。

曹锐和曹锟防疫工作三心二意，实属可恨，但是阎锡山的地域意识也限制了他的格局，这也注定了他只能当山西王。不过与疫情期间不顾民众死活的曹锟等人比起来，阎锡山的表现已经好太多，当时国内外评价他：“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这次疫情，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对于北洋政府来说，这不仅关乎民众生命安全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关乎到民国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如果这次鼠疫防控做得不好，那么所有人都会联想到清政府1910年在东北防疫的事迹，两相对比，得由后人评说了。

1、李媛《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1918年晋北疫情初探》，《史志月刊》，2006年

2、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3、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中国减灾》，2004年

4、尹志兵《1918年山西肺鼠疫传播与防治》，《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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