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主要依靠明蒙“马市”，彼时的“马市”因为具有时代的特殊烙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往来，而是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这其中就包括“安边”的民族羁縻政策。
今天，我们就借以“马市”为内容，来看看明蒙是如何相处的。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沦丧于异族之手近百年的中原又再次回到了汉族政权的手中。尽管汉人政权已经夺回了失地，但是对于明朝而言，威胁并未完全解除，甚至直到明朝灭亡，威胁依然存在，而这个威胁正是元朝残余势力——北元。
从朱元璋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北元势力就已经形成了：
“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峪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有上述记载可知，北元势力大致分布如下：
甘肃：西哈密、赤斤、火州、吐鲁番等地
东边：呼伦贝尔草原
北边：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
西边：天山，青海、宁夏一带
辽东地区：元大将纳哈出率兵二十万
山西地区：王保保率军十万
陕西地区：太尉李思奇、张良弼率军十万
河北地区：丞相也速率军驻守永平路，也先不花驻守辽阳
云南地区：有支持元朝的梁王，并且牢牢控制着匝拉瓦尔密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明朝刚刚出生，就被包围了。如此具有危机感的形势，使得明朝不得不优先考虑对于北元的军事制裁，毕竟草原苦寒，人家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光复大元的“美梦”。1368年——1391年，明朝对北元发动了三个阶段的攻势。
第一阶段（1369——1371）
明军攻陷了元上都开平，元顺帝逃亡应昌府。1370年四月，徐达与王保保在沈儿峪大战，五月，明将李文忠攻占应昌，爱猷识理达腊突围败走和林，明朝取得了沈儿峪大捷以及应昌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稳定了边塞的形势。
第二阶段（1372——1378）
明朝以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徐达走中路，出雁门关，在岭北与扩廊帖木儿所率领的军队相遇，明军大败；东路有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关，直趋应昌，双方交战，明军失利；征西将军冯胜出西路，从金兰取甘肃，大获全胜，这为明朝经略河西提供了条件。1375年，扩廊帖木儿就死了，1378 年，北元主爱猷识理达腊也相继去世，北元因之势力大减，政治更加动荡。
第三阶段（1381——1391）
1381 年，明军征讨云南，梁王自杀，明军占领云南。王保保死后，北元兵力最雄厚的属辽东边外的纳哈出，1387年，明将冯胜二十万大军压境，招降纳哈出，封他为海西侯，其部下也被授予指挥、千户等职位。翌年，明廷又遣十五万攻破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一带的牙帐，俘获了皇子、皇妃、宗室以及蒙古军士和男女民户十万以上，马、牛、羊、驼二十余万，使脱古思帖木儿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后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所杀。北元的汗权已经名存实亡，而漠南、辽东和甘肃地区也都在明廷的掌控下。
自打明朝建立开始，约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明朝和蒙古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战争军事状态，长时间的军事投入使得双方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蒙古，本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实在难以支撑连年的军事支出。
蒙古分裂后，这种情况更加难捱，而明朝也开始有了和平的念头，到了永乐年间，原先洪武时期的对外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商贾贸易一从所便”。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永乐的诏书中窥见一二：
“朕嗣位之初，已尝诏谕尔众，后辽东守臣言尔等俱欲来朝，今遣指挥萧尚都、镇抚刘忽鲁秃、百户和尚往谕朕意，但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禽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明朝开始了与蒙古部落头目之间的朝贡贸易，可见明王朝设卫封王，与蒙古各部建立封贡关系，在政治、经济上支持蒙古各部，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了和平往来。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马市”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
既然要设立“马市”，那么首先就要考虑设立在哪里？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永乐年间的“马市”有三处：
“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于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
从地理位置上看，马市设立之初，明朝就把女真和蒙古分离开，各自贸易。其后随着明朝君主的迭代，马市设立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也仅仅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已，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从时间上来看，“马市”大致经过了萌发期——曲折期——稳定期三个阶段。而“萌芽期”我们上述已经提及了它的过程，这里就先略去，我们直接从后面两个时期入手。
曲折期
“马市”的曲折期实际上就是就是明朝和蒙古关系的转变，明朝中期，统治者对开放马市已没有明初时的积极性，除了统治者自身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马市”的开放其实是比较劳民伤财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一份上疏中获知：
“瓦剌使臣朝贡，道经大同，递年宴劳、供馈所需米麦牛羊诸物，俱系山西行都司并本府给官钱市用，自正统四年以后，米麦于大有仓支给，牛羊诸物于山西粮货内折取，分送本府与卫收贮，然牛羊有瘦损者，卫常勒民养肥，然后肯收。今岁使臣至者二千四百人，在府约六十馀日，通费羊五千有，奇他勿称。”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马市”支出的很大部分以及食物供给都会直接落到军民的头上，我想这才是明朝中期降低开办“马市”的主要原因。
除此以外，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关系曾经在中期降至过冰点，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复辟之后，对待于蒙古的贸易显得更加冷淡，这也难怪，毕竟曾经做过人家的俘虏，不摆点谱，面子何在？
自此以后，明朝再也没有遣使赴蒙，这改变了永乐至宣德正统以来明蒙双方你来我往、互派使臣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明朝由主动变成被动地发展明蒙关系。
不仅如此，明朝对于蒙古的经济制裁也是频繁迭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明朝有意报复蒙古“土木堡之仇”！就拿朝贡来说，也先死后，小王子等不断向明朝遣使朝贡，明朝保持大国的尊严，也会给予丰厚优待，但行动上却对朝贡的人数多加限制。例如弘治年间，明朝规定：
“迤北许一千一百名入关，四百名入朝。卫喇特许四百名入关，一百五十名入朝”
而蒙古方面认为赏赐太薄并且礼数不周，旋即停止了朝贡，明蒙贡市关系完全中断。
这一中断就是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到了嘉靖年间，蒙古实在熬不住了，重新向明朝提出贡市往来的请求，但屡次遭到明世宗的拒绝，于是当时蒙古最强大的部落俺答一边派兵入边抢掠，一边不断请求贡市。最终酿成了“庚戍之变”，用武力促成了马市的重新开设。但是不久之后就因为抢掠，被迫关闭，“马市”复开看似遥遥无期了······
稳定期
明世宗去世之后，隆庆即位，任用了一批改革进取的大臣，如张居正、高拱、徐阶、王崇古等人，这些大臣认识到了“华夷重开贸易”的重要性，便联名上书道：
“今虏中布帛锅釜，皆仰中国，每入寇则寸铁尺布，皆其所取。通贡之后不可复得，将来不无鼠窃之忧。若许通市，则和好可久，而华夷兼利。他边如辽东开原、建昌，肃州西番诸夷皆有市，乞仿其制。”
隆庆皇帝深以为然，于是在“俺答封贡”后，马市复开，明蒙贸易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出，明朝对蒙古的马市贸易的出发点是明朝自身的利益，所谓封贡互市只不过借此来缓解边境的危机，牵制蒙古，寻求自身安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马市”不再是针对全部的蒙古，而仅仅是蒙古右翼。彼时，明朝对蒙古是贡市与战守相结合的政策，明朝对右翼蒙古主要以通贡互市为主，对土蛮汗为首的左翼蒙古实行战守政策。
关于“马市”为何会如此波折，我个人还有一些看法：
首先，双方贸易一定是存在着差异的，对于蒙古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衣服、粮食、医药、冶金等等诸多物品，而他们能拿出来的却很少，无非也就是皮毛，马匹，肉类，仅此而已了；对于明朝来说，几乎啥也不缺，哪怕是对于马匹的需求，也仅仅是在战时需要而已。
一个很急，但是拿不出东西；另一个啥也不缺，自然也就不急。时间一长，很急的那个急眼了，就开始明抢了，这一来，不急的那个自然就开始抗拒。所以，我认为物资的单方面匮乏是明蒙马市开设之路坎坷万分的根本原因！
明朝与蒙古自隆庆开始，又进入了相对和平的阶段，说是“相对和平”其实是很准确的，因为这一时期的明朝一方面为了和平，调整边疆政策，开设马市；一方面又恐蒙古依托马市入侵中原，因此对马市的建置位置和马市周边都做了严格的戒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市”的地理位置就能看出来。
马市大都依托长城沿线设立的重要军事营堡和关城，如辽东马市，主要设在开原和广宁，这两个地方的战略位置都是比较明显的。开原位于辽河以东，沈阳以北，长城防线之内；广宁为与辽河以西，锦州以北，是临近长城的重要城市。
而在马市的管理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防守方式，就是明蒙双方都派遣军队管理。明朝从马市中主要获取的是马匹，于是明朝直接把马市置于军队管辖下，这些军官的职责就是操练兵马，修理城池、边墙墩台、关防马市。
久而久之，这里的军队就变成了一支专门处理这些事宜的驻边地军队。要知道，蒙古和女真的酋长到马市上进行商品交换，是需要明政府颁发的“敕书”的，马市开市时，蒙古和女真凭借“敕书”，经守市官兵的验证方可入市。
同时对蒙古和女真以及汉人在马市上的商品也要进行查检，凡属于明政府规定的违禁商品，禁止带入市场上交易，守市的官军还担任征收商税的任务，并用“马市”的税收作为当地士兵的抚恤。
总结来看，隆庆之后的“马市”其承担的意义已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了，更多的是具有政治意义，明朝通过对于马市的控制，来间接掌控蒙古以及女真的经济命脉，对于“马市 ”本身的操作则并无太大的创新。从“马市”设立的三个阶段来推测，明朝实际上也是从“主动”到“被动”的地位转变。
从马市的地理位置选择可以看出明朝对蒙古的政策是软硬结合，既用经济贸易羁縻蒙古，又驻扎军对控制马市贸易，巩固边防，这种贡市与防御结合的政策始终贯穿明一代，明蒙马市也就具有了安定边疆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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