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朱瞻基給大明朝留下了怎樣的隱患?

亙古懷念說史


熱播劇《大明風華》中,朱亞文飾演的朱瞻基英明神武,可謂圈粉無數。

歷史上的朱瞻基也是一位有道明君,他是大明王朝的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施行一系列仁政,使得大明王朝的國力空前強盛,直接將“仁宣之治”推向了巔峰。

不過,朱瞻基在明智之餘也發了不少昏招兒,為大明王朝的衰敗埋下了不小隱患。

第一個隱患:軍事上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被動防禦

為了恢復大明王朝的經濟,朱瞻基放棄了爺爺朱棣的血性擴張之路,施行收縮的戰略防禦政策,對外少用兵,對內則休養生息。

從提高國力的角度講,這種策略的確起到了積極作用,不過這種政策也使得大明王朝周邊的敵人有了喘息壯大的機會,這等於養虎為患。

收縮政策間接促使蒙古部落強大。朱棣在世時曾經把蒙古的韃靼和瓦剌打得服服帖帖不敢南犯。朱瞻基即位後一改先前的鐵血畫風,施行的戰略以收縮防禦為主,捨棄了對蒙古軍事上的征伐,而是利用外交手段和經濟手段,維繫著與蒙古的朝貢關係。

這樣的條件下,瓦剌等蒙古部族有了壯大的機會,直接釀成了後世“土木堡之變”的惡果。

收縮政策也促使女真部落的崛起。永樂九年,朱棣派得力太監亦失哈在東北地區開設奴兒干都司,這是明王朝管轄黑龍江口、烏蘇里江流域的最高地方行政機關。

東北地區屬於苦寒之地,而且交通不便,加之女真、達斡爾、蒙古、通古斯等民族的征伐不斷,管理成本很高!朱瞻基覺得與其徒勞耗費巨大財政,不如把這筆錢花在刀刃上。

朱瞻基放棄了開拓西伯利亞的宏志,並且將奴兒干都司南遷到了如今的遼寧開原,大明王朝向北的領土擴張之路就此停歇,大明王朝實際管理的地區只剩下遼寧,而對東部和北部女真部落、蒙古、達斡爾等部落的管理則是鬆散式管理。

明朝中後期,女真部落的崛起與這種消極防禦政策有著直接關係,更可怕的是在明朝後期,滿蒙還達成了戰略同盟,最終奪得了大明的江山。

放棄交趾、不再下西洋,使得大明王朝在南洋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朱棣在永樂五年遠征交趾(今天的位置大體在越南),並設置交趾布政使司,對交趾進行管理。

從歷史記載來看,大明王朝為此地帶來了濃厚的中原文化且影響深遠。不過,接受大明王朝管理後,交趾內部也在持續發生叛亂,大明王朝的軍費開支空前巨大。

朱瞻基即位後,從發展國內經濟的角度出發,決定從交趾撤軍。此外,在鄭和旗下西洋後,大明王朝也不再派出水師出海遠洋。

這兩項策略使得大明王朝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急劇下降,原先東南亞的眾多鄰邦的朝貢也相繼停止,甚至在舊港宣慰司還發生了叛亂。

舊港宣慰司所在地就是現在的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此地是大明王朝駐東南亞的最高行政機構,此地曾經是大明王朝領土的最南端。

1440年後,舊港宣慰司的這片領地被當地人奪回。

可以說,朱瞻基的內縮防禦戰略讓大明王朝陷入了四面為敵的險境之中,滅亡成為必然。

第二個隱患:內閣權力空前擴大,甚至權傾朝野

朱瞻基能夠得到皇位要感謝老爹朱高熾,而朱高熾能得到皇位則要感謝鼎力相助的文官集團。

朱高熾除了仁慈別無長處,也並不受朱棣待見,之所以說朱高熾能夠穩穩獲得皇位,則是楊士奇等文官在朱棣面前“吹暖風”所致。

朱高熾、朱瞻基父子在位期間則對內閣官員的官品進行了調整,讓楊士奇、楊榮、楊溥“三楊”任內閣成員,因此內閣在朝廷中的地位非常高。

尤其在朱瞻基即位後,對“三楊”更為倚重,他們在內施仁政以及軍事上實行內縮防禦的策略上給予了朱瞻基諸多指點,“三楊內閣”成為朱瞻基離不開的“柺棍”。

在朱元璋、朱棣當政時,內閣大學士是由五品文官擔任的,他們只具有顧問身份,很少有參決的機會。

朱瞻基當政後,內閣權力不斷擴大甚至還獲得了一項重要權力——票擬權。

所謂票擬權就是奏章直接讓內閣成員去審閱,他們給出處理方案後交給皇帝裁定,皇帝要作出批紅。

如此一來, 內閣權力獲得了質的轉變,內閣獲得了一定行政權力。畢竟皇帝是要聽取內閣所提意見的,內閣已經能夠左右皇帝的思想。

因此,內閣的權力也逐步凌駕於六部之上,內閣雖無丞相之位,但已有丞相之實。

內閣可謂是一把雙刃劍,如何利用是關鍵。

如果大明朝的皇帝都像朱元璋、朱棣這樣敬業勤政,那麼內閣絕對是一個好助手,只可惜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大多不務正業,遇到這樣的皇帝,內閣只會權力極度膨脹,甚至會禍亂朝綱。

酷愛煉丹的嘉靖皇帝在位期間,內閣首輔嚴嵩把持朝政,甚至太子的廢立都被其把控,皇帝就是一個空架子。嚴嵩斂財到了瘋狂程度,嚴嵩父子甚至還在家裡肆無忌憚地說:“朝廷無我富!”

到了崇禎時,大明王朝已經被內閣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掌控。崇禎本想通過一番作為來挽救腐朽的大明王朝。怎奈他的政令在內閣那裡接連被否定!

無奈崇禎接連撤換內閣首輔,崇禎在位17年間竟然更換了19位內閣首輔。

內閣用消極不合作的態度與崇禎分庭抗禮,也正是因為這種空前內耗,消磨掉了大明王朝的最後一口氣。

難怪崇禎臨上吊前慨嘆:“文官皆可殺。”

第三個隱患:太監被委以重任,且權力暴增

1426年,朱瞻基開始設立“內書堂”教太監識文斷字,給太監辦文化補習班,這是亙古未有的事情。

朱瞻基的這一行為是犯了祖規的!當年朱元璋為避免太監專權曾經立下了太監不得干政、不得重用的鐵律!

朱元璋規定太監只負責端茶倒水,不許識文斷字。太監即使受封為官,最高也只能到達四品的級別,而且不得穿官服。

那麼朱瞻基為什麼要犯規呢?很簡單,為了制衡內閣為首的文官集團。

內閣每天“票擬”來的奏章依舊很多,皇帝即使一一閱讀也是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的。為了不讓內閣“鑽空子”,“內書堂”畢業的太監就派上用場了。

太監們會把奏疏整理成簡報呈遞給皇帝。這些太監中的佼佼者還會擔任“秉筆太監”,權力不小,可以直接用皇帝的名義“批紅”,還能加蓋皇帝印章。

讓太監當助手處理朝政,本意是讓太監替他明察秋毫,避免內閣獨大,結果朱瞻基卻又養起了一隻“大老虎”。

如果遇到朱瞻基這樣的明君還好,皇帝口述,太監執筆。如果遇到不務正業的皇帝,那麼“批紅”也就變成太監個人的權力了。

宦官專權,可以說皆是朱瞻基為子孫種下的惡果,這也成為大明王朝覆滅的一個原因。

王振就是“內書堂”培養出來的太監!王振不光識文斷字甚至可以稱為高級知識分子。這個王振險些將大明王朝滅掉。

明英宗朱祁鎮上臺後,十分寵信王振,對王振言聽計從。王振甚至攛掇朱祁鎮御駕親征打蒙古,結果在“土木堡之變”中,朱祁鎮當了俘虜。

明軍在交戰不利時撤退,王振建議朱祁鎮的大軍改道從他的家鄉路過一下,目的是用衣錦還鄉的虛榮向鄉鄰炫耀,而正是他的一己私利,把大明軍隊置於蒙古軍隊的埋伏之中,朱祁鎮就這樣被一個太監給坑了。

要不是于謙建議啟用明代宗繼位,大明王朝也許就陷入了萬劫不復之中。

王振之後,劉瑾、魏忠賢的權勢一個勝過一個,他們禍國殃民、收刮民脂民膏直接將大明王朝推向了懸崖邊。

綜述:總體來說朱瞻基是一位有道明君,他通過一些列措施休養生息,使得大明王朝的經濟快速發展。不過他施行內縮的軍事政策以及擴大內閣、宦官權力的作為,卻為大明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大明興也朱瞻基,敗也朱瞻基。


二月二的二龍頭


明朝的滅亡,宣德帝朱瞻基!他應該付50%責任!!!

朱瞻基作為一代明君,能文能武,繪畫書法,促織天子;文治武功,萬國來朝。

我家太宗皇帝永樂大帝千古一帝棣棣的好聖孫,從小就被爺爺奶奶器重無比的孩子,當了皇帝之後也任用賢明,禮賢下士,在他治下,武有武英鎮國公,天下大將軍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文有大明第一內閣“三楊”——人如其名的曠世奇才楊世奇、深入虎穴的大明英雄楊榮,肚量大氣量大的楊溥。還有廉吏清官于謙,況鍾都是他一手提拔。

朱瞻基可以在寒冷的冬夜親自登門拜訪年近七旬的老臣楊世奇,並且幫他披上灰鼠褂;可以邊畫畫邊寫字邊鬥蛐蛐邊把大明帝國治理的海晏河清,蒸蒸日上,萬國來朝。高麗後宮,交趾奴隸,西洋和西域每年都要大量上貢,這就是開放、和平的太平盛世——大明帝國。

宣德爐,蛐蛐罐,青花瓷;好一個宣德大帝!

交趾奴,高麗婢,下西洋;好一個仁宣之治!!

向天再借五百年?唱給康熙?不存在的!!

這首歌應該唱給宣德大帝朱瞻基!!!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王振也不會獨攬大權,朝綱敗壞

如果不是朱瞻基,安南就不會丟,蒙古就不敢侵犯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于謙也不會被誤殺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也先早就被滅了,也不會有什麼土木堡了

如果不是朱瞻基死的早,明朝的瓷器就不會有成化什麼事了,宣德瓷器絕對首屈一指,還有各種宣德香爐,蟋蟀罐等等;都是傳世珍品。

中年即位繼位的朱祁鎮,也會以父親為榜樣,兢兢業業做一個好皇帝,任用賢臣,勵精圖治;成化大帝也不會貪玩好樂,明朝也不會在甲申滅亡。

然而,歷史是拒絕如果的。朱瞻基之後的皇帝基本都是昏君,朱祁鎮開了個壞頭。

所以我認為,朱瞻基責任最大!明朝滅亡,不賴崇禎,不賴天啟,不賴泰昌,不賴萬曆,不賴隆慶,不賴嘉靖,不賴武宗,不賴孝宗,不賴憲宗,不賴英宗,歸根結底,就賴宣德大帝朱瞻基!!!


孤獨的始皇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大明王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熾長子。朱瞻基是明朝一位頗有作為的封建帝王,其在位期間,“以德治國”積極實行仁政,同時重視國家農業生產,使國力進一步增強。

朱瞻基執政期間,重用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賢臣,勵精圖治,使得國家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實現了明朝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仁宣之治”。歷史學家谷應泰是這樣評價朱瞻基的,“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由此可見,明宣宗朱瞻基的歷史功績是很高的。

作為世人所稱道的明君,朱瞻基其實也是有一些不足之處的,尤其是在處理宦官問題上,他出現了重大的失誤。為什麼這麼說呢?下面請聽玲讀歷史的分析。

朱瞻基允許宦官識字,提高宦官地位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為了防止宦官干政,便在宮中立下了“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以此明令禁止宦官參政。建文帝在位期間,對宦官的管理也是極為嚴苛的,靖難之役爆發後,很多宦官便被朱棣所用,於是朱棣便依賴宦官“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為耳目。”這些宦官為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戰爭結束後,宦官們的地位較之前有所提升。

朱瞻基即位後,開始加強對宦官的培養,在宮中設立專門的宦官學堂——內書堂,允許宦官讀書識字,對於朱元璋“內臣不許讀書識字”的規定置若罔聞。內書堂培養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宦官,而且政治地位又有所提升,於是這些有學問的宦官便開始結交外廷官員,為日後的參政打下了基礎。由此可見,內書堂的設置其實已為明朝宦官專政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宣德年間,朱瞻基還給自己的心腹太監金英、範弘等賜以免死詔。可見,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間,宦官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實質性提高。

朱瞻基重用宦官參與政事,賦予宦官權利。

明宣宗不僅提高宦官地位,甚至還重用宦官參與政事。無論從中央到地方,還是從軍事到民政,宦官們已經開始全面參與所有領域的事務,而且朱瞻基還賦予宦官更多幹政權利。

1、代行“披紅”權。宣德時期,朱瞻基確立了司禮監聯合輔政的體制。起用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皇帝的批紅權,可以對內閣的票擬進行披紅。“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用硃筆批行。”在這種特權下,以“披紅”束縛“票擬”,即秉筆太監權利可以凌駕於內閣之上,可想而知“秉筆太監”的權利有多麼大。

2、參與軍政權。朱瞻基在位期間,在各省和邊鎮都派有鎮守太監,主要作用是監督民事、刺探軍情、監軍、監督地方官員等,而且在軍政中也是重要角色。於是,這些宦官自侍權高,便為所欲為,甚至干擾軍政。

3、採辦貢品權。宦官還有一項重要作用就是為皇室採辦貢品,據記載,朱瞻基對蟋蟀情有獨鍾,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於是他經常派宦官到各地採購蟋蟀。《萬曆野獲編》記載:“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而這些採辦太監便狐假虎威,倚仗皇室,為害地方百姓,惹得民怨沸騰。

結語

綜上所述,朱瞻基在位期間,設置內書堂,允許宦官識字,提高宦官地位,賦予宦官批紅權等,使宦官的勢力得到空前提高,無意中為宦官專政留下了隱患。正統十四年,明英宗聽信宦官王振,親征瓦剌,導致“土木堡之變”。王振是朱瞻基親自安排在朱祁鎮身邊的太監,所以“土木慘敗”朱瞻基是不能脫盡干係的。明熹宗時期,魏忠賢為司禮秉筆太監,權傾朝野,使中國歷史上的宦官專權達到了頂峰。由此看見,無論是王振專權,還是魏忠賢擅權亂政,根本原因就在於明宣宗起了好頭,賦予太監“披紅權”,所以,筆者認為朱瞻基留給大明王朝最大的禍患就是過於重用太監,賦予了太監過多的權利,最終釀成了明朝宦官專政的悲劇。


玲讀歷史


明宣宗朱瞻基,是大明第五代皇帝,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永樂九年(1411年)被成祖立為皇太孫,鍾愛異常。其父仁宗的皇太子地位,也是因為有這麼個好兒子、“好聖孫”,才得以穩固。

洪熙元年(425年)五月,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繼位,即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去世,一共當了九年半的皇帝。

在位期間,宣宗基本繼承了永樂、洪熙年間的清明政治局面,重用“三楊”、蹇義、夏元吉等數朝老臣,執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使得明初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民間得以安居。

宣宗本人頗知民間疾苦,經常以歷史上注重民力、愛惜百姓的漢文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帝王勉勵自己;而以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導致國家衰落、甚至社稷覆亡的漢武帝、隋煬帝等奢欲帝王為反面例子,以警醒自己。並因此總結出經驗:國家之興盛,在於休養生息、百姓安定;而國家衰落,必由於大興土木、妄動兵戈。

為了顯示與民休息的決心,宣宗首先從自身做起,厲行節儉。並說:“人君節儉,則戶口日繁;財賦自然充足。”日常宮中器物用度,均減少供應,夠用即可,不再多置辦。仁宗及宣宗自己的陵墓,也是按照簡樸風格,僅僅數月就完工,不再耗費極大物力人力。

宣宗執政期間,能夠約束自己,虛心納諫,做到親賢臣、遠小人,整肅綱紀、明辨是非;政治較為開明,社會也比較平穩,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養生息,經濟也有一定發展。宣宗本人的確可以稱為有作為的賢君。

但是人無完人,即使如同宣宗這樣相對有成就的皇帝,同樣也存在這一些缺陷,由於其施政的失誤,及政策的缺陷,總還是為後世留下一些隱患,其中有的甚至遺患無窮,具體來說,似乎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棄守交趾;

交趾,是今天的紅河流域,自漢武帝時期起,就歸屬於中華中原王朝,歷時千年之久。晚唐五代時,中原混亂,力有不逮,所以交趾趁機自立,割據獨立。

永樂四年(1406年),交趾內亂,陳朝被胡氏篡奪。明成祖先是收留陳朝王子,後來又派兵把他送回,準備冊立新王。但是胡氏途中殺害了陳朝王子,並同時對護送的明軍多有殺傷,主動挑釁。

成祖大怒,立即發兵討伐叛逆,第二年平定交趾叛亂,擒獲胡氏叛臣,並廢除王國,設立交趾布政使司,至此脫離中華四百多年的交趾重回中原版圖。

雖然重新收回交趾,但是當地人已經獨立四百年之久,對於中原認同感幾乎不存在,再加上明朝管理當地的官員對於交趾橫徵暴斂,使得當地的百姓奮起反抗,多次舉行起義,擊敗明軍。

而明軍在交趾的駐軍耗費巨大,所得卻寥寥,實在得不償失。成祖在世時,沒有人敢於提出自交趾撤兵的建議。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之後繼位的仁宗不過在位十個月就去世,所以,交趾這個拖累大明的攤子,最終就得由宣宗來解決。

自宣德元年(1426年)起,明軍在交趾屢屢被當地反抗勢力擊敗,喪師無數,國家耗費也愈加龐大。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人連續擊敗成山侯王通、安遠侯柳升率領的明軍,王通受傷,柳升陣亡。

當年十月,宣宗在聽取了諸輔臣的意見後,決心放棄交趾,撤回駐守官吏軍隊,以擺脫這個給予大明極大負擔的爛攤子。

宣德三年(1428年),在宣宗的決策下,明朝正式放棄交趾,撤退回國。雖然這一決策使得明朝在南方的壓力和無休止的投出得以消除。但是長遠來看,明朝棄守交趾,卻是使得當年成祖討伐胡氏、“郡縣安南”,以震懾西南諸藩國的舉措半途而廢。

明軍自交趾撤兵,無疑是對叛亂者的妥協,也大大損害了大明國威。自此,西南各藩屬不再對大明誠惶誠恐、恭順低伏。而是逐漸起了輕視之心,此後西南麓川、緬甸等地、乃至國內廣西、土司,都不再畏服,敢於主動挑釁大明,與宗主國兵戎相見。

這些後果,都是因為當年宣宗沒有深思熟慮、堅決維護威懾政策。如果宣宗一面遣派宿將駐守交趾(如英國公張輔)堅持保土,一面並以安撫懷柔之策輔助,如同安定雲南一樣,守住交趾國土,則紅河流域絕不會離開中華而自立。

宣宗考慮不周,為削減短期耗費、急於割捨“耗費巨大爛攤子”的交趾,草率撤軍,成祖辛辛苦苦所收復的故土再一次失去,實在令人遺憾,這與宣宗失誤的決斷之是分不開的。

二、開辦內書堂;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在設立內官諸司衙門同時,也制定了“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翻令者斬”的詔令,製成鐵牌,懸掛於宮門之側,已警示後世子孫。

此後,建文、永樂、洪熙諸朝都遵照太祖制度,嚴格使用宦官,並限制其職權。雖然有鄭和這樣的名垂青史太監(明制,宦官諸司衙門首領稱太監、副手稱少監),但是在宣德以前,宦官的勢力被嚴格限制,其干預政事的能力和條件都不存在。

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在繼位當初,就改變祖制,“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令大學士陳山等教授之”。

每年都選取幾百新入宮的小宦官,在大學士(後來是翰林清貴官員)的教導下,學習文化知識、儒家經典,經過數年的培養,其中優秀者會被補入宮內各職司任職。

宣宗培養宦官學習文化,掌握知識,其實是為了更加穩固地掌握皇權。自太祖誅殺胡惟庸,廢黜丞相制度後,皇帝便親力親為、大權獨攬,一人處理全部軍國大事。太祖那樣的勤勉之君,對於單獨處理政事倒是可以完成。

即使這樣,還是設立有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協助其處理政務。初期的大學士品級不過五品,工作職責也只是建議、以備諮詢,職權不大,不足以威脅皇權。

永樂以後,面對諸多繁雜政務,皇帝漸漸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身邊的秘書:諸大學士們,則開始更多地擔負起日常政務的處理,獲得了代皇帝做出決斷(即票擬)的權力,地位權勢日漸重要。明代內閣制度,由此開始成形。

雖然成祖、仁宗,乃至宣宗本人,與這些助手們關係十分融洽,平常相處也很相得,仁宗本人還是得諸內閣輔臣們的支持,最終才能繼承皇位,對於這些輔臣們的感激之情絕不虛假。但這是以皇帝本人的優秀素質為前提,能夠掌控住朝政大權,才達成的局面。

宣宗還沒有登基前,就預見了之後內閣勢力會越來越大,一定會成為皇權的制約和威脅,自己可以以充沛的精力和勤勉的執政來駕馭這些賢臣,但是不能保證日後子孫嗣皇帝也能有祖宗一般的精力和毅力,牢牢掌控皇權。

而目前的諸輔臣們也是賢臣,確實忠心無二,但是不能保證日後這個制度下,他們的後繼者也能如同先輩一樣,忠心無私,早晚會有臣子因為權力過於集中,而做出威脅皇權的事情。前代諸多權臣篡位,改朝換代,都是這個路數。

而宣宗想要破除這個局面,除非徹底廢除內閣制度,但是他自認沒有太祖那樣的天分和勤勉,一人治理天下,實在是太難。即使下決心消除隱患,對於自永樂年間起就輔佐自己祖孫三代的老臣們,他又做不出像太祖那樣全部清除掉的狠心事。

於是,宣宗有意扶持一股親近的力量,來制衡憑藉內閣制度而逐漸掌控朝政的文官集團,而且這股力量還必須受自己、以及後世子孫所控制;同時也有能力、有作為牽制文官集團。最合適的選擇,自然就是日夜隨侍身邊、作為天子家奴存在的宦官集團了。

宦官作為皇帝身邊最親近人,理所應當受皇帝信任,同時,他們身體殘缺,沒有後代,也不用擔心會形成世襲家族。作為皇室奴僕,他們的利益與皇家是一致的,忠心度不用懷疑。如果加強他的知識,賦予他們處理政事的資格,那就是制衡文官集團的天然助力。

考慮到這些,宣宗才決定培育宦官中的“知識分子”,讓他們熟知禮儀典故、儒家經典,日後好為自己分擔政務處理。另外皇帝不方便直接出面與文官發生衝突,所有代表皇權出面與文官集團激烈交鋒的事情,都可以由宦官首領代為出頭,這樣,皇權不至於被文官集團架空,而皇帝也可以減輕壓力,更好地操控朝政。

宣德以後,內官大太監們如果要進入司禮監,成為皇帝的私人秘書,替皇帝分擔政務,代行“批紅”,基本都要出於內書堂的宦官學生中。由於教授他們的基本是翰林院的文臣,所學的知識及思想也嚴格遵循儒家傳統教育。

所以有明一代,內官司禮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基本都是有學識、有見地的文化人,品德操守暫且不過,能力上基本是沒有問題,也很好地承擔了皇帝助手、秘書的工作。

但是,宣宗開辦內書堂的制度,無論出於怎樣的目的,最終制衡文官的目的也算達到,這項制度對於大明後世,確實遺禍不淺。

宦官集團依仗皇權攫取了原本不屬於他們的權力,客觀上使得大明的政治結構發生極大改變,朝政自宣宗以後不再清明,後世皇帝怠政者居多,這使得宦官能夠假借皇權操控朝堂,與文官針鋒相對,爭奪權力,國家因此施政混亂。

宦官中雖然也有正常人,但是居多的是因身體殘缺而導致心理陰暗、乖戾的險惡之輩。他們掌握權力,有確實沒有文官那樣相對高的操守,貪婪的追逐私利,結黨營私,給日後的大明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害。

王振、汪直、劉謹、魏忠賢,無一不是因此而登高位,掌握權力,肆意妄行,給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都是因為宣宗重用宦官,扶持內官而造成的後果。


伯虎42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經過朱棣的幾番折騰,明朝已經內外俱疲,國家財政也出現了危機,幸好有仁宣二帝力挽狂瀾,明朝這輛馬車才得以迴歸正軌。

朱高熾和朱瞻基為了再現明朝的輝煌,改革和調整的政策接踵而來。有的成效較大,有的成效一般,但也讓明朝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得以恢復,更是出現了“仁宣致治”。

而“仁宣致治”作為永樂後的一次重要的調整,給明朝帶來了十來年的和平穩定,但是也有弊端,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

忽略了瓦剌部的崛起

永樂二十年(1422年)開始,朱棣不顧大臣的勸諫,一意孤行地進行北征,連續三年北征,但朱棣的注意點都在阿魯臺,韃靼的身上,完全沒有注意到瓦剌部的崛起。

宣德年間,邊防政策轉為“防守”為主,而朱瞻基在巡防方面,注意點也是韃靼。韃靼部的衰落,給明朝的邊境帶來了十幾年的穩定和平,也麻痺了明朝的將士,忽略了其他的部落的發展。

其實,在朱棣第四次北征時,韃靼部衰落的苗頭已經出現,瓦剌曾經把阿魯臺打得屁股尿流。但瓦剌與韃靼不同,瓦剌是積極地和明朝保持朝貢關係,一方面卻加緊擴張兼併北方的各個部落,成為北方部落的實際主宰者。

朱瞻基對瓦刺的崛起可以說毫無警惕,邊防軍隊官位空缺、儲糧不足、邊備鬆弛,這也直接導致了北京的整體防禦潛伏了危機。


宦官專權端倪出現

朱元璋時期,曾立牌“宦官不得干政”,但朱元璋也曾任用宦官進行一些活動,但宦官的權力並不大。

但是,到了朱棣時候,宦官逐漸有了出使、專征、分鎮、刺探臣民隱事等重大事權,不過朱棣駕馭宦官遊刃有餘,並沒有太大的威脅,而且因為重用,更是出現了一批有作為的宦官,比如下西洋鄭和、王景弘、侯顯等。

而到了仁宣時期,宦官得到了進一步重用,朱瞻基更是還打破了朱元璋所規定的不許宦官識字的祖訓,設立內書堂,培養了一批頗有文墨的宦官。

同時,司禮監的地位得到進一步的提高,成為二十四衙門之首。而在司禮監裡面,設有提督太監、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和隨堂太監等職位。

提督太監分管內廷事務,而掌印、秉筆、隨堂太監分管外廷事務,就是批紅替皇帝行駛決策權。在宣德後期,皇權幾乎都是由司禮監代行。

自此,宦官專權就有機會了,後邊的“土木堡之變”也印證了這一系列弊端,王振勢大,瓦剌崛起,皇帝被俘,明朝由盛轉衰!


【小皮】


十點烏托邦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歷史上很有作為的皇帝,在位期間,實行仁政治國,任用賢德之人,重視農業生產,出征蒙古大漠,綜合國力得到很大增強。 後世所修的《明史》高度評價明宣宗:

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其與父親仁宗開創出“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文化繁榮”的新氣象,史稱“仁宣之治”。不遜色歷史上“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然而宣宗皇帝也為後世埋下一些隱患,其中最大的隱患,首當其衝便是扶植宦官勢力。 在洪武朝,太祖朱元璋曾立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嚴禁宦官干預政事。到了永樂時期,宦官多次在宮中刺探消息,“助攻”成祖朱棣奪得靖難之役的勝利,地位得以提升,開在嶄露頭角。

《明史》:在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到了宣德時期,宣宗延續祖父的做法,進一步提升宦官的地位,為更好服務政事,設立內書堂作為配套,專門的宦官教育機構,師資力量雄厚,以翰林學士教授四書五經,值得注意的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據說是最受歡迎的課外讀物,從此培養出一大批知識型宦官:

用途1、輔政中央。

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一職,獨攬大權。到了兒子成祖朱棣,精力有所不及,選拔解縉等人進入內閣,擔任皇帝的私人秘書,作為政務方面的顧問。

至宣宗時期,確立下了內閣——司禮監聯合輔政的制度。具體流程:由內閣提出適當的政務處理建議供皇帝參考,稱“票擬”;之後皇帝決策定奪,稱“批紅”。宣宗皇帝被稱為“太平天子,促織皇帝”,為了對得起這個稱號,減輕政務上的負擔,授予宦官代行”批紅” 權,行使這一權力的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在其之上是掌印太監。可以看出代表皇帝的司禮監權力在內閣之上,內閣需要司禮監配合才能發揮,以此保證皇帝的大權獨攬,這一確立下的制度一直得以延續。宣宗在世時,宦官危害不太,一切在皇帝掌控之中;但宣宗去世後,大權落到了宦官之手,王振權力熏天,慫恿御駕親征,導致英宗被俘,差點滅國。明朝之後的宦官也是“人才輩出”,劉謹、魏忠賢等人皆是把持朝政一時之人物,魏忠賢,人稱“九千歲”。

用途2、監督地方。

為了更好起到控制地方,宣宗皇帝在即位之初,便派出宦官作為眼目,鎮守雲南,主要起“監督百姓、監軍、彈劾地方官”的作用。以此作為試點,逐步在全國展開。如派內管譚順協助平江伯鎮守淮安;派劉寧駐守鎮江。至宣德十年,即1435年宣宗去世時,全國撤銷十三布政使,由派出宦官代替,有些還兼著皇帝採辦之職。這些宦官所到之處,為禍一方,不僅壓制地方官,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出現當地官吏毆打宦官的例子,欺壓程度,可見一斑。在監軍方面,存在宦官嚴重干擾了軍政,時任副總兵方政便上奏說,宦官作威作福,對於邊務諸多阻撓,還擅自調神機營出鏡。

用途3,出使外國。

比較熟悉的是鄭和下西洋,被傳是尋找建文帝下落,這個是比較正面的形象。更多的宦官藉著天朝的威望出使他國,行“獎勞賞賜”事之餘,打著皇帝的旗號,索要貢物,但不知適可而止,貪得無厭。引起了朝鮮國王的職責:

皆宦寺無識之徒,嗜慾無窮,其所經過,侵漁萬端,取人之物不厭於心。


可以說宣宗寵幸的宦官,引起了國際間的爭端,丟臉都丟到國外去了,嚴重損害了明朝的國際形象,違背了成祖朱棣派出鄭和“七下西洋”的初衷。

後記

奪取政權後的朱元璋,採取了不信任文人的姿態,取消了丞相一職。至宣宗皇帝,選擇了近水樓臺的宦官,著力培養,為其左右驅使。出於私利,於己方便,又開創了內閣+司禮監的輔政模式。就以宦官這一族群而論,身體上的殘缺只會更執著於權力的追求,宣宗給了他們機會,在以後的歲月。使得明朝成為宦官專權嚴重的又一個朝代,始於宣宗的1425。

各位看官,不知道您,怎麼看?


公子霜塵


明宣宗朱瞻基與其父朱高熾,一起開啟了明朝的第一個治世“仁宣之治”,是明朝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好皇帝。但他任用宦官的作法,給大明王朝埋下了“宦官之禍”的巨大隱患。明朝的宦官之禍是從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宦官王振開始的。王振深得朱祁鎮的寵愛,在朝中總攬朝政,胡作非為。在瓦剌也先進兵威脅北京時,王振裹挾著英宗御駕親征,終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

英宗之後,明朝又出現了憲宗朱見深時期的宦官汪直專權,武宗時期的劉瑾干政,到後來的明熹宗時期的魏忠賢更是家喻戶曉的亂政宦官。以致於明朝後期甚至出現了人們“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的局面(《明史紀事本末》)。如此嚴重的宦官干政,使得大明王朝的政治更為腐敗,社會矛盾加劇。

為什麼說“宦官之禍”是明宣宗給埋下的呢?

在大明的歷史上,明宣宗時期的宦官並未能專權,也未掀起什麼禍事,甚至於說,對於宣宗制約內閣,平衡權力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我們為什麼又說“宦官之禍”是明宣宗給埋下的呢?

  • 明朝建立之初對宦官的防範

宦官,是一直生活在皇帝身邊的人。這種優勢使得皇帝容易相信他們,進而導致其專權。宦官專權,是中國封建專制時期的一大特色。在明朝之前,宦官之禍在東漢和大唐中晚期表現尤盛。

(明宣宗與宦官一起打獵)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有感於前朝宦官之禍,對宦官控制得非常嚴,規定他們不能識文斷字,更不得干預朝政。明太祖還在宮門口放置了一個鐵牌,在上面寫下了如下規定:

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宦官傳》)

在如此嚴格的規定下,明初的宦官們都老老實實的在後宮中,沒有機會干預朝政。

  • 明成祖時,宦官開始參與朝政

問題的轉機出現在明成祖朱棣奪權後。明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從他的侄兒朱允炆手中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鄭和(下西洋的三寶太監)、李興、馬靖等宦官立下了很大功勞。

朱棣在順利當上皇帝后,由於宦官有功,他開始放寬對宦官的管制。宦官們逐漸學習文化,參與到出使、專征、監軍等政治事務當中。

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明史·宦官傳》)

另一方面,由於朱棣的皇位來得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民間和朝堂之上對此的非議都較多,朱棣因此對朝中大臣較多不太信任。朱棣於是設立了一個專門的特務監察機關,由其信任的宦官做為首領,以此來監視國內的民眾和官員。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東廠”。

(東廠 特務人員)

東廠做為一個具有秘密警察性質的特務機關來說,它直接對皇帝負責,對臣下有監視、輯拿等重大權力,

  • 明宣宗時,宦官大規模參與朝政,為宦官專權埋下了巨大隱患

關於這一點,我們先從明朝的政權架構說起。

明朝初期時,依然依照前面朝代,有中書省、左右丞相做為皇帝之下的政府執行機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承擔著為皇帝輔助決策、政令執行的政府首腦職責。

但在胡惟庸案之後,為強化皇權,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之職,皇帝直接管理六部。這樣的結果是,皇帝避免了丞相操弄朝政的風險,全國的大小事務卻都集中在了皇帝這兒決斷,皇帝的事情就多了起來。

特別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多次的親征耗費了他大量精力,只得特派胡廣、解縉、楊榮等進入午門的文淵閣當值,來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這就是所謂的“內閣”。這個機構中的人員“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其任務就是為皇帝決策做出參考意見,只能算是皇帝的一個秘書機構,而非權力機構。

到了明宣宗時期,內閣成員楊士奇、楊榮等在外廷均兼有尚書等高位,內閣的權力加重。國內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彙集到內閣處,由內閣成員提出處理意見(稱之為票擬),上報皇帝最後定奪。

一般來說,皇帝都會採納其意見,再將這些意見以詔令的方式交給相應主管部門實施,等於說,很多時候,決策就是出自內閣之手,再加上內閣的閣臣在外廷也有較高職位,他們事實上就充當了宰執之職和擁有了宰相的權力。

為了制衡內閣的權力,明宣宗開始讓宦官全面參與行政。

上面說到,內閣會將全國大大小小需要皇帝決斷的事,提出初步意見,交給皇帝批覆。這個任務是非常重的,但如果皇帝不審批內閣的意見,又極易導致內閣專權,甚至架空皇權。

為了減輕自己的工作量,明宣宗就想到了讓太監幫他批覆的辦法。具體操作流程就是,內閣所“票擬”的奏章交到皇帝那裡後,皇帝挑選軍政等重大事情親自批覆,餘下的就由司禮監秉筆太監(明朝專權的宦官基本上都做過司禮監秉筆太監)代為批覆,稱之為“批紅”,再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完成蓋章程序後交由六部執行。

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既減輕了皇帝的工作量,又讓宦官與內閣之間互相監督、相互制約。

(明成祖)

為了能讓太監更好的參與行政,明宣宗一改太祖皇帝立下的不許宦官識字的祖訓,設立了內書堂,專供教宦官讀書,其中優秀的可以獲授秉筆太監之職,一時讓宦官讀書熱情高漲。

能識文斷字的宦官還可以出任地方鎮守太監,以及進入東廠等特務機關中,獲得更多的權力。後來的明熹宗時期的魏忠賢就曾出任司禮秉筆太監,和掌控東廠等特務機關,權傾朝野,一手遮天,被稱為“九千九百歲”,只比皇帝的“萬歲”少了一百歲,可見其弄權之嚴重。

明宣宗朱瞻基讓宦官參與行政,為何沒出現宦官專權的現象

明宣宗時期,雖然讓宦官參政,但宣宗自身是一個英明之君,他勤於政事,能夠站在較高的位置,監督和控制宦官們的行為,讓他們不能為所欲為,更好的為自己服務。

明宣宗曾很多次下令禁止宦官過多地參與採購、伐木和造船等行為。對於作奸犯科而犯有罪行的宦官他也毫不猶豫的加以嚴懲,宦官在宣宗時期基本上未有專權的現象。

(號稱“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

這完全靠的是明宣宗個人的能力來阻止宦官的獨大,但是,當後來的皇帝如憲宗、熹宗等懶於朝政,政治腐敗,易於聽信讒言的皇帝來說,就不足以阻止宦官權力的濫用。正如歷史學家白壽彝所言:

一般來說, 在皇帝勤於政事, 積極有為的時候, 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 在政治腐敗, 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 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 染指於政, 甚至左右政局。

所以說,明宣宗為後來的宦官弄權埋下了一個制度上的隱患,這不失為他所主導的“仁宣之治”的一大敗筆。


您覺得是這樣嗎?


摯守靜篤


單看朱瞻基在位期間的表現,尤其是為政舉措的話,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他有能力,有想法,不昏庸,符合一個優秀的守成之君所必備的一切條件。然而,評價一個人,尤其是站在歷史拐角去看待前人之事的時候,是需要加上很多後來因素的。雖然他在生活上有點瑕疵(比如喜歡鬥蛐蛐,也因此自己還被後人稱為“蟋蟀天子”),但生活上的一些愛好不足以否定他的歷史功績。能否定一個人一定是會給後世帶來深遠影響的,但朱瞻基喜歡鬥蛐蛐不是,他讓宦官學習進而參權這件事,卻是一件足以顛覆他之前所取得的所有功績的事情。那麼朱瞻基為何要讓宦官學習呢?這還要從朱元璋說起,朱元璋當年為了加強皇權,以“胡惟庸案”為藉口取消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丞相制,大權獨攬,但取消丞相制也有弊端,那就是一切軍國大事皇帝都必須親力親為。早期朱元璋尚可以堅持,但時間久了便自覺精力不足,於是便有了殿閣大學士,大學士協助朱元璋處理政務。

到了朱棣時期內閣出現了,一開始內閣沒有決策權,但隨著皇帝的力不從心,內閣開始參與到政務的決策之中,到了朱瞻基即位後,內閣有了票擬的權力,即替皇帝處理相關國家事務,最後將處理意見呈報皇帝,皇帝做最後的決策。雖然朱瞻基深知宦官干政的後果非常嚴重,且他對宦官的監管非常嚴格的,所有大事的最終決斷依舊掌握在自己手裡。但他還是沒有意識到賦予宦官參政對大明朝意味著什麼,尤其是他沒想到自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會差點因此而葬送了大明朝。公元1449年,朱瞻基的繼任者明英宗朱祁鎮率領的二十萬明朝精銳,在土木堡被瓦剌軍擊潰,自己也做了階下囚。土木堡之變,對於大明王朝的影響是災難性的,這自不必說。而造成土木堡之變的主謀就是一個叫王振的宦官,從王振開始,宦官開始登上明朝的政治舞臺,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王振專權距離朱瞻基駕崩才不過七年,恐怕朱瞻基做夢都沒想到,短短七年,宦官們就已經開始影響大明王朝的歷史走向了。



歷史愛好者小何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優秀的守成之君,他有能力,有想法,不昏庸,在位期間也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與其父的統治一起被稱為“仁宣之治”,明朝在他手中走向了鼎盛,卻又在他死後短短十幾年由盛轉衰,險些亡國。朱瞻基雖然能力出色,但在位期間也給明朝埋下了幾大隱患。

1,內閣權力加重,文官集團崛起

明朝內閣起源於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雖有雄才偉略,但一次次的御駕親征讓他不能真正意義上地總攬政事,於是皇帝的“助手”機構——內閣應運而生。明成祖即位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

明成祖成立內閣以後,雖然讓內閣幫忙處理政事,卻把決策權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內閣此時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顧問,不是權力機構,而且品級不高。

至明宣宗朱瞻基時期,權力開始上升(三楊輔政),且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即為“票擬”,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帝批准,此時朱瞻基仍有最終決策權,用紅筆批示,成為“批紅”,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此時楊士奇、楊榮等人均

兼有尚書職位,雖然身居內閣,其頭銜均以尚書為尊。至此,閣臣已經位高權重了,內閣權力也進一步加重,這與內閣創立之初的本意大相徑庭。

開了此先河,之後明王朝的文官集團開始坐大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到成化、弘治年間,內閣在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再到嘉靖二十一年,權臣嚴嵩任武英殿大學士後,專擅朝政二十餘年,內閣的權力已經完全與從前的宰相一樣了,經過嘉靖、隆慶的發展,萬曆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張居正的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現代首相的地位。曾經皇帝手底下的小小秘書,發展居然後來能夠對抗皇帝,這種情況是哪個皇帝也不能忍的,朱瞻基自然也不例外。很長一段時間裡,內閣與皇權矛盾重重,與六部之間又職權界限不清,彼此失調,行政效率大打折扣不說,還在客觀上有利於宦官集團擅權亂政;閣臣內部矛盾重重,鬥爭不斷,免不了形成“朋黨”。有此種種,明中葉以後政治日益腐敗。

2,允許太監讀書,埋下宦官亂政的種子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時,曾立下一塊鐵碑,上面規定了後宮與宦官不得干政,違令者死。明初的幾代帝王也都較好地落實了這一規定。到明宣宗時,或許朱瞻基隱漸漸覺到文官集團的強大將不利於皇權,但又有諸事需要倚重,不好直接打壓,於是就尋思扶植另一股勢力來制衡 。而宦官是自己身邊的人,又對自己忠心耿耿,所以是很好的選擇。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在宮內為宦官提供正規的書本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宦官,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文件和正式與朝廷官員聯繫。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讓他們代替自己處理公文,尤其是內閣送上來的票擬,代替皇帝行使“批紅”的權力。如此便開了明代宦官涉政的先河。


朱瞻基他自己當然知道宦官專權帶來的惡果,所以宣德一朝雖然讓宦官讀書,但對宦官的管理是十分嚴格的,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採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他無意地為宦官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就朱瞻基而言,他自己是有足夠能力去控制宦官行為的,只是他沒能料到的是,一旦有後世之君怠於政事、翫忽職守時,宦官將會有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並敗壞明王朝的政府。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英宗朝的王振,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宦官不可怕,就怕宦官有文化。明朝的宦官雖然亂政,但他們權力再大也只是皇帝的奴僕,他們的權力來自於皇權,他們的很多行為皇帝是默許的,而皇帝也不傻,他們也都知道宦官的危害,只是他們需要這樣一個宦官集團去對抗文官集團。至於那些宦官,能用則用,當廢則廢,該殺就殺,反正哪個宦官上位都一樣,只是皇帝的奴才。而閹禍、黨爭、也成為明朝政治無法抹去的烙印,致使政治腐敗,加速明王朝的敗亡。

3,對於朱祁鎮,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明宣宗朱瞻基去世時,太子朱祁鎮只有九歲,一個九歲的孩子能懂什麼治國呢,好在還有張太皇太后和孫太后幫忙照看著,還有宣宗留下來的強大班底來輔佐,基本沿用宣宗朝的施政之策,一直到正統七年都是比較安定清明的。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太監王振開始花式作妖,小皇帝朱祁鎮對王振極為倚重,孫太后漸漸管不住他,而他也在王振的攛掇下成功迫使孫太后交權,小皇帝他自己親政。但毫無疑問,小皇帝的理政能力是十分稚嫩的,凡事有王振,在王振的攪合下,原本風清氣正的朝堂搞得烏煙瘴氣,最後終於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在王振的唆使下,小皇帝御駕親征,幾十萬精銳全軍覆沒,自己也被俘虜,北京城差點被攻破,而這也成為明朝由盛轉衰的標誌。


由於朱瞻基的早逝,朱祁鎮的童年可以說是在母親和祖母的溺愛中長大的,缺少至為關鍵的父愛,沒有一個父親的角色去教導他什麼是對錯、什麼是是非,宮中與他作伴的大多隻有阿諛奉承的太監和宮女,對朱祁鎮即使用“任性妄為”來形容也不過分,由於他自己的任性,偏信小人,不聽勸阻,最終給他自己帶來了一生難忘的慘痛教訓,給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朱瞻基雖是一代英主,對自己的接班人卻沒有履行好教導的責任和義務。我們常常設想,如果朱瞻基多活那麼十幾二十年,與接班人朱祁鎮相處的時間多一點,等到自己駕崩之時朱祁鎮也許會成熟穩重很多,在自己的言傳身教、悉心教導之下,朱祁鎮就算不如朱瞻基能力出眾、大概也不至於太出格吧。都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家庭對一個孩子的成長是有很大影響的,有爹的孩子跟沒爹的孩子相比,差別還是很大的。


大地瓜小地瓜一塊錢買


作為盛世,明代的“仁宣之治”一直為世人津津樂道,而明仁宗在位日短,這段盛世的主要締造者,應該是明宣宗朱瞻基,當其在位之時,成祖時期的連年征戰得以減少,百姓脫逃戰火疲憊,得到了一段寶貴的休養生息時期。

和平的環境之中 ,大明王朝在宣宗皇帝的治理之下,經濟日漸復甦,國力蒸蒸日上,終其一朝,國內安定,四夷伏然,算得上是國泰民安之境,也當得起治世之稱。

明宣宗時期雖然看起來河清海晏,四方來朝,然而作為一代明君,朱瞻基的一些在當時看來非常正確的決策,卻給後世埋下了不小的隱憂,甚至一些學者認為,明代的覆亡,在宣宗朱瞻基時期便已經開始,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看,朱瞻基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最終會成為了大明王朝的隱憂之患呢?

脆弱的和平,忘戰必危

明宣宗時期的和平曙光雖然給國內民生、經濟帶來了和平的契機,迎合了當時國內苦難的反戰情緒,然而當時的外患並未因明朝的和平姿態而徹底消除,明朝建立之後,隨著北元徹底崩潰,蒙古部落分裂為韃靼、瓦剌、兀良哈等部落勢力,這些部落在明成祖北征之時,要麼遭受打擊,要麼臣服示好,整個塞北局勢看似已經向好,這也是明宣宗決定休戰的原因。

然而,作為草原部族,向來遵循的都是弱肉強食,強行兼併的生存法則,在黃金汗帳光輝歷史的號召之下,這些暫時收斂的草原部族們,並非真正想與明朝和好,只不過是一種打不贏,暫時服軟的姿態,揣著後續休養生息,攢足力氣,再來比過的心思。

而明宣宗時期,休戰的政策雖然正確,卻沒有做到積極防禦,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曾經在東北地區設立了奴兒干都司之地,這裡土地遼闊,向北延伸到大興安嶺,向東直接到達庫頁島之地,雖然常年苦寒,但作為明朝的控制區域,如果自宣宗時期一直加強控制這裡的話,自東北面對塞外蒙古可以形成夾擊之勢,而且可以在後金崛起之時,就將其扼殺在萌芽之中。

奴兒干都司地理位置雖然重要,但其苦寒和自然條件惡劣的因素,使得明朝在考慮此地駐防之時,顧慮重重,因為如果要維持或加強此地的駐防,那就需要巨大的人力、物資投入,同時遼闊的地域,自然也要駐防一定數量的軍隊,人少起不到太大作用,而人多,就意味著供給、物資都要翻倍,在苦寒之地,炭耗、冬裝、糧食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在與內閣商議了之後,朱瞻基決定減少奴兒干都司之地的力量,在其看來,如此荒涼之地,投入大量精力,得不償失,將大量的朝廷物力用於宣大之地的防禦,比用在這裡要實際並有效得多。

“凡採捕造船運糧等事,悉皆停止,凡帶去物件,悉於遼東官庫內寄放;其差去內外官員人等俱令回京, 官軍人等各回衛所著役。”

而正是明宣宗對這一塊地區的放手,使得明朝之時在很長一段時期,遼東之地的明軍都是消極防禦,對於後金的崛起沒有形成有效的遏制,一些說明宣宗為明朝埋下亡國的隱患,也是指的這個事情。


拉起宦官,太監自此登上明朝政治前臺


“初,太祖制,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後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製。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

早在朱元璋時期,鑑於歷朝內官亂政弊端,朝廷就有嚴令不得宦官干政,還立有鐵碑專門申明此事,然而隨著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之後,明代皇帝的擔子就開始繁忙起來,朱元璋自己最後也吃不消,最終成立了翰林侍讀團隊,為自己分擔。

而到了朱棣時期,則已經形成了內閣制度,有專門的文官集團開始制度化登上政治舞臺,然而,文官勢力的崛起,相對君權就必然會削弱,為了鞏固自己的君權,在與文官內閣勢力拔河比賽之時,明宣宗看到了身旁的那些宦官,來搭把手,你們跟朕一起來拉。

為了便於協助自己處理朝政,朱瞻基還專門為這些宦官們設立了內書房,並請內閣大學士來教他們讀書識字,宦官,還是有文化的宦官,這樣的特殊文化人,便堂而皇之的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成為了終明一朝,影響深遠的勢力。

俗話說的好,壞人不可怕,就怕壞人有文化,一個不認字的壞人的其破壞力遠不及一位文化修養極高的壞人。

朱瞻基將這批有文化的宦官調教好了,然而不久,他的兒子就嚐到了老爹所留下來的隱患苦果,有文化的宦官王振入了宮,並得到了明宣宗朱瞻基的信任,而且還將這個大太監留給了自己的兒子,最終,這個讓明英宗朱祁鎮非常信任的王振,帶著明英宗走向了深淵,明朝三大營精銳數十萬人在土木堡一役之中,毀於一旦,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虜,差點國破身亡。

明宣宗,這個看似聖明的君王,在其光輝燦爛的仁宣之治中,也最終為大明埋下了深深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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