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后勤补给，限制日军野心，松井石根下令严控炮弹消耗

现代战争，拼的往往是后勤。对于弹药补给，侵华日军有一个独有概念——会战份。

步枪 400发∕支

轻机枪8000发∕挺

重机枪23000发∕挺

速射炮900发∕门

山野炮2000发∕/门

105加农炮或榴弹炮1000发∕门

150榴弹炮600发∕门

150加农炮500发∕门

240榴炮400发∕门

按日军统计，其在二战历次战役中炮弹的消耗量如下：

诺门坎战役 0.15会战份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0.02会战份

塞班岛战役 0.2会战份

佩里硫岛战役 0.5会战份

硫磺岛战役 0.6会战份

冲绳岛战役 0.6会战份

菲律宾战役 0.8会战份

淞沪会战 3会战份

南京会战 1会战份

台儿庄 0.8会战份

南昌会战 1.5会战份

武汉会战 1.5会战份

由此可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弹药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拥有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占领东北后又获得了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奉天兵工厂，因此在弹药生产方面，满足战争消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早在淞沪会战时，日军消耗的炮弹等物资就大大超出了战前预期。松井石根一度下令各部队严格管控火炮使用炮弹数量，规定每门火炮每天的弹药量为0.2个基数，并要求国内应该在为上海派遣军增加一场会战份的弹药量。由于海运供给不及时，日军等了很长时间，才总算凑够了在中国军队防线南部发起总攻所需的5个基数炮弹，从而大大影响了作战进程。

等到日军深入中国国土时，后勤补给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极为落后，连一条符合欧洲标准的道路也没有。仅有的一些干线公路路况也极差，还经常因为雨天泥泞或游击队骚扰而中断。因此日军深入中国腹地后，非常依赖铁路和长江水运。

纵观抗战史就不难发现，日本的进攻基本就是沿着平汉铁路、津浦铁路、浙赣铁路以及长江两岸推进，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后勤补给。这样一来，就极大限制了日军对中国军队实施迂回、包抄、合围的能力。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唯一一个攻击军——第11军，就只能依托长江及洞庭湖水系，对当面中国军队进行有限攻势。这些攻势一般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日军就会因为补给问题而被迫返回进攻出发地。

和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列强相比，侵华日军的机械化程度极其低下。以侵华初期为例，其四单位制挽马师团约25000人，拥有5584匹马。四单位制驮马师团约28500人，4657匹马。日军拥有的载重汽车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而且基本都集中在兵站运输队中。野战师团的伴随补给基本就靠编制内的马匹了。

问题是，马匹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编制内的马匹有许多是骑乘马，不能用于运输的。

这些娇生惯养的日本军马到了中国战场，一旦吃不到像日本那样多的优质马料，轻则生病，重则大批死亡。这让日军野战师团的后勤补给能力更加雪上加霜。因此，我们看一些历史记录片或照片时，不难发现侵华日军“就地征发”中国农民的牛、马、驴等牲畜，绝非个别现象。

在“一号作战”时，日军第11军每月野战补给能力仅有区区3000吨。这点运输能力，能做些啥呢？我们不妨计算一下。日军步枪手一般携带120发子弹和4枚97式手榴弹。三八式步枪子弹重21.1克，120发子弹重约2.52公斤左右。4枚97式手榴弹全重1.78公斤。如此算来，日军步枪手携带的基本弹药量是每人4.3公斤。以第11军总人数10万人计算，日军单兵所携带的弹药补给量为430吨。如果再计算机枪和火炮的弹药携行量，这个数字还会翻几番。

日军99式105毫米山炮的一枚弹丸重量是12.34公斤。日军战史资料中，曾经开列了洪桥会战时第58师团100毫米加农炮联队发动一次攻击所需要的炮弹总数。其中，开始进攻前的压制射击，每门炮40发；支援冲锋射击及射程延伸，每门炮30发；阵内战第一期每门各35发；阵内战第二期，每门各15发。[9]单炮总计发射炮弹120发，总重量1.4808吨。该联队总共有10门100毫米加农炮。本次进攻一次消耗100毫米加农炮炮弹14.808吨。这仅仅还不算迫击炮、山炮、高射炮以及各种独立重炮兵发射的炮弹数量。日军第11军在洪桥会战和桂柳会战当中动用了6至7个师团。因此，可以大致推测日军第11军3000吨的月补给量，弹药供给已经十分勉强，别的物资大部分只好依靠就地抢掠。

就地抢掠本是侵华日军的强项。不过，旧中国经济落后，日军飞机、汽车急需的大量汽油和零配件，在中国是基本找不到的。在吃的问题上颇为讲究的日本人，也许饿急了的时候可以不再嫌弃食物的粗糙，但战乱带来的土地荒芜和粮食减产，以及中国军民的坚壁清野，有时候也会让日军的给养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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