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诸多“人性化”战争影片里，二战时期的日本女性，常是一幅悲戚戚的受害者模样。其中某些在中国火热的影片，还惹得多少善良国人抹一把同情泪。但是放在那场给全世界带来无数灾难的二战战场上，多少看着“可怜”的日本女性，却正是日本兵到处奸淫掳掠的“精神动力”，无可争议的“帮凶”。
日本女性如何做“帮凶”？可以先瞧瞧二战之前，日本政府几乎无孔不入的军国主义教育：自从“明治维新”起，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就渗透进学校里，“天皇之德化”“舍己为我替天皇效劳”成为日本学校的主要教育思想。日本女童的入学率，到1912年时已飙升到百分之九十七。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户日本家庭里的女孩，从小都接受这种“战争洗脑”。
而在“洗脑”方面，“明治维新”起高速发展的日本新闻传媒业，也是玩命摇旗呐喊，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刊物，更是花招迭出。比如日本的《主妇之友》《妇女俱乐部》《女学生》《女性展望》等至今“知名”的杂志，当年就满嘴歪理，大肆宣扬“把丈夫父亲儿子兄弟送上战场”的“神论”，越是战事紧急，越大肆鼓动日本妇女们为国牺牲。舆论造的震天响。
如此全面洗脑下，当时日本妇女的人生观，也是闭着眼就能想。比如日俄战争时代，日本著名的反战女诗人与谢野晶子，这位曾怒斥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贪得无厌”，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文明人一起披上食人族假面具的蠢行”的才女，经过日本二十多年洗脑教育后，竟也陡然转向，开始玩命歌颂侵略中国上海的“日本勇士”们，简直丑态百出。
在中央电视台一部近代题材的影视剧里，看上去清纯可人的日本女学生，竟然毫无压力就跑到妓院卖身，只为攒点钱捐出来“买军舰”，支援日本那场血腥的侵略战争。如此奇葩情节，当时还引起很多争议。但如果比比二战时代，日本女性的所作所为，影视剧里的“奇葩”一幕，也不过小巫见大巫。
日本女性在二战里的第一个常见活动，当属“办社团”。早在甲午战争时期，著名的《妇女从军歌》就在日本女性间传唱，恨不能亲自冲锋陷阵的日本妇女们，也把旺盛的精力发泄到社团里。1901年时，日本就诞生了著名（臭名昭著）的“爱国妇人会”，常年从事“欢送出征士兵”和“慰问伤病员”等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妇人会”的成员也膨胀到三百多万人，全是精力旺盛的妇女，为日本侵略行径疯狂呐喊。
也同样随着二战的爆发与扩大，类似“爱国妇人会”这类的日本女性团体，当时也大量出现，比如“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等组织，也都后来居上。到1942年时，日本干脆把这些妇女社团，全数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以“发扬日本妇道之光辉”为宗旨，总数多达两千万人。她们除了举行各种宣传慰问活动，还经常捐钱捐物，募集资金，甚至投身各种繁重危险的工作。
比如二战末期，当日本的“神风特工队”玩命进行着自杀式攻击时，大批的日本女性们，也豁出去给“神风特工队”进行各种“服务”。《昭和五十年史话》记载，一位如愿为“神风特工队”提供“服务”的日本女青年远藤年子，事后还发出激动宣言：“我的青春没有悔恨”。
除了这类“社团”活动，日本女性的各种“自发”活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操作，就是欢天喜地的把自家亲人送上前线。日本士兵东史郎出征前，他的母亲就特意给他一把匕首，鼓励他在中国好好烧杀抢掠，一旦落难了就赶快拿匕首切腹，反正“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也没有关系”。
1931年12月，当关东军正大肆在中国东北杀戮时，日本新娘井上千代子，为了鼓励自己身在关东军的丈夫安心作战，竟干脆抹脖子自杀。她的遗书里更有肉麻表白：“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此雷事，当时也被日本政府大肆宣扬。而她的丈夫井上清一，也果然没辜负她的“遗愿”，随后亲手制造了那场屠戮东北人民的暴行：平顶山惨案！
看过这对奇葩的夫妻，相信就能体会，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流毒”，到底有多深。
还有很多有才的日本妇女，却还嫌日本军国主义的“毒”不够深，纷纷投身文艺行业，用自己的一身“才华”摇旗呐喊。 除了前面说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外，还有女作家吉屋信子，此人从1938年起踏上中国战场，足迹遍布中国和东南亚大地，写了大批热情昂扬的文学作品，给日本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其《汉口攻略从军记》等代表作，至今还是学者们研究二战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一类的女作家，还有村冈花子、宇野千代、松井系子等人，其中的好几位，自家的丈夫都战死或战伤在战场上，却照样拦不住她们脑洞大开，创作各类诗歌散文小说作品，篇篇都热情歌颂日本的侵略战争，宣扬“大东亚战争说到底是母亲之战”等歪理邪说。妙笔生花的篇章下，细读却全是恶臭扑来。
也正是在她们的卖力鼓噪下，二战时日本妇女们的“主动奉献”，也是越发五花八门。日常的活动，有“缝制千人针”“寄慰问袋”等，到了日本打的灰头土脸的二战末期，日本妇女们更宣传“嫁伤残军人”“生五个小孩”。五六百万日本妇女投身高危危险工作。还有日本妇女们干脆充当“慰安妇”“女子挺进队”等角色，毫无压力在战场上奉献一切。
但讽刺的是，日本投降前后，许多日本女性们还在“坚持到底”，日本男兵们却是怂了。比如中国东北战场上，号称精锐的关东军，在二战尾声时，却常见撒腿跑路，把本该由他们保护的日本妇女们扔下了。很多“落难”的日本妇女，还被本国同胞们残忍杀害，说是为了“效忠”，其实是为了减少逃跑时的“累赘”。曾是日本“开拓团”成员的难民王桂英（日裔）就曾哀叹：“中国人没有来杀我们，我们却险些死于本国人之手”。
这句话，对于当时日本妇女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无疑是一阵耳光。
而看过二战时代，日本妇女们种种匪夷所思的表现，所谓“军国主义的罪恶”，相信已经深深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