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年少輕狂，放蕩不羈，而他的父親岑毓英又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物，時人因此把岑衙內與瑞澄、勞子喬並稱“京城三惡少”。不過，岑春煊雖然頑劣，卻是個性情中人，待他走上仕途之後，尤其嫉惡如仇。因為有慈禧和光緒撐腰，岑春煊得以大刀闊斧地整頓官場，彈劾了一千多名官員，以致“官不聊生”，獲送綽號“官屠”，與“士屠”張之洞、“民屠”袁世凱並稱“清末三屠”。清末最後十年，政壇有兩顆希望之星：袁世凱和岑春煊。兩人都是榮祿所識拔，卻因權力之爭成為死對頭，從清末一直纏鬥到民國。1907“丁未政潮”袁世凱大獲全勝，岑春煊罷職；1911年保路運動爆發，清政府令岑春煊入川處理，行至武漢正碰上武昌起義，遂回滬觀變，旋即贊成共和；1913年，岑春煊和國民黨合作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南洋；1916年，袁世凱在岑春煊領導的討袁護國運動中死去，“岑老三”終於笑到最後。
岑春煊的父親名岑毓英，在同治、光緒之間是頗為有名的人物，而岑春煊自己的表現也很不差，父子繼美，遂使岑家的聲名更為鼎盛。但若以岑春煊的事功與他父親相比，則岑春煊的成就，看起來就好像是倚賴命運的照顧更多似的。就這一方面而說，岑春煊的實際表現，似乎要比他的父親差一些。
岑家的祖先是浙江餘姚人，北宋時隨狄青平蠻有功，分封為廣西的土司，因此就成了廣西的土著。岑春煊的上代，本是上林峒長官司的土官，世代相襲。到了清乾隆時，清政府實行改土歸流，上林峒長官司被取消，岑家成為廣西西林縣的普通老百姓。岑毓英是秀才出身，在咸豐六年時統率鄉勇赴雲南助剿回匪叛亂有功，逐漸由縣丞敘功晉升至知府，自此發跡，建立了他此後的赫赫武功。
滇回作亂，肇因於漢人對回族的歧視，其時間則與當時的西北迴亂相配合。平定西北迴亂的功臣是左宗棠，平定雲南回亂的功臣則是岑毓英。左宗棠平回，有朝廷全力支持其軍械糧餉，只要軍隊的士氣昂揚，戰力強勁，亂事必有可平之日。岑毓英平回則沒有這麼優越的先決條件。當時雲南全境糜爛，巡撫潘錡被殺，總督張凱嵩不敢到任，滿清政府則因應付西征糧餉萬分竭蹶之故，沒有能力再支援雲南方面的軍事，所以亂事繼續了十多年，始終無法平定。叛回的首領杜文秀，至於在大理建號立國，儼然將雲南變為化外。歷任的總督巡撫都因無兵無餉而無法平定亂事，最後調來的一個總督名叫劉嶽昭，他倚重統帶粵勇前來雲南打仗的岑毓英，以募練滇勇及附徵谷釐的辦法解決了兵餉兩方面的困難，而岑毓英本人更十分勇悍善戰。這樣，終於使岑毓英能以雲南本省的人力和財力戡定亂事。自咸豐六年至同治十二年，岑毓英在雲南境內轉戰十八年之久，他的官職，由縣丞歷升至雲貴總督，其一生功業，都在此奠定其基礎。至光緒十五年卒，贈太子太傅，賜諡襄勤。毓英有子五人，岑春煊居第三。由於他早在光緒五年就曾捐官主事，在工部當差，到光緒十一年又考中舉人，奉旨以郎中在部候補，一旦岑毓英病故，諸子例可邀恩獎敘之故，所以，岑春煊在光緒十八年服闋回京之後，就奉旨補授為光祿寺少卿，再遷太僕寺少卿，具備了四品京堂的身份。到這一段時間為止，岑春煊的官職，頗曾得其父毓英之餘蔭。這是因為清代末年的捐官制度甚為浮濫，捐貲候補的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充斥各部，數十年難補一官。岑春煊若非叨其父之餘蔭，要希望由捐官中獲得出身，顯然十分困難。如今既以父死邀恩而得補授為京堂的實缺官，此後的升遷，就很快了。
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北洋軍海陸俱敗，日軍由朝鮮侵人關東，京畿形勢岌岌可危。兩江總督劉坤一奉旨授為欽差大臣，節制關內關外各軍，而遲遲不肯出關。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李鴻藻以前方軍情瞬息萬變，僅恃文書奏報，苦難得其真相，欲派岑春煊出關視察，以寄耳目。岑春煊慷慨請行，在關外前線很吃了一些苦。其後煙臺、威海衛告急，岑春煊又帶兵前去佈防，使山東半島未為日軍所侵。這兩件事使岑春煊在當政大臣的心目中留下頗為良好的印象，以為岑春煊雖然出身紈袴子弟，而遇事極有擔當，也很能負責，並沒有一般紈袴子弟的佻撻浮薄惡習。這對於他日後的仕途發展，無疑會有極好的影響。按，湯用彬所撰的《新談往》一書曾說：“光緒中業，京師有三惡少之稱。三惡少者，岑春煊、瑞澄、勞子喬也。”岑春煊早年被人稱為惡少，至此乃能盡改往行，足證他的慧根甚深，所以才不致沉迷不返。亦正因為他返正甚早，所以他才能很快地開拓他以後的事業。
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接著而來的是戊戌變法。岑春煊在光緒二十一年時因病奏請開缺回籍調養，至二十四年，因其弟春蔭中舉會試，由岑春煊陪同入京，循例至宮門遞折請安，蒙德宗召見，垂詢時事。岑春煊在奏對時慷慨陳言，反覆申述國勢阽危，非發憤圖強不能圖存。而欲求自強，必先與學練兵，講求吏治，信賞必罰，乃克有濟。退出之後，又以所言未盡，覆上疏條陳時政。謂賞罰者朝廷之大權，賞罰不明，無以作士氣而振紀綱。舉例言之，如湖南巡撫吳大澄奉命出關禦敵，喪師敗績而不能死國，朝廷又不加以嚴譴。山東巡撫李秉衡力抗德國政府之袒庇教士，只因內無奧援，遂致罷斥不用。是非不明，賞罰失當，都是由於樞臣失職，矇蔽聖聰之所致。奏語極為訐直觸忌。卻不料此時正值德宗親政，亟思拔用強直果敢之臣，以轉移政治風氣。所以岑春煊不但未曾因此得罪，反被簡任為廣東布政使。陛辭時，皇帝更再三叮囑“須於到任後切實整頓吏治，肅清盜匪，如有其他意見，儘可隨時陳奏，不必顧忌觸怒總督，凡事俱可有我與爾做主”雲。岑春煊以一個未曾銷假補缺的在籍京卿，遞膺特簡為二品的布政使，在當時還真可以說是異常的恩遇。據說，岑春煊之所以能得此異常恩命，乃是因為他在入京以後參加了康有為的保國會，被皇帝認為有新思想的緣故，是否如此，已不可知。這在他自撰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蹤跡可查。
布政使俗稱“藩臺”，主管一省的財賦與民政，與俗稱“臬臺”而主管司法的按察使，本是一省中的最高長官。明代中葉以後，各省添設巡撫，藩臬二司變成了巡撫的屬員，而巡撫則成了一省的最高長官。到了清代，在巡撫之外又設總督，巡撫管一省而總督兼管二至三省，於是布政使的地位愈形低落。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裁去與總督同在一城的巡撫，廣東巡撫亦在被裁之列，所以在岑春煊奉派為廣東布政使時，他的直轄長官，就是當時的兩廣總督譚鍾麟。此人籍隸湖南茶陵，翰林出身，在年青時頗有勤能之稱。只是他在出任總督之時年已老耄，子弟用事而頗通財賄，加以廣東素有膏腴之稱，譚鍾麟在廣州做總督，天高皇帝遠，更多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清代末年，督撫權重，藩臬二司對巡撫猶且唯諾恭謹，更何況乎總督？所以譚鍾麟根本沒有把這個出身紈袴膏粱的岑春煊看在眼裡。卻不料岑春煊自恃有皇帝為其奧援，對譚鍾麟並無忌憚。更何況岑春煊此時正感激皇帝的異常恩遇，立志要在到任之後好好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這樣一來，譚鍾麟與岑春煊之間就有了問題。岑春煊所撰的《樂齋漫筆》，乃是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有一段記述他在廣東與譚鍾麟相抗的情形說：
時廣東有道員王某，素為譚督所信任，頗多不法，商民無不受其魚肉，有因索詐而斃命者，懾其氣焰，皆噤不敢言。餘到後，始有來控者。廉得其實，即詳請撤去該員各項要差，嚴行查辦。譚督不從。餘乃先撤其補抽廠坐辦，翌日復邀集司道同寅，謁譚，請並撤其督署文案。議論牴觸，譚愧且怒，遽拍案詬詈，目鏡墮石棹立碎，勢張甚。餘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員，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總督不應無禮至此。既不相容，奏參可也。”擲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請病假。譚亦自絀，即令臬、運兩司來衙，遜辭謝過。會未幾，餘奉召，入都陛見，譚得電旨，立委臬司署理藩篆。餘以漏夜備交代。南、番兩縣商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人，各負薪米油鹽至藩署大堂，堵塞不聽行，更欲分隊至督署為難。餘亟出反覆勸導，至相對泣下，久之始漸散去。所留薪米之屬，為付善堂，乃得輕裝馳去。譚督知餘錄王某控詞全案以行，知入覲日必面陳其事，亟輦金入都，阻餘北上。果奉“調補甘藩，勿庸來京請訓”之諭，時餘方行抵武漢也。遂自鄂入甘，到任後終以譚王營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辦，譚因罷歸，王亦革職。此案以藩司劾罷督臣，為有清僅見之事也。
譚鍾麟之罷粵督，據《凌霄一士隨筆》所記，乃是因為李鴻章在馬關議和回國後，各項實職盡被開去，只剩下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銜，失勢無聊，在都中又備受攻擊，亟欲謀一總督外放，故由榮祿為之設計，藉口廣東革命黨屢次滋事，譚鍾麟無力控馭，所以易譚為李，以資鎮懾。由此而言，則譚之罷督，主要原因實在由於榮祿之為李鴻章安排出路，而岑譚相攻，恰好使人相信譚鍾麟官聲不佳，更有理由可以將他換下而已。岑春煊說，譚督之去全由於他的奏劾之力，未免誇大其辭。不過，岑春煊以一個藩司的身份而敢與總督相抗，亦足見他的不畏權勢，風骨崢稜。在清末政風萎靡，上下習於容悅相安之時，他的這種作風，倒也真可以廉頑立懦，振奮人心。岑春煊服官地方不久，便能有此表現，即刻使他得到了骨鯁強直的清譽。岑春煊的一生，瑕瑜互見，但其強直與清廉則最可取。
高伯雨撰《聽雨樓隨筆》說，岑春煊由廣東藩司調甘肅，商民遠送者極多，“萬民傘”更是多到數不清。有一個商人作詩讚頌岑之德政，雲：
仇在寅僚德在民，阮林蔣後此名臣。開藩粵東僅三月，鹹道西陲第一人。
嚴飭吏員疇有是，只看文告已無倫。使君安得今還我，著手渾生五嶺春。
由於岑春煊強直而清廉的兩項特長為清末一般官吏所不及，所以他在得到慈禧太后的倚信後，不久便能聲譽鵲起，儼然成為清末疆臣中之重寄。至於他後來何以能得慈禧之信任，則在於庚子拳亂時的護駕之功。
當光緒二十六年慈禧太后誤信載漪、剛毅等人之言，縱容拳匪，釀成八國聯軍的大禍時，慈禧雖曾降旨令各省派兵來京“勤王”，事實上並沒有哪一省的總督巡撫遵旨派兵前來。岑春煊雖然只是一名布政使，在這件事情上居然表現得如此忠心事主，慈禧太后當然要對他獎勉一番，以作他人之表率，但岑春煊所帶的馬隊總共不過“兩旗”，而且因為取道沙漠邊緣的草地趲程前進，沿途無處可以補充給養，所以他事實上帶到北京來“勤王”的兵，不過只是他本人以及隨帶的衛隊數十人，其餘馬隊，尚在甘肅來京的路中。慈禧太后在問明此種情形之後，不免感覺到啼笑皆非。吳永所撰的《庚子西狩叢談》中提到此事，曾說：
岑本在甘藩任內，聞聯軍入都，自請帶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謂然，而以其名義正大，不便阻遏。因撥步兵三營，每營約四百餘人，騎兵三旗，每旗二百餘人，合計不過二千餘人，並給以餉銀五萬兩。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經張家口馳騎入都。陛見時，大後問帶兵若干？以如數對。太后覺事近兒戲，意殊不懌。問兵在何處？曰尚在途中。因有詔令其辦理察哈爾防堵事宜，著折回張家口迎候來兵，即於該處駐紮，備俄人侵入。蓋聊以藉此安頓也。
由這一段話，更可知道岑春煊的“勤王”，在最初時並未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視。他後來之所以能藉此得邀殊寵，被慈禧目為患難中的救星，還是在慈禧出都以後的事。所以然之故，亦因為他所帶部隊的來路，恰好就在慈禧逃出北京的路上，機緣湊泊，十分合適，所以才能為岑春煊帶來此後數年中的異常好運。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北京為聯軍所攻破，慈禧挈同光緒在城破之時倉皇出奔，情形甚為狼狽。其大致情形，可以蕭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概括敘述顯示其一斑。下面先抄錄《清代通史》中的一段文字。
二十日城破，禁軍皆潰。董福祥走出彰義門，縱兵大掠而西，輜重相屬於道。是日，百官無人入朝者。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後皆單袷從。至西華門外，乘騾車，從者載漪、溥俊、載勳、載瀾、剛毅等，妃主宮人，皆委之以去。暮至貫市，馬玉昆以兵千餘人從，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獻以麥豆，至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時天漸寒，求臥具不得，村婦以布被進，濯猶未乾也。岑春煊為甘肅布政使，率兵為勤王，奉命往察哈爾防俄，至於昌平，入謁，太后對之泣。太后倉皇出走，驚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護從，一夕宿破廟，春煊環刀立廟外徹夜。太后夢中忽驚呼，春煊則朗聲應曰：“臣春煊在此保駕。”春煊於危難之中竭誠扈從，以達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謂春煊曰：“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
慈禧一生中所感恩報德的人只有三個，一是後來官至四川總督而卒諡勤惠的吳棠，因為他當慈禧父死還京，窮困不堪之時，曾經專程前來弔唁，又致贈厚賻，故而慈禧終生感念，雖其人碌碌，仍舊要把他擢升為總督，且屢予美缺，以示報答。二是庚子西狩時途經懷來，懷來知縣吳永竭力辦差，使慈禧從此得脫困厄，因此感其忠悃，後來亦時時照拂，恩眷始終不衰。至於第三個，就是在西狩途中隨扈保駕的岑春煊了。與吳永相比，岑春煊在國家板蕩之時所表現的忠悃，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何以吳永在後來官不過四品的道臺，而岑春煊卻歷任總督、尚書等要職，位躋一品，權重一時，遠非吳永之能及呢？這其間的差別存在，說穿了並不稀奇，無非是吳永不善於把握機會，乘機建立他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而岑春煊則長於此道而已。在君主專制時代，最接近統治人物的人，最容易得到權勢和地位。岑春煊懂得此一原則，在沒有機會時尚且要設法制造機會，在機會來臨時又豈肯讓機會輕易錯過？加上他天生具有粗疏豪邁而不畏艱難的勇悍性格，遇有困難，亦毫無瞻顧，直前不顧，於是便使慈禧太后覺得，岑春煊的忠而忘身，確實是可以付託大事的可靠之人。這隻要在西狩途中所經歷的兩件事中，便可見其差別。其一是派委糧臺督辦的事，其二是與宮中大總管李蓮英相結納的事。
岑春煊做到尚書、總督之後，本來已經是國家的大臣或重臣了；但因他早年曾因扈從保駕而深得慈禧的信任，在大臣之外，又兼具有近臣的性質，於是就使他的身份與一般的大臣不同，在君臣之外，更有家人一般的情誼。亦正因為如此，所以岑春煊才敢在外任督撫之後，以打破情面、不畏權勢的大膽作風從事各種興利除弊的革新，其後更與瞿鴻禨合作，力圖打倒慶王奕劻與袁世凱的聯合勢力，凡所作為，大有可稱。雖然他的進身未必全由正路，他在掌握權力以後所做的事，卻很可以使後人對他刮目相看。岑春煊與清末一班朝中大臣的不同之處，便在這裡。
慈禧及光緒逃難到達西安後，岑春煊護駕有功，名正言順地由甘肅藩司升為陝西巡撫。不久，山西又發生教務糾紛，原任山西巡撫錫良應付失宜，在河北境內的八國聯軍有藉口入侵山西之勢。軍機大臣中本來有人與岑春煊不睦，此時便乘機以岑春煊長於治兵為名，奏準慈禧太后，將他調為山西巡撫。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藉此將他排擠出外，以免他的政治行情繼續高漲。但因岑春煊的官運亨通，他的幕賓中有兩個極為傑出的人材，使得他在應付很多棘手的政治問題時都能從容應付，於是，每更調一處盤根錯節的多事之地，愈增加一分他善於應付繁難的聲望。這樣，終於使他在一調再調之後，很快地由巡撫升為總督——先調四川總督，再調兩廣總督。據說，岑春煊“勤王”之舉，是得時任吏部侍郎的于式枚授意後所為。岑春煊和于式枚既是廣西同鄉，又是親家，還是政壇上的密友。
岑春煊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由山西巡撫調補廣東巡撫，尚未及入都陛見，即因四川各地會匪蜂起，而臨時受命署理四川總督，帶兵入蜀平亂。川事方定，廣西匪亂又熾，於是岑春煊又被調為兩廣總督，督辦兩廣軍務。岑毓英當年曾有獨力剿平雲南回亂的赫赫戰功，岑春煊既為“名父”之子，對於帶兵打仗自然很是專長。所以他在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任內所建立的功績，都以治兵平盜著稱。此外值得特別稱道的，則是他那種強直勇悍，立志要剷除貪汙，澄清吏治，以至不惜與朝中權貴周旋到底的旺盛鬥志。岑春煊在清代末年之得享大名，並不在他的軍功，而在他這種清廉強直，為人津津樂道的特殊風格。
1898年正值“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正苦於機構重疊、冗官太多，岑春煊迎合上意，主動要求裁撤自己任職的太僕寺等閒散衙門。一般頭腦簡單的人會以為奏請裁撤自己所在衙門，豈不是自斷生路？殊不知這正是岑春煊機靈之處。光緒帝對春煊此舉十分欣賞，過不多久竟超擢岑氏為廣東布政使。光緒二十四年岑春煊初任廣東藩司，就曾因立意參劾總督譚鍾麟所包庇的大貪官王某，而與譚督拍桌互詬。
政變發生，“康黨”殺的殺，逃的逃，罷官坐牢者也不乏其人。岑春煊有“康黨”嫌疑，幸運的是沒有受到處分，只是從廣東布政使“平調”甘肅布政使。級別雖然不變，肥瘦卻天差地別。岑春煊此次得以逃過一劫，是榮祿在太后面前為他說了好話。
雖然岑春煊因此而被調往甘肅，他在廣東百姓心目中所留下的良好印象，亦是永難磨滅。到了光緒二十九年岑春煊奉旨調署兩廣總督，命下之日，廣東百姓歡聲雷動，以為朝廷果有知人之明，能夠讓岑春煊這樣的好官有出頭的機會，無不希望岑春煊到任以後，能夠痛懲貪汙，與民更始，好讓久受貪官汙吏迫害的窮苦小民出口怨氣。岑春煊到廣東之後，果然不曾在這方面辜負老百姓的期望。在粵三年，除了大部分時間在廣西從事剿匪工作外，在廣東就曾做過兩件打老虎式的懲貪案，使人看了十分痛快。由於這兩件懲貪案中的一件牽涉到其幕後的包庇者，而此包庇者恰好又正是清末最有貪庸之名的慶王奕劻。這樣一來，岑春煊在廣東老百姓心中固然博得了好官之稱，他與奕劻間的仇隙，卻已到了難以化解的地步。這與後來的丁未政潮亦有因果關係，需要先提出來大致一說。
岑春煊在廣東所辦的兩大懲貪案，一件是南海縣知縣裴景福的貪汙案，一件是粵海關書辦周榮曜侵蝕鉅額稅款，並以之通賂慶王，充任出使比利時的欽差大臣，經岑春煊發其奸慝，查追贓銀數百萬兩，並削奪官職案。這兩大懲貪案中的主角，所貪贓銀各達數百萬兩之巨，在當時可說是駭人聽聞之事。尤其是周榮曜，以一介書辦，居然能在貪得如許鉅款之後，搖身一變而為出使外國的公使，清朝政府的政治腐敗情形，亦可說是事實昭彰了
按，清代的各處海關稅關，素來是滿清政府用來調劑其奴才下人的肥缺，非內務府官員不能充當。但是，充當海關稅關監督的內務府官員雖有鉅額稅金可貪，卻不能全歸自己所得，自慈禧太后以至宮中掌權的太監處，都需要有所“報效”。王照所撰的《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就明白說到，海關與稅關都是慈禧所賣的各色差缺之一。既然得到此差需要化錢買缺，則得缺之後的乘機漁利，自是必然之事。只是，關稅能收至六百餘萬而報解只三百萬，則是一半以上的收入已進了私人的囊橐。而監督侵漁於上，書吏舞弊於下，以一名書吏而積貲數百萬兩，悉出於歷年的侵吞舞弊所得，國家與商民的損失亦未免太大了。清代末年，米一石不過銀二三兩而已。積貲銀數百萬兩，以米價折算今日的幣值，已將近美金五千萬元之譜。以如此蠹國病民的貪汙書吏，竟然可以在通賂權門之後，派充為出使外國的欽差大臣，實在太駭人聽聞。在奕劻主持下的滿清政府，如此蔑視紀綱，罔顧法律，自難免使自詡清直而行事強悍的岑春煊極端痛恨。岑春煊後來之與瞿鴻禨互相結納，因倒慶而希望一併倒袁，其遠因已伏於此。
岑春煊做兩廣總督，自光緒二十九年至卅一年，前後歷時三年有餘。為了整肅貪汙，除暴安良，他對於所轄文武官弁中的不肖分子大力斥革，於地方上的豪劣紳矜亦全不姑息，因此博得了“屠官”的惡諡，與張之洞、袁世凱同稱為督撫中的三大殺手——張之洞屠財，袁世凱屠人，而岑春煊屠官。
岑春煊在清代末年所以有“屠官”之稱，乃是由於清末的吏治敗壞已至極點。官職既以賄買而來，既蒞官之後，自必多方蒐括以求盈利，而賣官鬻爵的中心即是以奕劻為主的滿清政府。這種情形，看清末的譴責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即可瞭然。而這些書中所寫的論價買官，以及不顧廉恥，百計營求等官場黑幕，大致都有事實可按。既然官場中所充斥的都是這些寡廉鮮恥的闃茸無能之輩，為了振飭官常，澄清吏治，當然需要大刀闊斧地從事整頓斥革，不能姑息苟且。所以，岑春煊在當時雖有“屠官”之稱，如果所劾罷的都是卑劣無恥的貪庸之輩，則他的大舉澄汰便是正當之舉。所成問題的是，這些被岑春煊大批斥革的貪官汙吏，也許正是從奕劻那裡花錢走了門路到外省來做官的人，一旦被岑春煊劾罷，自不免赴恕於他們的幕後支持者奕劻。何況岑春煊在劾罷周榮曜一案中，更曾彰明較著地使奕劻難堪，久而久之，如之何不使奕劻恨之刺骨？奕劻有袁世凱為之羽翼，而袁世凱又自有其擴張地盤的政治野心，兩人的目標相同，岑春煊自不免要遭受暗中排擠。 然而，岑春煊並不是一味地“屠官”，對於有功的官員，也予以請獎。他奉命在廣西剿匪兩年多，最後論功請獎的即達三百多人，其中有陸榮廷、龍濟光等。
1905年5月，朝廷命岑春煊兼任粵海關監督。該缺肥得流油，以往監督均由內務府奏派，一年一換。度支部定下的徵額，每年500萬兩，但上交度支部的均在300萬兩左右，沒有一人足額。岑春煊兼任此職後，派人充當提調，切實整理，當年徵收即達660萬兩。該關有個書辦周榮耀，貪汙二百多萬兩，到京賄賂慶親王、首席軍機大臣奕劻鉅款，獲任出使比利時國大臣。尚未出洋，岑春煊即揭發其罪，使其革職。
原來到廣州新上任的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和道員，所需的一切器具及修葺等事，均由作為省會首縣的南海、番禺兩縣辦理供應。岑春煊到任以後，為使縣令全力勤政愛民，潔己奉公，將各衙署供應力加裁減，改由善後局特派專員經管，不再令南海、番禺二縣辦理。省會以外的道府也不許首縣供應，以勵廉潔。原先官員交卸之時，前任官員往往將所用器具攜帶一空，新任官員均需另買。1906年9月，他調任雲貴總督，一改以前任意帶走的惡習，將所用的器具清點以後，全部移交後任
岑春煊調雲貴總督，是光緒卅二年七月間的事。調職的理由，便是因為雲南方有邊患，非得幹練知兵如岑春煊者不能勝任，所以由奕劻以軍機領袖的身份向慈禧太后提出，慈禧太后為了顧念邊防安全，自然需要同意。於是；原任雲貴總督丁振鐸被調為閩浙總督，原任閩浙總督周馥調兩廣，而岑春煊則由兩廣調督雲貴。清代的各地總督，以直隸總督的地位最高，兩廣總督的缺分最肥，陝甘與雲貴則是總督中最苦的缺分。
面見慈禧，甘當“惡犬”
由於身體有病，岑春煊沒有立即前赴雲貴總督之任，請假到上海就醫。1907年3月3日，朝廷又調他為四川總督，並且不讓他到京請訓。他以為是貪贓枉法的奕劻和與其緊密勾結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搗鬼，深念巴蜀道遠，以後覲見無日，必須向慈禧和光緒面陳種種危迫情形，遂乘船抵達武漢，電請順道入京，不待批准，即乘火車北上，4月29日抵達北京。
慈禧和光緒得知，非但沒有責備他，反而接連三天召見了他。
談到時局日非，岑春煊悲憤異常，毅然參劾奕劻，痛哭流涕地奏道：“近年親貴弄權，賄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紀綱掃地，皆由慶親王奕劻貪庸誤國，引用非人。若不力圖刷新政治，重整紀綱，臣恐人心離散之日，雖欲勉強維持，亦挽回無術了。”
慈禧聞言，頗不高興，冷冷地說：“何至人心離散？你有何證據，可詳細奏明。”
岑春煊不答反問：“臣請問今日中國政治，是好是壞？”
慈禧答道：“因為不好才改良的。”
岑春煊又問：“改良是真的，還是假的？”
慈禧氣呼呼地質問：“改良還有假的？這是怎麼說？”
岑春煊不慌不忙地答道：“太后固然是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觀察，奉行之人在欺矇朝廷。朝廷下詔創行新政，現在政治不惟不能刷新，反較從前更加腐敗。從前賣官鬻缺尚是小的，現在內而侍郎，外而督撫，皆可用錢買得，政以賄成，醜聲四播，所以臣說改良是假的。”
繼而又問：“太后知道出洋的學生有多少？”
慈禧答道：“聽說東洋有七八千，西洋不太清楚，想必也有幾千。”
岑春煊說：“臣聽說的，也是如此。古人以士為四民之首，是因為士心所崇尚的，民皆信從。過幾年出洋學生回到國內，眼見政治腐敗如此，他們必定聲言改革，一倡百和，處處與政府為難，這就是人心離散之時。到此地步，臣實不敢再說了。”說罷失聲痛哭。
慈禧也哭了，說：“我很久沒有聽到你說話了，誰知政事竟敗壞到這個樣子。”
岑春煊認為政治都敗壞在奕劻手裡，抓住緊緊不放，又說：“大臣盡忠，小臣盡職。慶親王奕劻貪庸如此，身為首輔，何能更責他人？”
慈禧問：“你說奕劻貪，有何憑證？”
岑春煊答道：“納賄之事，惟恐不密，一給一受，豈肯以憑據示人？臣在兩廣總督兼粵海關任內，查得新簡出使比利時國大臣周榮耀，貪汙公款二百多萬兩，奏參革職拿辦。此時奕劻正管外務部，周榮耀是他所保，不是得賄是什麼？”
慈禧還想為奕劻開脫，說：“奕劻太老實，是上人的當。”
岑春煊肅然道：“當國之人何等重要，豈可以上人的當自解？此人不去，紀綱何能整飭？”
慈禧面有愧色，轉過話題說：“皇室之中，多系少年，還有何人能勝此任？你可保奏。”
岑春煊忙道：“此乃皇太后、皇上特簡之員，臣何敢妄保。”繼而又道：“此次蒙皇太后、皇上垂詢時政，所以披肝瀝膽，不敢有一毫隱瞞。惟啟程之時，因應奏之事極多，又牽涉奕劻，關係重大，不得不入京面陳，故特冒昧前來。臣話尚未說盡，又要遠赴四川，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意欲留在都中，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惡犬，未知上意如何？”要求留在北京供職，監視奕劻等人，保護朝廷。
慈禧因其在1900年護駕西逃有功，知道他是位大大的忠臣，極其寵信，遂道：“你這話說得太重了，我母子去西安時，若不得到你的照料，恐怕將要餓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將你當作親人看待，你近年在外邊辦的事情，別人辦不了，故未叫你來京，你當能知道我的意思。”
岑春煊感動得熱淚盈眶，說：“臣豈不知受恩深重，內外本無分別。只是譬如種樹，臣在外系修剪枝葉，樹的根本卻在政府，倘若根本上的土被人挖松，枝葉縱然修好，大風一起，根本推翻，樹倒枝存，有何益處？故臣謂根本重要之地，不可不留意。”
慈禧說：“你說得很對，好在外邊現已安靖，我也希望你在京辦事。”
奕劻反擊，排擠出京
在這幾天召見中，岑春煊又參劾二十多人。
5月3日，慈禧任命岑春煊為郵傳部尚書。岑春煊又面奏，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工於鑽營，吞沒鉅款，賄買侍郎。並說：“若是該員在部，臣實羞於為伍。”
慈禧說：“朱寶奎既是如此，可以罷斥，但根據什麼降旨？”
岑春煊答道：“可言系臣面參。”
慈禧毫不猶豫，當天降旨將朱寶奎革職。
5月7日，御史趙啟霖以直隸道員段芝貴送給奕劻壽禮10萬兩，向其子農工商部尚書載振奉獻天津歌妓楊翠喜，獲得署理黑龍江巡撫，上折狠狠參了奕劻父子一本，而且還把袁世凱帶上一筆。岑春煊也密奏了此事。慈禧遂把段芝貴革職。奕劻立命載振到天津找袁世凱想辦法。在袁世凱的精心策劃下，很快為奕劻父子擺平了。
岑春煊對慈禧太后表示，他願意留在京裡，為皇太后與皇帝做一隻看家的惡犬，那意思當然很明白，他要為慈禧和光緒趕走一切貪汙不法的腐敗分子，好使朝廷根本之地，有去腐生新的機運。果然，他在發表為郵傳部尚書的第一天，就表現了這隻看家惡犬的本領，一口咬斷了袁世凱的一段尾巴。
岑春煊廉潔奉公，正直無私，忠於朝廷，疾惡如仇，奕劻和袁世凱本就對他有所忌憚，他到京以後的種種舉動，更令他們惶惶不安。擺平參劾之事，他們立即發起反擊。由於岑春煊甚得慈禧信賴，一時難於扳倒，他們決定先將其排擠出京再說。於是奕劻以廣東欽州等地官府遭到襲劫為藉口，奏請派他去剿撫。慈禧受到矇蔽，5月28日再任岑春煊為兩廣總督。
岑春煊心知是奕劻不容，上折請收回成命。慈禧覺得事關重大，非他莫屬，沒有同意。他只好怏怏離京，臨行前又一次密參了奕劻。抵達上海，得知清廉的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免，他知道朝局將有大變，政治上益感孤立，請假留在上海治病。
奕劻在一番獨對中，以虛構的謊言中傷岑、瞿，既挽回了他自己的劣勢地位，也徹底排除了他的政敵，一舉兩得，可謂大獲全勝。此一毒計的進行情形，在岑、瞿二人自然無法想像得到，所以他們也未曾預防及此。
瞿鴻禨被斥逐放廢，表面上的理由是被人參劾有懷私挾詐及暗通報館等等情節，實際情形是慈禧太后中了奕劻與袁世凱的離間計，以致慈禧把瞿鴻禨和岑春煊當成了仇人。但因骨子裡的真正原因不能公開示人，所以在孫家鼐和鐵良的奏疏上陳之後，表面上的理由也已站不住腳，奕劻和袁世凱只好另編一套說詞來向社會輿論做交代。
偽照為證，春煊失寵
岑春煊雖被排斥出京，但是慈禧對他仍然相當寵眷。奕劻、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大禍根，立意把他搞垮。他們知道慈禧最痛恨康有為、梁啟超，於是密奏岑春煊曾入保國會，是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死黨，欲謀歸政光緒。慈禧並未輕信。後來道員蔡乃煌得知這個情況，亟思獻媚以求高升，便到照相館找到岑春煊與康有為的照片，令照相館將兩張照片合成一張，好像兩人聚首密商事情的樣子，獻於袁世凱。袁世凱大喜，立交奕劻密呈慈禧，作為岑春煊交通亂黨的證明。
7月上旬，御史陳慶桂又兩次奏劾岑春煊。慈禧對岑春煊的信任動搖了。
8月9日，奕劻、袁世凱的槍手惲毓鼎又上折參劾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結康有為、梁啟超，借日本勢力密謀推翻朝局。這次參劾深觸慈禧之忌，8月12日，下諭將岑春煊開缺。其後，岑春煊寓居上海。
因此他們又進行了一個新的陰謀，其辦法比上一次所造的謠言更為毒辣。劉成禺撰《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條說：
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巨紳黎季裴、楊西巖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寵岑在袁上也。乃由粵人蔡乃煌謀於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四像合制一片，廣售京津，由蔡輦巨金謁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獲巨酬，以金辦港省輪船公司，珠江碼頭劃歸陳有，其家今尚食之。出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
粵人蔡乃煌失志居天津，偵得其情，思媚袁以求進。因入照像館覓得春煊及康有為影像各一，點景合成一片，若兩人聚首密有所商者，獻於世凱。世凱大喜，交奕助密呈太后，證為交通亂黨，春煊之寵遂衰。未幾遷粵督，未及履任，中途罷歸。乃煌以此擢上海道。
說到這裡，仍需一述岑春煊與李蓮英的關係。李蓮英是慈禧太后所最親信的大太監，在清末政治上的影響力極大。當年岑春煊隨扈太后及皇帝西幸，與李蓮英的關係極好，吳永所撰《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曾有極多的記述，何以在袁世凱呈進此一重要照片時，李蓮英竟不為岑春煊設法迴護呢？這一層，我們可以看看江庸所撰《趨庭隨筆》中的記述：
岑雲階當庚子之變扈從行在，與閹宦李蓮英結交甚密，其受知孝欽，即由於此。迨入為郵傳部尚書，自以為歷任封疆，聲名已著，且方面奏慶親王奕劻貪黷不職，故饋李酒食亦拒絕之。李因大恚。其不久遽外出，雖奕劻擠之，李亦與有力焉。
據此云云，則李蓮英當年雖與岑春煊結交甚密，此時卻已因岑春煊之自矜身份而致交惡。於是，李蓮英雖然還不是岑春煊的政敵，卻也不再是岑的朋友。既不再是朋友，當然也就不會在緊要關頭時自動給予助力。由此可知，一個人的立身處世，開始時決不能走錯一步，否則便有無法回頭之苦。如岑春煊當年之結交閹宦，其目的自然是為固寵之計。在他聲名已著之後，覺得這種關係足為自己的盛名之累，很想從此改弦易轍，勉為正人。然而李蓮英卻不能諒解他的苦衷，終於也使他無法實現其願望，說來是很可惜的。
岑春煊失職之後，仍在上海僑居，頗以遊燕徵逐自遣。宣統即位後，袁世凱被放歸裡，奕劻亦告失勢，朝局變革，岑春煊又有了出山的機會。因此當宣統三年四川爭路風潮發生之後，由於載澤及盛宣懷的薦舉，攝政王載灃決定起用他。這年七月，就降旨命岑春煊即刻自上海由水路入川，會同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這時的岑春煊，雖然只是以“開缺兩廣總督”的名義入川襄辦剿撫，然而若以同時一般督撫的聲望而言，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與督辦四川鐵路大臣端方，無論誰都不足以望岑春煊之項背。所以這兩人一聽到岑春煊將要到四川來會辦剿撫，就深恐自己的位置會被岑春煊所取代，百計設法阻撓。這年八月，岑春煊到達武漢，湖廣總督瑞澄就幫著端方和趙爾豐阻撓他。正爭議間，武昌新軍起義了，岑春煊在戰亂中匆忙逃回上海，後來雖然奉到調補四川總督的旨意，亦已無法到任。清廷遜位後，岑春煊還在上海。
按，岑春煊在光緒卅三年七月被開去兩廣總督職務，乃是出於慈禧太后的意思，其原因是慈禧認定岑春煊已與保皇黨的康、梁相勾結，不能再用了。慈禧死後朝局雖變，而柄政的隆裕皇太后與攝政王載灃乃是承受慈禧政權的舊派人物，如何可能拋棄前嫌，再度起用岑春煊為封疆大吏呢？這裡面另有一段故實，不可不述。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在記述陳少白偽造岑春煊與康有為等人的合攝相片之後，續雲：
春煊知為相片所紿，自輦巨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扮觀音，自扮韋陀，同坐一龕，上相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相？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
李蓮英所設計的辯論法十分巧妙，雖然慈禧不懂照片攝製技巧，亦必能窺破其間的秘奧。亦正因為慈禧不久之後便已對岑“意解”，所以岑春煊在光緒一朝雖無起復機會，到後來卻仍然大有後望。只可惜大清帝國的壽命到此已經終結，時不我與，岑春煊即使仍有效忠故君之心，亦已失掉機會。岑、袁相爭，最後的勝利終歸於袁，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自丁未政潮瞿岑（瞿鴻禨、岑春煊）為奕袁（奕劻、袁世凱）所敗以來，岑春煊在滬上蟄居了四年。辛亥年春，清廷宣佈川鐵路收歸國有，拒不歸還士農工商所入股金，遂激成湘、鄂、粵、川等省保路風潮，以四川最為激烈。清廷應對無策，9月7日，成都血案發生，“自是川亂遂大，難以制止”。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平息川亂，經過盛宣懷推薦，清廷決意起用賦閒已久的岑春煊。
清廷應對保路運動的“剿撫”之策，重剿輕撫，載澤、盛宣懷、瑞澂等人主張對保路運動強力鎮壓。但與清廷對岑春煊的構想相反，前往剿滅川亂的岑春 煊還未出上海，即詢問川路章程，岑認為，路事與剿撫相關，川省風潮正因鐵路而起，若路事處理得當，風潮自然平息。對此，盛宣懷答以“朝廷命公剿辦亂民，不 命公問收路事，無以章程為也”。
盛宣懷的答覆讓岑春煊不滿。於是，岑致電內閣，敦請朝廷下“罪己詔”，岑稱，“總之不短少路股一錢，不妄戮無辜一人，必須雙方並進，並於諭旨中稍加引咎之語，則群議自平；而給還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歡欣鼓舞”。
岑春煊此議一出，立場與在野的立憲派黨人完全一致，朝野轟動，清廷中“剿撫”兩派都大為震怒。“罪己詔”一議，等於認定政府失職，“鐵路國有”政策完全失敗。
9月下旬，岑春煊抵達武昌，與瑞澂言川事，知朝中大臣與之意見全然相左，遂向清廷電請辭職，朝廷立馬就下旨同意了。
岑春煊儘管人未到四川，但與清廷的爭端，卻獲得四川保路風潮中立憲派的歡迎。對於岑春煊入川，立憲派中人稱“盼禱者不啻大旱雲霓”。
見清王朝大勢已去，岑春煊不斷向朝廷稱病，拖延入川，朝廷均溫語慰藉，不敢使出此前對不聽話臣子慣用的申斥口氣，近乎哀求，跟1900年慈禧求李鴻章北上議和如出一轍。絕對權力的運作邏輯，就是不到山窮水盡之時，對臣子都是“天威難測”；一旦紙老虎被戳穿，此時什麼承諾都已一錢不值。作為飽受委屈的臣子來說，當年你虧待我太多，要我辦事還不肯放手，今日我一定要你好看，還幫你賣命？鐵桶一般的江山，瞬間瓦解，歷朝歷代的這種教訓太多了，但新的朝代還是依然故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晚清重臣，革命要角
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之下，昔日清廷的封疆大吏岑春煊轉向了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佈成立，岑春煊向北京內閣發出贊成共和通電，敦促清帝遜位，“為世界歷史開一未有之局，誠吾國之光榮也”。
1916年，袁世凱復闢帝制，護國戰爭爆發，兩廣將士們公推岑春煊為都司令。岑春煊在就職宣言中誓言：“袁世凱生，我必死；袁世凱死，我則生耳！”入民國後，岑春煊一度接受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委派，先任福建巡按使，繼任粵漢鐵路督辦，屈身事仇，宛若前嫌業已盡釋。及袁世凱稱帝，岑春煊被南方推為討袁軍的都司令，又與袁世凱站在敵對的地位。
1913年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時，岑春煊被黃興等人推為大元帥，失敗後出逃南洋。1916年4月回國，策動南方各省獨立，逼迫撤銷帝制又自居總統的袁世凱退位。5月1日，岑春煊被陸榮廷、梁啟超等擁為兩廣護國軍都司令，派人帶信給依附袁世凱、迫於形勢宣佈廣東獨立的龍濟光：“不殺蔡乃煌，足下雖附義，不足取信於國人。”龍濟光只好將蔡乃煌殺死。同月8日，西南獨立各省成立統一機關軍務院，推舉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代行撫軍長職權。
1918年，岑春煊參加孫中山在廣州組織的護法軍政府，任軍政府七總裁之一。孫中山辭職後，他被推為主席總裁。1920年10月軍政府取消，他到上海租界作寓公，1933年4月病逝。
於立群(1916-1979)，廣西賀縣人。原名佩珊，藝名黎明健，郭沫若夫人,外祖父岑春煊。1939年元月，周恩來在重慶親自為郭沫若與於立群主持補行了婚禮。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澤，字雲階，壯族，廣西西林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教育家。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京津地區，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為清末重臣，官至 總督、尚書，與袁世凱史稱“南岑北袁”。民國後，先後任福建巡按史、粵漢鐵路督辦。及袁稱帝，被南方推為討袁軍都司令。至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岑春煊 與孫中山同為總裁，後反對北伐與孫中山決裂。1920年後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捐助十九路軍3萬元支持抗日。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慄失色，股慄失色者如皆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汙吏，則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亦。——胡思敬（摘自《國聞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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