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淳：考古研究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

在中國，考古學被認為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可以用來證經補史。梁啟超的兩重證據法體現了早期中國學界對考古學的認識和價值期望，至今仍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在歐美，考古學被認為是一門通過間接方法從物質文化來了解古代人類行為和思想的學科。由於考古學家的發現大部分是沒有文字的物質材料，於是他們既無法像歷史學家那樣通過文字來重建歷史，也無法像文化人類學家那樣從研究對象直接觀察人類的行為和思想。這一缺陷長期以來成為制約考古學家瞭解過去和對考古材料進行歷史重建的最大挑戰。

通過殘缺不全的物質遺存來重建歷史，考古學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學家一樣必須通過觀察紛繁複雜的現象來了解世界。於是，考古學家在重建歷史過程中自然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即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向人們展示的過去是否是真實的歷史？因此，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積累和完備，還涉及到考古學家本人的認知能力和探究途徑的正當與否。

長期以來，人類認識世界大體存在兩種對立的認知途徑。一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認識論，它強調感官的認知作用；二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它強調用邏輯推理來提供知識的可靠性。上世紀末興起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對科學研究中個人觀念和社會影響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評。考古學的發展大致也體現了這樣的過程，對科學認知過程的主觀客觀因素有明確的認識，反映了這門學科的日趨成熟。考察一下考古學認知過程的發展，可以幫助我們對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經驗主義

20世紀 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學基本上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操作，這就是指憑直覺、常識和經驗來對研究對象作想當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釋。經驗主義者認為，人類認識的對象是客觀世界的具體事物或實體，因此主要依賴經驗才能實現和完成這種認識。

經驗主義者十分注重經驗知識，這是指能夠被人們親身觀察到，並做出描述的具體事實。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認為經驗事實是客觀的，它們獨立於人們的主觀意識而存在。因此他們認為，只要人們不帶成見地進行觀察，那麼由此提供的經驗知識可以不受任何理論或先入之見而保持中立，絕對可靠。經驗主義者這種將觀察看作是單純的生理反應過程，好像是攝像機鏡頭的物理成像，似乎過於簡單和片面①。極端經驗主義甚至認為一切知識都來自於經驗，它只強調感性經驗而否認理性思維。在這些人看來，理性認識是抽象和間接的認識，思想越抽象則越空虛，越不可靠，也越遠離真理。所以他們反對抽象思維，否認研究對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學術命題。

中國考古學的操作目前大多仍處於經驗主義的層面，學者們強調材料的採集和觀察，憑自己的經驗和常識進行分析判斷，然後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我們有些學者十分鄙視理論，將理論看作是缺乏事實根據的空談或主觀想象的胡謅。這種經驗主義的認識論與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傳統的治學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觀性。英國早期古墓發掘者威廉·格林威爾的名言就是：“只管收集事實，永遠不要考慮理論②”。科學歷史學之父里奧波德·馮·蘭克認為，歷史學的根本任務是要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如要了解歷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這一條路。蘭克認為，收集基本材料和確立過去的事實是研究的第一要務，而對材料的闡釋不過是個人的主觀見解而已。這種客觀主義是蘭克學派的主要特徵，他們主張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態度，讓材料自己說話，儘量避免將個人的意見夾雜其中。傅斯年將蘭克學派的治學方法引入中國，他自稱是中國的蘭克學派，確立了以史料學為中心的治學方針，並提出“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口號③。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語所設立考古學組，就是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④”。傅斯年當年設立的這一治學方針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大，在建國後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續至今。

安特生

然而，人的經驗觀察並不等同於攝像機的機械成像，而是一種對感官反應的圖像加以識別的過程。這種識別首先取決於觀察者的理論素養、知識訓練和實踐經驗。如果觀察者的知識狀況和專業背景不同，那麼對於圖像的識別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觀察到的東西或結果也會大不相同。安特生造訪龍骨山，發現洞穴堆積中有脈石英，便判斷洞穴中可能存在古人類遺存，而天天經過這裡的老鄉卻熟視無睹。醫生觀察胸片能夠診斷疾病，而病人自己卻看不出來。這就是觀察現象時，專家與外行之間的區別。還有，經驗觀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現象，並非事物的本質以及不同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再之，對客觀事實的觀察和認識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現象和問題的理論和方法也是多層次的。

由此可見，即使我們想保持完全客觀的經驗觀察，也滲透著主觀判斷和理論的因素，而對經驗事實的本質進行了解和解釋更加離不開理論的邏輯思辨。科學研究並不存在完全客觀的研究方法，聲稱讓材料自己說話的學者，其實在挑選和整理這些材料的過程中已經滲入了他的主觀判斷，只是他沒有意識到這點而已。意大利學者埃米利奧·貝蒂對解釋學的主客觀問題曾有精彩的見解，他強調材料的客觀性離不開解釋者的主觀性，但是解釋者的主觀性必須能夠深入解釋對象的外在性與客觀性之中，否則解釋者只不過是把自己的主觀片面性投射到解釋對象之上而已。

科學研究不能停留在表象，而是要揭示隱藏在紛繁複雜現象背後的奧秘或規律，通過認識事物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和造就事物的因果關係。考古研究同樣如此，我們不僅要研究考古材料的 what, when, where, who，而且也要探究造就這些材料和現象的 why和how。近代的科學方法是在西歐誕生的，被馬克思譽為 “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真正始祖”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科學認識的目的是發現自然界的真理，他為人類科學認識世界提出了經驗主義的歸納方法。歸納法建立在世界是物質的基礎上，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和觀念來自於感覺，感覺是完全可靠的，但是也需要用合理的方法來對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消化，而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研究的主要路徑。歸納法是擴充性的認知過程，並根據具體觀察或事實的綜合而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當越來越可靠與精確的特定事實積累起來時，它們就能被分類和總結，達到一種不斷擴充的有用“公理”的層次。

目前，我們的考古研究基本上都屬於歸納法的範疇。比如，用類型學來進行分期分區、命名各類考古學文化和確立文化區系類型。還有，根據歸納和總結，我們可以推導出仰韶和龍山文化分屬兩個時代，分別以生產彩陶和黑陶為特點的結論。再有，從商代青銅器和墓葬的分化，我們可以得出當時存在國家和階級分化的結論。這些操作無一不是建立在對出土材料分析、比較和歸納之上。

近代科學產生以來，特別是自牛頓時代以來，歸納法被看作是科學真正的基礎。但是，科學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經驗事實的羅列和歸納，而是要探究這些事實背後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決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於是，人們意識到，科學研究的起點應該是問題而非現象。如果反覆觀察現象卻沒有發現和提出問題，那麼即使有新的發現，也只不過是記敘新的事實而已。中國考古學一個最大不足，就是將無數考古發現當作材料和現象來處理，並沒有將它們轉變為層次有別的各種科學問題，或至多停留在與文獻相關或探尋 when, what, who和 where的初淺認識上。結果，這門學科的發展僅表現在材料積累上，既難以獲得歷史的真知，也無法激發深入探究真知的後續動力。

中國考古學者信奉憑材料說話的宗旨，不願去探討材料以外的問題，使得這門學科的操作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照章辦事。我想用赫胥黎的一句話來指出這種認識的誤區：“人們普遍有種錯覺，以為科學研究者做結論和概括不應該超出觀察到的事實……但是，大凡實際接觸過科學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肯超越事實的人很少會有成就。”

與經驗主義相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是指通過邏輯推理而非根據表象來獲得真知。17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強調超越人類的經驗來解釋主導自然法則的重要性，標誌著科學探索對理性主義的重視。人們意識到，材料的客觀性和感性認識固然在科學認知上十分重要，但是經驗和直覺只能得到表象的看法，表象也可能具有矇蔽性。因此完全致力於表象觀察的經驗知識是不可靠的，而且其認識客觀世界的深度也比較有限。英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休謨認為，歸納無法導出必然性的法則，所謂客觀事物的觀察只不過是“一堆印象”而已。19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提出，科學應該超越經驗主義，將知識建立在可以驗證的、有系統的“實證 ”基礎之上。他說， “如果沒有某種科學理論作為先導並提供最後的闡釋，那麼任何現象的真實觀察都是不可能的。”

實證主義（positivism）認為，科學的任務是要證明哪些主觀直覺是可靠的，並強調科學解釋必須在對不同現象的觀察和對這些現象的歸納之間建立起某種規律。演繹法是實證主義最常用的方法，它強調對主導表象的潛因提出假設，然後通過實驗或收集證據來予以檢驗，以瞭解事物的本質。比如，孟德爾對豌豆雜交形狀變異所獲得的對遺傳規律的認識，以及門捷列夫對化學元素週期表的完善都可以作為用科學演繹法認識事物真相的最好案例。用演繹法來探究科學問題，需要進行科學的抽象，並通過理論來指導研究，並對結論做出闡釋。演繹法探究的是現象的潛因，是透過表象看本質。由於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並不存在可靠和必然的邏輯通道，因此它實際上只能通過種種猜測，依靠“試錯法”來解決。愛因斯坦認為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並且是知識進步的源泉。19世紀英國物理學家廷德爾（J. Tyndall）指出，“有了精確的實驗和觀察作為研究的依據，想象力便成為自然科學理論的設計師。”

賓福德

20世紀 60年代美國新考古學的興起就是因為對經驗主義方法的不滿，新考古學或過程考古學家認為經驗主義和歸納法研究的最大缺點是無法判斷和解釋結論的對和錯，他們要求採用實證方來消除主觀性，為考古材料提供客觀和科學的闡釋。而且，考古學的目標也不能滿足於對歷史事實的羅列和編年之上，它還應當探究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和原因。為了要達到這種要求，考古學家必須採取自然科學的演繹法來檢驗自己的結論，以儘量防止偏見的產生，同時要求對考古學家本身的研究能力和誠實性作充分的審視。過程考古學在採取實證方法的同時，也強調研究一般性通則的重要性，明確求助於各種唯物主義決定論來探討社會演變規律，其中以斯圖爾特的環境決定論、懷特的技術決定論、以及博塞洛普的人口決定論最為流行。過程考古學還強調文化的系統論觀點，提倡聚落形態和文化生態學為導向的人地關係研究，改變了文化歷史考古學中通常求助於外來因素的傳播論解釋，將文化演變的動力看作是來自社會內部各種亞系統的互動。為了從物質遺存來解讀人類行為，美國考古學家賓福德提出了“中程理論”的概念，這就是要從民族學、實驗考古學和埋藏學等角度來了解器物的生命史，排除其廢棄後自然和人為擾動對它產生的影響，以便更準確地從中提煉人類行為的信息。

過程考古學在考古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學方法和提倡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的理念，對考古研究擺脫經驗主義和直覺方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考古學研究的是歷史和社會現象，這類研究客體還是和自然現象有很大的區別。過程考古學也過高估計了實證方法的作用，以為只要採取嚴謹的科學方法和步驟，就能克服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影響，獲得客觀和科學的結論。此外，導致社會文化發展的原因紛繁複雜，考古學並不一定能夠得到具有像自然科學那樣明確定義的通則。20世紀 80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思潮對過程考古學認為通過實證方法就可以獲得科學結論的“天真”想法提出了挑戰，這種被稱為“相對主義”的觀點認為，即使實證研究也無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客觀。雖然，考古學會隨材料的積累和技術方法的改進而減少主觀性，但是，社會條件仍會影響學者認為哪些材料是重要的，以及如何來解釋它們。這些社會影響包括民族意識、政治導向、經費資助以及權威學者的觀點等。這些闡釋總會有意或無意地支持社會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總會加強或捍衛與這些人相關的意識形態立場。

早在 20世紀 30年代，英國哲學家和考古學家羅賓·柯林伍德就從觀念論或唯心論（idealism）角度審視主觀因素對科學認知的影響。我們過去習慣於將唯物論與唯心論對立起來，似乎討論主觀因素對研究客體的影響是一種唯心史觀的表現。但是，正是西方學者具有不斷反思主觀意識在認知過程中存在偏頗的傳統，才促進了科學進步。比如，自然科學上哥白尼和伽利略顛覆地心說，後者則進一步發明望遠鏡來進行觀察。檢驗和糾正主觀感知的錯誤，代表了科學研究劃時代的轉變。

柯林伍德指出，人類習得概念在認知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探索過去不只取決於發現的材料，也取決於我們想解決什麼問題。考古學家只關心那些他們習慣思考的東西，除此以外都沒有意義。考古學家的認知離不開自己習得的分析概念，他們無法理解這些概念以外的現象。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只是他們腦子裡的想法。比如，只關注類型學和年代學概念的考古學家一般不會認為提煉其他信息有什麼意義，也不大會意識到生態物的重要性。因此，考古學家復原的歷史，只不過是將過去殘留至今的材料在與過去有別的條件下用本人思想的再造。由於每個歷史問題都來自於現實生活，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更清楚地瞭解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因此這種歷史的探究所獲得的知識只不過是學者將工作與自己感知結合而已⑤。

這種觀念主義的影響在科學史上無處不在。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在瞭解和重建歷史時受階級立場、種族優越感、個人偏見、科學時尚、以及材料限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受時尚的生物進化論影響，19世紀美國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用進化論來研究印第安土著歷史，強化了對印第安人的偏見，將他們看作是無法進化到文明的原始人類，難免滅絕的命運。甚至路易斯·摩爾根都認為印第安土著，包括印加人和阿茲特克人在內，都處於部落社會的層次。與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相呼應，德國考古學家古斯塔夫·科西納用考古證據來證明德意志民族的光榮歷史，為納粹政權的興起提供思想上的基礎。安特生在材料不足和當時盛行的傳播論影響下，根據仰韶的彩陶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解釋。而中國學者受成文編年史的影響，一度認為中國文明的中心在黃河流域，只是隨著其他地區考古新材料的不斷湧現，才改變了這種單中心的文明起源觀。但是這種文獻導向的影子，仍在當今的文明探源中揮之不去，反映了習得知識與既有傳統思維對科學探索的制約。

在材料分析層面上，中國考古學的方法主要採用了類型學和地層學的分析概念，對 20世紀下半葉國際學界流行的功能論、過程論和後過程論等學術概念頗感陌生，甚至有人對這些方法感到牴觸和難以理解。因此，深受歷史學定位影響並擅長於類型學和年代學分析的考古學者，自然會認為確立文化分期和歷史關係、用考古材料補充成文歷史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標，並不認為了解人類行為方式有什麼必要。他們並不看重和探究這些材料所反映的人類適應和能動性方面的問題，是因為這些問題完全處在他們習得概念和經驗範疇之外。這種主觀意識和知識背景上的侷限，成為目前制約這門學科發展的一個尚未被充分認識到的顯著問題。我國學者很少坦承自己可能存在主觀偏見、傳統價值觀和專業知識陳舊的偏頗，缺乏對自己研究能力的反思，也不太歡迎對立或不同的批評意見。從這點上來說，考古學受國學傳統研究方法的影響很深。

討論與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將原始材料的積累視為第一要務，使得這門學科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材料積累，而不是對材料的信息解讀上。這正是許多歷史學家對考古學感到十分困惑和隔膜的原因。因為考古學家津津樂道的類型學和地層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概念和方法，大量考古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並不能提供歷史學家所能理解和利用的歷史知識。19 世紀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龐加萊（J.H. Poncare）曾經說過：“科學由事實所構建，正如房子由石頭築成一樣；但是一堆事實不是科學正如一堆石頭不是一座房子一樣⑥。”這正是中國考古研究目前需要克服的最大難題，一大堆出土材料如果要轉化為歷史學家能夠利用的具體知識，那麼考古學必須超越單純的經驗主義方法和想當然解釋，採用科學推理和各種分析方法來提煉信息和了解事物和現象的潛因，為歷史重建提供充實可靠的依據。

張光直墓（美國馬薩諸塞州）

包括考古學在內的現代科學是在西歐發展起來的，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它們受傳統國學的影響很大。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對自己認識論的哲學思考，但是也存在分別強調客觀性和主觀性的兩重性。這種認知傳統一方面強調“無證不信”，反映了一種不自覺的客觀主義特點。然而對不可直觀的現象，則採用純思辨的方式，即以“心知其意”來解釋各種現象的潛因。在史學領域，張光直先生將中國學者這種治學方法形容為：一方面表現為特別重視客觀史實的記載，另一方面又以史實的描述和選擇來表明自己價值觀的主觀判斷，也就是憑主觀判斷來解釋歷史。這種治學方法在考古研究中表現為特別重視材料的獲取和考證，而不信任主觀的理論，認為理論只不過是一種成見⑦。

現代科學思想將世界看作是一種自然和獨立存在的客體，通過抽象思維和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推理方法，能夠將經驗觀察變成洞悉與解釋真實世界的科學理論。但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沒有這樣的知識遺產。對於感官無法證實的事物，人們並不把確定某種見解看作是一個可用邏輯推理方法予以解決的問題。《丁文江》一書的作者費俠莉（C. Furth）總結了中國傳統認識論常用的三種方法，一是以史為鑑，用過去的成功經驗來證實自己觀點的正確性；二是採用信仰調和，注意新舊合併，但不是做出選擇；三是模仿，根據概念的感染力來進行梳理。她指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具有最純的“理性”，這就是既不依賴實證主義的檢驗，又不依賴邏輯推理來分析事物的內在結構。因此，中國人認識自然的見解完全是通過冥想而得來的。還有，在早期西學東漸過程中，中國最感興趣的還是西方的技術，重視的是應用學科而非基礎理論。後來，人們才逐漸體會到科學的巨大力量不僅在於技術，而且在於科學推理的預見性和洞察力⑧。

將中西文化的認知傳統加以比較可見，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中國的認知哲學是“求實”，而西方是講究“求真”。換言之，中國人講究實用或強調具體和個別的東西和事件，缺乏西方那種

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為接受西方科學思想提供什麼基礎和準備，於是考古學作為西學東漸的產物，在它引入的過程中因中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它在中國的發展與西方十分不同。與早期許多西方科學技術引入中國主要是看重它們的實用性一樣，考古學也是被作為一種有助於史家尋找地下之材的不陳工具而受到青睞的，因此中國學界的價值期望還是它在史學上的“求實”和“致用”而非科學上的“求真”。於是，這門學科基本被作為一種掘地技術來加以引入和應用的，至於如何從無言的物質遺存來探究和重建歷史則缺乏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考古學者除了求助於歷史和依賴文獻線索之外，只能採用憑藉直覺和經驗主義的途徑。

正是因為這種理性主義的欠缺，在考古學引入中國的八十年後，我們雖然引進了不少物理化學的年代測定和分析測試技術，但是研究目標和主要學術概念卻沒有什麼變化。由於物質文化的分期和分區仍被視為考古研究的核心目標，於是類型學方法和“考古學文化”概念，今天仍被一些學者作為中國的學術正統來堅持，並對歐美上世紀 60 年代興起的新考古學心存疑慮。在學術圈內，尊崇師長的教誨勝過對科學真理的追求，將師承和習得的概念當作一種信念來堅持，影響到這門學科的持續發展和年輕一代創新精神的培養。瑞典化學家柏濟利阿斯提醒我們，習慣於某種見解，經常會使我們深信它的正確性，習慣能掩飾這種見解的最大弱點，並會使我們喪失運用反駁它的論證的能力。

正是傳統文化“求實”和“致用”的價值取向， 使得考古學在傳入中國時只將它看作是一種工具和技術，是史學研究的幫手。而近幾十年來的發展也凸顯了這種價值取捨的偏頗，比如目前環境考古和聚落考古方法被中國學界所廣泛採納，浮選法也成為發掘過程中必備的操作程序。其實，這些方法都是上世紀中葉開始美國新考古學普遍採用的方法。然而在美國，這些研究方法是和文化生態學、系統論以及社會複雜化等理論概念和闡釋模式一起發展起來的，用以探究文化適應以及社會變遷的內在規律。但是，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經過我們的取捨，浮選法、環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其“致用”的功能而被推廣，而與之相伴的被用來解決人地關係互動和研究社會變遷的理論概念和闡釋模式卻被漠視。結果，浮選法、環境考古和聚落考古因缺乏理論支撐而難免流於一種純技術操作，成為器物類型學的點綴，無法對史前文化的變遷提供“真知”。因此，我們在考慮引入技術“致用”的同時，也要考慮基礎理論研究在指導技術操作和進行歷史重建方面的重要性。

張光直先生說過，20世紀中國人文學科不是世界的主流，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現代中國 出了不少優秀的歷史學家，但是沒有一個人被國際 學界尊為大師，也沒有一個人在國際上成為有地位的歷史理論家。這是因為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舞臺上，中國學者自己選擇了邊際化的地位，自甘被棄於主流之外⑨。究其根本原因，我們可能還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層面上來進行反思。中國並非沒有人才，也非資料不好，更非腦子不如別人，而是傳統文化的認知方式束縛了我們的大腦，缺乏理性主義思維是難以培養出可以躋身諾貝爾獎的一流學者的。我們應當意識到，片面強調中國特色和出於實用主義的借鑑並非考古研究的康莊大道，單純追求“致用”的價值取向難以產生具有普世價值的研究成果，無法在科學的國際舞臺上發揮領導世界的作用。

中國考古學在培養學生的方法上必須有所變革，不應只傳授學生田野發掘技術和分辨器物類型這類經驗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理性思維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愛因斯坦說，學校的目標是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將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有創造能力的人，社會的向上發展就不可能。

本文原刊於《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註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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