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宣佈自10月15日起，下調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共計釋放流動性約1.2萬億元。其中，降準所釋放的部分資金用於償還10月15日到期的約4500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除去此部分，降準還可釋放增量資金約7500億元。
此次降準被部分機構評價為“超預期”。的確，選擇長假最後一天而非傳統的“週五見”，選擇降準1個百分點而非此前不少機構預期的0.5個百分點，選擇多類型銀行機構降準而非僅僅針對小微或“三農”進行“定向專款專用”，是時機、力度與範圍的“超預期”。但整體而言，本次降準並非全然意外。
從宏觀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國內房地產等傳統經濟增長領域潛能不足的背景下，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壓力不退；從金融市場的角度看，國慶長假期間，海外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海外多國金融市場再度上演股、債、匯“三殺”，此時降準有助於穩定金融市場情緒；從政策導向的角度看，過去兩個月內，關於金融支持中小微企業的會議、論壇連番舉行，而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解決，在嚴監管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降準所釋放的流動性資金有助於緩解因金融機構表外業務收縮而造成的實際貸款頭寸緊張問題。
當然，作為年內的第4次降準（按照生效時間），各方最關注的不只是降準穩定人心的信號意義，更關注的是實效。伴隨著前幾次降准以及其他公開市場操作，市場流動性並不算太緊張，但與此同時，小微企業的融資困境仍然存在。因此，真正的難題還在於打通政策的“腸梗阻”，在於資金活水如何輸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針對上述難題，此前監管層也進行過諸多嘗試，包括使用一些政策工具創新進行結構性調控，包括MLF等操作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資金流向小微。但是此舉的效率在實施過程中還是被打了折扣。
“打折扣”的原因主要在於兩點：一是成本；二是渠道不暢。中國銀行原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委員王永利撰文表示，長期以來，央行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確定的年利率為1.62%，但央行拆借出來的資金年化利率至少相當於這一水平的兩倍以上，對於大規模資金需求的銀行而言這個成本也不低；此外，央行拆借資金，一般難以像降準一樣，直接將資金退還給繳存的所有機構，而往往是面向大中型銀行進行，大中型銀行再面向小型銀行進行資金拆借，小型銀行再向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拆借，從而增加了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的環節或層次，抬高了資金的成本，而小微企業或“三農”往往處於這一鏈條的末端。
不難看出，降準作為釋放流動性的手段更加“普惠”，對小微、“三農”等領域的資金需求而言也更加直接。更重要的是，相對於拆借而言，其釋放出來的資金是無顯性成本的中長期資金，也免去了長鏈條、多環節、繁雜的手續。
而從另一個層次來看，從貨幣到信用的轉換需要信心。9月初，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的內部研討會上有專家表示，目前信用傳導不暢的主要原因包括貨幣投放量很大，但都淤積於短端，集中於流動性較好的資產；金融機構配置風格趨於保守。而這種對流動性的“偏好”，本質上是對中長期市場走向的不確定態度。
而本次降準的一個明確目的就是“優化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結構”，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及創新型企業支持力度，是對上述投放風格的糾偏。在房地產調控明顯加碼、基建投資雖有望回升但難以迴歸此前的高增速背景下，通過降準可實現“相對充裕的流動性”和低成本的資金獲得。此舉除了是落實支持小微、雙創的有關會議精神，還是一種激勵信號，是對天然具有較高風險的小微、民企、雙創企業的隱性“風險保障”。
當然，降準雖好，卻非包治百病。從上述分析不難看出，降準固然針對當前的一些問題有效，但仍是“引導”重於“影響”。要真正疏通貨幣的傳導機制，或可嘗試一些更具針對性的激勵舉措，包括針對地方性或特色金融機構出臺定向激勵的政策試點，減少資金在傳導環節的沉澱及由此導致的資金獲得成本上升；建立資金有效使用的績效考核標準，避免“資金躺在賬上”或簡單粗暴地流向大企業或地方平臺，避免“不作為”等庸政懶政；建立針對小微、創新型企業的風險補償機制，引導資金有動力流向小微；更重要的是，通過財稅政策、營商環境優化等多重手段，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讓市場激勵成為最佳的“引流”手段。
就在央行宣佈本次降準後不久，財政部部長劉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積極財政政策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文章，提及未來仍將加力減費，補齊短板。這也顯示，未來多部委將為推動實體經濟有序發展協同作戰，充分發揮“幾家抬”的作用。降準作為切實釋放流動性、穩定市場信心的“先手棋”已經出招，更多的“後招”必須儘快跟上。
閱讀更多 金評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