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28日，已是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城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这是一支千余人组成的队伍，其中人员多是江宁县江东、秣陵等十五区的各界人士。当天，他们来到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我们江宁不愿被划入南京，我们江宁人不愿做首都人！
《江宁人民请复县治》，《 申报》 ，1928年11月29日
对于彼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毕竟，11月21日举行的第164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刚刚通过了涉及将江宁县合并入南京市区范围的决议，如今不到一个星期，江宁这厢就搞了这么一出，无疑是对国民政府权威赤裸裸的挑战。
这一切，首先还得从“江宁”、“南京”两者间的关系说起。
如今的江宁是南京市下辖的一个区，而在历史上，江宁与南京在建制上的关系可谓分分合合，颇为复杂。仅在民国建立后的短短十几年中，两者间的关系就曾发生多次变化。据《江宁县志》记载：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江宁府，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废江宁、上元两县。民国二年，废南京府，设江宁县。民国三年5月，江苏省置金陵等五道，金陵道辖江宁等县，治所在江宁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废金陵道。6月1日正式成立南京市政府，6月6日命名南京为特别市，江宁县隶属江苏省政府。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在1928年11月21日第164次中央政治会议之前，江宁县与南京市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建制，并不存在隶属关系。然而问题在于，1927年所建立的南京特别市，是在江宁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划外廓以内地为南京市，设市政府，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外廓以外地为江宁县，隶属江苏省政府”。
南京、江宁大致的位置示意图，蓝色背景范围为如今的江宁区
通俗来说，原先江宁所辖的城里面的区域，都给了南京，城外五里或十里以外的区域，则归江宁。江宁县有史以来首次退出了城区。然而此次划分地界，却留了一个小尾巴——江宁县治一直还留在南京城区里（今南京长乐路一带），这就好比你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给了隔壁老王，但你每天烧饭还照旧用着这套房子的厨房……
这样叠床架屋般的行政机关设置，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当时已成为中国首都的南京特别市，所辖范围仅仅限于旧时城廓周边区域。区区这点地盘上，要实现国民政府所期待的与大伦敦、大巴黎、大柏林媲美的城市发展规划，无疑是勉为其难的。在此背景下，也就有了第164次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的第四条：
废江宁县，江宁县境及浦口商埠全部划入京特别市区域。
随着这条决议在第8次国务会议上正式通过。江宁县的筒子们就炸了锅了！
什么？想把我们并入南京？想让我们做首都人民？不同意！！！乡亲们，走，上南京城里散步去！
对于并入南京的决议，为何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江宁方面给出了众多的理由：
1、以县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这是国父定下的规定。废江宁县，是与国父的方针相违背的；
2、江宁县政府，人民但凡有事，随时可以进去找负责人处理。若并入南京，市政府能想进就进吗？再说，市政府离着江宁那么远，鞭长莫及，能管好吗？
3、江宁乡村居多，南京市则是城市政府，难保不存在隔膜；
4、都说首都南京治安乱的很，我们江宁可不想被波及；
5、现在说要建设首都，钱哪里来？还不是靠老百姓嘛。江宁若并入南京，人民负担肯定要加重。
对此，当时任职于南京特别市政府，辅佐刘纪文市长开展市政建设的马元放（抗战胜利后曾任南京市副市长）以“饮冰”为笔名，在报纸上逐条进行了回应：
1、“废江宁县”只是单个案例，与“废县”这个制度层面的变革根本不是一码事。别动不动把孙总理抬出来，上纲上线，搞得那么耸人听闻；
2、你说南京市政府在城里，管不了江宁这四野八乡。可现在江宁县治不也在南京城里，怎么就管得了呢？
3、江宁乡村居多不假，但市政府也不是吃素的。江宁划入南京后，肯定还会有相应的各级行政区划对原辖区进行管理。再说了，市社会局还有农工商课，专门研究农村如何改革、农民如何谋幸福。所以，并入南京市，对农民只有利没有害；
4、首都最近抢劫案频发，只是偶然。江宁若并入南京，治安力量只会更为加强；
5、南京城市建设，政府有通盘考虑，不会增加市民负担。江宁人原来给江苏省交多少税，现在并入了南京，还是一样。更何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南京是首都，医疗、教育、市政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江宁县的存废问题》，《申报》，1928年12月3日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词。相较之下，江宁方面态度更为强硬，要求收回废江宁县并入南京的成命，并改江宁为模范县，隶属于省政府。同时威胁，如若不答应，江宁方面就停止与南京市的一切关系：柴火、粮食，我们不卖，饿死你。大粪我们也不来收运，臭死你。
与此同时，江宁县长周浩也在背后积极撺掇唆使江宁各界积极对市政府进行抵制、在原本已经沸腾的民意进一步火上浇油。
在此情景下，12月12日举行的第167次中央政治会议上，指定古应芬、叶楚伧、缪斌、赵戴文、陈果夫五委员及江苏省主席钮永建、南京市长刘纪文，对恢复江宁县并将其改为模仿县一事进行审议。该项审议结果虽没有明确暂缓江宁县并入南京，但已经为12月19日举行的第168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关于“勘定南京特别市区域;江宁县暂缓撤废，待第二期扩充市区时再决定撤废日期”的决议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所谓“第二期扩充市区时再决定撤废日期”的说辞，更多还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威信与面子，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而已。而在此之后的数年中，江宁与南京之间纷争的重点，则由前者是否并入后者，变成了双方之间的界限划定。
1933年2月，江苏省政府作出决议，以江宁县为自治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教授、CC系骨干梅思平担任县长，江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自治实验县。这一变化的另一个影响就是，1935年，江宁县政府终于从南京城中迁出，结束了之前数年县治与县境分离的怪事。
《江宁县举行迁治典礼》，《申报》，1935年5月13日
成为全国首个自治实验县的江宁也的确没有辜负众望。其在民政、财政、治安等领域实施的各项自治建设，有力的推动了江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掀起了江宁近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高潮，成为当年国内一时之翘楚。
江宁县的存废及是否并入南京市的纷争，尽管背后也有着各种利益纠葛的影响，但同时也与上世纪2、30年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状况有关。
近代以来，与都市发展一同而来的，则是农村的凋零。从江宁各界看来，相对于被并入代表着“城市”的南京，留在更关注“乡村建设”的江宁县，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回到民国时期整个社会观念的大环境之中，城市除了有其文明、发达一面之外，也常被视为藏污纳垢、各种礼崩乐坏之所在。因此当知道自己所生活的地区将被纳入城市的管辖之下时，彼时人们会有抵制就不难想象。
说到底，人们具体态度的基础，还是现实利益的考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则是如今北京周边众多期盼着自己的乡镇可以被划入首都的河北人民。江宁各界的努力，加之国民党本身的弱独裁特性，使江宁人民实现了不做首都人民的愿望。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其与南京的关系亦是几分几合，直至今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才逐渐开始真正成为南京城区的一部分。
1949年4月24日江宁县解放，28日，江宁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苏南行政区镇江专区
1949年12月，改属南京市
1950年1月，仍划回镇江专区
1958年7月，改属南京市
1962年5月，复归镇江专区
1971年3月，重新划归南京市
2000年12月，撤县设立南京市江宁区
1、《申报》
2、《南京简志》，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民国时期江宁县存废争论探析(1927—1934)》，朱彦同、齐春风，《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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