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美貿易大戰持續升溫，越來越多的產品被美國加入提高進口關稅的清單中。8月7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了對價值約16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關稅的清單，這個清單遭到了眾多美國企業代表的強烈反對。
例如，由於清單中包含電子煙產品，美國電子煙協會總裁為了說服政府取消這個決定，在301調查委員會面前作證時提到：“電子煙這種技術本來就是中國2003年發明的，而且後續的很多發展創新也是來自中國，所以美國的技術向中國移轉的說法也不太成立”。
貿易戰背後：中國智造逆襲，“老美”慌了！
由此可見，中美貿易大戰的實質就是美國以竊取知識產權、強制要求技術轉移為藉口打壓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而這件事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製造的崛起，正在經歷一場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蛻變。
中國正在發生的從C2C到CFC的蛻變尤其體現在互聯網行業。中國互聯網在過去幾十年走了一條Copy to China(C2C)的路，幾乎所有知名互聯網應用都可以在國外找到影子。例如在早年的PC互聯網時代，模仿ICQ的功能和特性我們有了QQ，參考谷歌我們有了百度，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模仿Groupon有了美團，參考Uber有了滴滴等。
然而，近年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海外產品開始向中國同行取經，Copy from China(CFC)興起，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中國企業家們獲得了逆襲的機會。例如出現了東南亞版滴滴GRAB（這也是亞運會的主要贊助商之一）；Zalo是越南版微信；Toolwiz是新加坡版美圖秀秀。
當初的模仿者美團也因自主創新成為了別人的模仿對象，例如Swiggy是印度版美團，Doordash是美國版美團等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中國科技企業正在經歷一場從C2C到CFC的蛻變。
多方因素聚力，企業高速發展離不開創新資源
這樣的蛻變首先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在政策指引下，不僅政府出資設立政府引導基金，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稅收減免政策也為我國科技計劃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堅強保障，使創新資源進一步向企業集聚。此外，國家依託企業佈局建設了一批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工程實驗室，認定了一大批國家企業技術中心，進一步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促進產業升級。
除了國家戰略的引導，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也為科技創新提供了理想的“試驗場”。首先人口眾多，網民眾多，互聯網流量巨大。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其中手機上網人數7.53億人，佔比高達97.5%。看得出，互聯網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尤其隨著互聯網+的興起，互聯網+零售、互聯網+餐飲、互聯網+旅遊等領域內，中國互聯網公司憑藉著巨大的市場規模快速發展，創業、創新的繁榮程度在全世界領先。
另外，資本助力也是企業快速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有宏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創業風險投資管理資本總量達到8277.1億元，佔全球規模的40%，居全球第二。
尤其這些新興互聯網公司，例如小米從創立至今不足8年時間，共融資9輪，累計融資金額超過15億美元，目前IPO估值鎖定540億美元；美團成立至今亦不足8年，共融資8次，累計融資金額接近100億美元，目前正尋求以600億美元的估值上市；拼多多成立不足3年，共融資3次，累計融資金額超過31億美元，有傳聞稱其IPO估值或高達300億美元。
在資本的推動下，企業能夠更快地做強做大。借力資本市場加速發展，為企業走出國門、完成從C2C到CFC的轉變打下堅實基礎。
技術驅動成為企業搭乘“CFC”快車的“車票”
CFC興起的時代背景下，企業自身也在尋求從C2C到CFC的蛻變。能夠在風雲變幻的市場尋找到自身的定位，根據優勢鎖定確定目標市場，就是企業推動自身完成從C2C到CFC蛻變的內在因素之一。
最近大熱的拼多多便是準確識別了價格敏感人群，通過C2B拼團“砍價”的模式來滿足低價用戶的需求，使得其在成立不到兩年半的時間，日訂單趕超京東。
企業定義與選擇的精準目標客戶群越清晰、越獨特，尤其是與市場主流企業或競爭對手的主要目標客戶群截然不同，那麼，就可能會開創一個全新、卓越的商業模式，打造一片無人競爭的“藍海”。
然而企業要想成功做到C2C到CFC的轉變，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還離不開核心技術的驅動。正如馬雲提及阿里，他認為：“我們真正的使命，是用好技術和創新的力量，讓世界經濟更加普惠共享，可持續發展和健康美好。”美團CEO王興也說：“服務看起來簡單，但背後的技術驅動需要不斷突破。”
因此在技術驅動發展的指引下，阿里、美團等企業在智能物流、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人臉識別、智能調度等技術領域，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研發取得的成果都將是推動企業發展的關鍵技術支撐。
這些企業均是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迅速崛起，吸引海量用戶。然而，當單純的商業模式的紅利逐漸變弱時，它們就需要從商業驅動向技術驅動轉型。
知識產權服務業正成為下一個“CFC”
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旋律，這種從C2C向CFC的轉變也將進一步持續，而知識產權作為科技產業的一部分，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可以說，中國知識產權服務業，已經具備了從C2C到CFC轉變的一切外部條件，正成為下一個CFC。
首先從政策層面來看，在雙創大背景下，政府先後出臺的促進創業創新的文件近30份，發佈雙創政策幾千條，並頒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等一系列政策，開啟了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新徵程。
從市場規模角度看，2017年，知識產權代理市場規模上升至493億元，預計2020年達到771億元。2017年，技術交易額上升至13424億元，預計2020年達到21620億元。其中，專利、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交易額為5551億元，佔全國技術交易額的41%。
從資本端看，據不完全統計，從2011年到2018年，知識產權服務業的融資規模已經超過43億9千700萬人民幣。可見知識產權服務業成為資本青睞的市場，成長空間巨大。資本的介入加速了知識產權服務行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變革。
統計結果顯示，2018年商標代理排名前十的服務機構均為互聯網模式，而且互聯網模式與傳統模式間的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知呱呱也憑藉每月6000多件的代理量進入全國前十行列；其次，在專利代理服務方面，互聯網模式的服務機構的增長速度也明顯高於傳統代理機構。以知呱呱為例，在不到2年多的的時間裡，單月專利申請量已超過全國99%的傳統代理機構，全年預計專利代理服務案件量將突破20000件，知呱呱也將成為全國在線專利申請量最多的互聯網知識產權服務平臺。
外因具備，只欠東風：知產服務業如何實現“彎道超車”？
目前知識產權服務業市場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一方面大型企業由於資本雄厚、研發經費充足、知識產權預算高，成為各大代理機構爭相搶奪的資源。例如，服務華為、阿里、騰訊、百度等這些大型企業的代理機構，超過了一百家，少則也有22家。
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由於代理服務費低、訂單量小、地域較為分散，且知識產權意識薄弱，導致溝通成本高，大量優質服務機構沒有帶寬和意願承接中小企業客戶。然而我國中小企業超過7000萬家，是經濟增長的壓艙石。並且，我國中小企業知識產權戰略推進工程試點工作取得較好成效，全國32個試點城市的中小企業集聚區，專利申請量年均增長53%，高於全國專利申請量年均增長14%的平均水平。
今天的中小企業中也蘊藏著一批如摩拜、拼多多等一樣高成長的未來大客戶，摩拜在短短4年的時間從一個idea成長為一個28億美金市值的公司。因此中小企業是中國知識產權服務業的新“藍海”。只要能夠抓住廣大中小企業這片“藍海”，根據中小企業的特點量身打造與其訴求相匹配的服務，就將能從當前複雜的競爭格局中脫穎而出，佔領先機。
而在C2C到CFC轉變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走出國門，開拓海外市場。知識產權服務業需要匹配企業在全球市場開拓業務的需求，為企業提供全球化的知識產權服務。並且，由於互聯網快捷的經濟週期，市場對知識產權服務業提出廣、快、好的高要求。
要達到市場要求，離不開技術支持。知識產權服務業也應走上技術驅動的道路，應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來構建知識產權服務業的技術壁壘。從獲取客源階段，就可以通過智能抓取用戶檢索信息，通過智能匹配來高效對接客戶。隨後在申請階段，通過智能分析、流程自動化，更高效、便捷、有序地完成申請工作。在申請以及之後的風控、運營中，也離不開對侵權的智能監控，對競爭對手技術的智能檢索，對專利的價值評估，進行交易匹配和智能資產決策管理。因此知識產權全生命週期，都需要通過技術驅動來推進代理服務業的發展。
可以說以中小企業為基礎、以技術為驅動，將是知識產權服務業引領全球知識產權行業的主要著力點，這也是知呱呱一直堅持的發展理念，希望通過我們不懈的努力，能夠早日實現中國知識產權服務業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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