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哲
頌江陵(張居正)
內聖外王和外王內聖是儒家提高自己的兩條路徑，張江陵顯然走的是外王內聖的路，明知前方荊棘遍道毅然決然而往，在事業時艱中鍛鍊精神，於風雲際會間澄澈本體。觀對江陵正反兩面的評價，執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樣，未能深諳中華文化內涵所在，乃至於精義處一無所知。
曾因反對張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鄒元標幾十年後目睹吏治敗壞、國運衰頹，再回想萬曆新政時朝廷的勃勃生機，便深切感到張居正是明朝難得的中興名臣。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為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為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為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熊十力又認為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為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與友人談論張居正：“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願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江陵學術宗本在儒，而深於佛，資於道與法，以成一家之學。……以佛家大雄無畏粉碎虛空，蕩滅眾生無始時來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轉成儒家經世精神。自佛法東來，傳宣之業莫大於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則諸實用，則江陵為盛。”（源自熊十力《與友人論張江陵》）
1950年，一向不問政治的熊十力寫出《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批評張居正“惡理學家空疏，遂禁講學、毀書院”之舉與秦始皇之焚書無異，並以此引申說：“學術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種主流，而不可阻遏學術界自由研究、獨立創造之風氣，否則學術思想界思想錮蔽，而政治社會制度，何由發展日新？江陵身沒法毀，可見政改而不興學校之教，新政終無基也。”他還寫信與老友梁漱溟論道，指出辯證法的根底在鬥爭，而大易之學卻是以仁義為常道。
張居正與好友談證悟的三封信的摘錄與評價：
(張的信件所述之證得內容很實在，且有前後遞進的層次表現。熊氏的解說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雖勉強涉世，乖其本圖。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閒，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評：詳上諸書，則知江陵師心而不待求師於外。其從入處雖不背孟子陽明，然只識得心體虛明，猶未徹在。心體未嘗不虛明，然含萬德、備萬理、肇萬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虛而實，明而不匱，儒者故謂之誠。君子貴思誠，思者，猶雲常惺惺。而存之於隱微之地，慎之於息息與天地萬物感通之幾，達之於事業。合內外，貫動靜，莫非誠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實，唯誠而已。虛明者，誠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虛明，去實相甚遠。實相謂本心，亦即目宇宙本體，所謂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虛明處認識本心，從此實踐中體現得來。
《答羅近溪宛陵尹》: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糾紛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頗自恨優遊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裡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評：詳此所云，畢竟遵循儒家規範，否則高談澈悟，終不見實際，不得穩貼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書》:辱喻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下在於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
評：至此所造已深矣。其於《中庸》涵養未發之中、合內外之道與淵泉時出之妙，已有會心也。
另外，還有對六藝的論述
在《答胡劍西太史》中曰：
弟甚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彈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者，暇時更取一觀這，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獨復有得力處也。
新儒哲
張居正不是聖人。
關於張居正的提問我回答過很多次，張居正是怎樣被推向神壇的呢？兩個字：改革!張居正能走向神壇，與當今這個時代有莫大因果關係。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不知從何時開始，凡是改革的必受吹捧，反之則予以貶低。
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這個時代推崇改革，而之所以改革被推崇備至則是功利思想使然。
張居正的改革並不成功。
萬曆新政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措施是清丈田畝，使得全國收稅田畝增益三百多萬傾。大家要知道，張居正的清丈田畝並非是單純地清丈田畝，在清丈過程中，同時也將大地主豪紳非法佔有的土地進行了洗白，發給了合法持有的產權證。而在此之前，朝廷並不承認地主豪紳非法侵佔的土地，雖然這些土地事實上握在他們手中。
嚴禁土地兼併，是朱元璋一貫執行的基本國策，並且將之寫入了《皇明祖訓》。朱元璋認為，土地過度兼併集中是元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大明若要萬世基業，必須嚴格管控土地兼併行為，可惜的是，明朝仍然亡於此。
為了徹底解決土地兼併問題，朱元璋想出了一個辦法，既“衛所制”。一般認為，衛所制是一項軍事制度，但筆者以為，將其稱為“軍事土地制度”更為合適。朱元璋將天下土地的一半劃歸衛所耕種，由五軍都督府管理，土地所得用於養兵和支付軍事開支。剩餘的一半土地才分給百姓耕種。在朱元璋看來，即便百姓耕種土地出現了嚴重兼併，至少朝廷還控制著另一半土地，完全影響不到皇家統治。
但是，自朱棣之後，衛所管理漸漸失控，兵丁逃逸導致衛所兵力十不存二，別說種地了，連正常的軍事行動都無法開展，所以自朱棣朝之後，衛所土地逐漸荒廢乏人耕種。於是乎衛所軍官和朝中官宦大鑽空子，徵用兵丁和僱請民夫耕種，土地所得悉數中飽私囊。到萬曆時期，被非法侵佔的衛所土地達到了驚人的三百多萬傾。雖然各級貪官汙吏耕種著這部分土地，土地所得盡歸其有，但是，土地性質在名義上仍屬國有，耕種行為仍屬非法，土地所得仍屬非法，各級官吏心知肚明地幹著非法侵佔國有資產的勾當。大明天子不是不知情，但面對這場集體欺瞞皇帝的饕餮盛宴，也只能望洋興嘆。
直到張居正出臺萬曆新政，這一場饕餮盛宴便演化為集體打皇帝家秋風的狂歡。
王安石搞變法，把朝廷掌握的土地賤賣給地主權貴，而張居正卻是白送，只需耕種者承諾繳納稅費即可。貪官汙吏地主豪紳們怎不歡欣鼓舞？這也是清丈田畝能夠迅速推進並取得豐碩成果的根本原因。
張居正是個可悲的歷史人物，他背離了《皇明祖訓》，他將國有衛所土地拱手送人，最終也是他，為這場狂歡買了單，朱翊鈞將他從墳裡扒出來鞭屍一點都不為過。
張居正承受不起改革家的光環，更擔不起聖人的尊貴稱呼，他充其量只算是一個能吏，算是一個封建王朝的裱糊匠，他雖解決了朝廷財政的一時之難，但那卻是典型的殺雞取卵，嚴重透支了大明朝的體力，使得大明朝從老年走向暮年，淪落為棺槨中人。
明亡，實亡於萬曆矣!
讀史梨樹下
張居正是一代明相，是一個極具智慧的出色政治家，但他不是一個聖人。聖人是在思想方面對後人有極具的影響貢獻，比如孔子、孟子、和老子都有極深的思想造詣，而且他們的思想流傳百世而不衰，但張居正沒有。
張居正的執政策略造福了當時一個時代的人，在他死後他的政治策略就煙消雲散了。如果拿張居正跟一個歷史人物相比，周公無疑是最合適的人。周公執政是是輔佐幼主盡心盡力被後人所稱頌。張居正當政時也是輔佐幼主，張居正一心一意的輔佐，並且忠於朝廷，在張居正的輔佐下出現了萬曆新政，老百姓都過著富足的生活。
有人會說周公是聖人，但我始終認為不是。周公是一個政治家但始終不具備聖人的資格，因為他沒有影響後世的思想傳世。如果輔佐皇帝就可以成為聖人的話那多爾袞也輔佐過福臨，至死也沒有奪位。
所以張居正並不能成為聖人，而是一個對當時有一定貢獻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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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沒找到所謂兩個半聖人說法的出處，就儒家地位而言，他遠不及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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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是賢相，是向聖人看齊的師範，走的是孝忠朝廷，匡扶社稷的正道，是古代士子們的爭先效仿的人師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