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哲
颂江陵(张居正)
内圣外王和外王内圣是儒家提高自己的两条路径，张江陵显然走的是外王内圣的路，明知前方荆棘遍道毅然决然而往，在事业时艰中锻炼精神，于风云际会间澄澈本体。观对江陵正反两面的评价，执反面者多象本人之前一样，未能深谙中华文化内涵所在，乃至于精义处一无所知。
曾因反对张居正被下令廷杖八十的邹元标几十年后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他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但又不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熊十力又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用的，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力与友人谈论张居正：“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远见，灼然于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于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怖，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愿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窃叹江陵湮没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实中国之不幸。
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深于佛，资于道与法，以成一家之学。……以佛家大雄无畏粉碎虚空，荡灭众生无始时来一切迷妄、拔出生死海，如斯出世精神转成儒家经世精神。自佛法东来，传宣之业莫大于玄奘，而吸收佛式精神，则诸实用，则江陵为盛。”（源自熊十力《与友人论张江陵》）
1950年，一向不问政治的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一文，批评张居正“恶理学家空疏，遂禁讲学、毁书院”之举与秦始皇之焚书无异，并以此引申说：“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界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江陵身没法毁，可见政改而不兴学校之教，新政终无基也。”他还写信与老友梁漱溟论道，指出辩证法的根底在斗争，而大易之学却是以仁义为常道。
张居正与好友谈证悟的三封信的摘录与评价：
(张的信件所述之证得内容很实在，且有前后递进的层次表现。熊氏的解说也很精到。)
《寄高孝廉元谷》：此行虽勉强涉世，乖其本图。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恨不得与兄论之。将试不必多作文，但凝神养气。曹孟德临敌，思意安闲，如不欲战，亦可以武喻文。
评：详上诸书，则知江陵师心而不待求师于外。其从入处虽不背孟子阳明，然只识得心体虚明，犹未彻在。心体未尝不虚明，然含万德、备万理、肇万化，其沛然油然充塞天地者，虚而实，明而不匮，儒者故谓之诚。君子贵思诚，思者，犹云常惺惺。而存之于隐微之地，慎之于息息与天地万物感通之几，达之于事业。合内外，贯动静，莫非诚也。造化之原，吾心之实，唯诚而已。虚明者，诚之照用也。二氏徒保任此虚明，去实相甚远。实相谓本心，亦即目宇宙本体，所谓造化之原是也。儒者不偏向虚明处认识本心，从此实践中体现得来。
《答罗近溪宛陵尹》: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
评：详此所云，毕竟遵循儒家规范，否则高谈澈悟，终不见实际，不得稳贴也。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书》:辱喻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下在于此。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
评：至此所造已深矣。其于《中庸》涵养未发之中、合内外之道与渊泉时出之妙，已有会心也。
另外，还有对六艺的论述
在《答胡剑西太史》中曰：
弟甚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弹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这，脱去训诂之习，独观昭旷之原，独复有得力处也。
新儒哲
张居正不是圣人。
关于张居正的提问我回答过很多次，张居正是怎样被推向神坛的呢？两个字：改革!张居正能走向神坛，与当今这个时代有莫大因果关系。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知从何时开始，凡是改革的必受吹捧，反之则予以贬低。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这个时代推崇改革，而之所以改革被推崇备至则是功利思想使然。
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成功。
万历新政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措施是清丈田亩，使得全国收税田亩增益三百多万倾。大家要知道，张居正的清丈田亩并非是单纯地清丈田亩，在清丈过程中，同时也将大地主豪绅非法占有的土地进行了洗白，发给了合法持有的产权证。而在此之前，朝廷并不承认地主豪绅非法侵占的土地，虽然这些土地事实上握在他们手中。
严禁土地兼并，是朱元璋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并且将之写入了《皇明祖训》。朱元璋认为，土地过度兼并集中是元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大明若要万世基业，必须严格管控土地兼并行为，可惜的是，明朝仍然亡于此。
为了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既“卫所制”。一般认为，卫所制是一项军事制度，但笔者以为，将其称为“军事土地制度”更为合适。朱元璋将天下土地的一半划归卫所耕种，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土地所得用于养兵和支付军事开支。剩余的一半土地才分给百姓耕种。在朱元璋看来，即便百姓耕种土地出现了严重兼并，至少朝廷还控制着另一半土地，完全影响不到皇家统治。
但是，自朱棣之后，卫所管理渐渐失控，兵丁逃逸导致卫所兵力十不存二，别说种地了，连正常的军事行动都无法开展，所以自朱棣朝之后，卫所土地逐渐荒废乏人耕种。于是乎卫所军官和朝中官宦大钻空子，征用兵丁和雇请民夫耕种，土地所得悉数中饱私囊。到万历时期，被非法侵占的卫所土地达到了惊人的三百多万倾。虽然各级贪官污吏耕种着这部分土地，土地所得尽归其有，但是，土地性质在名义上仍属国有，耕种行为仍属非法，土地所得仍属非法，各级官吏心知肚明地干着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勾当。大明天子不是不知情，但面对这场集体欺瞒皇帝的饕餮盛宴，也只能望洋兴叹。
直到张居正出台万历新政，这一场饕餮盛宴便演化为集体打皇帝家秋风的狂欢。
王安石搞变法，把朝廷掌握的土地贱卖给地主权贵，而张居正却是白送，只需耕种者承诺缴纳税费即可。贪官污吏地主豪绅们怎不欢欣鼓舞？这也是清丈田亩能够迅速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
张居正是个可悲的历史人物，他背离了《皇明祖训》，他将国有卫所土地拱手送人，最终也是他，为这场狂欢买了单，朱翊钧将他从坟里扒出来鞭尸一点都不为过。
张居正承受不起改革家的光环，更担不起圣人的尊贵称呼，他充其量只算是一个能吏，算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裱糊匠，他虽解决了朝廷财政的一时之难，但那却是典型的杀鸡取卵，严重透支了大明朝的体力，使得大明朝从老年走向暮年，沦落为棺椁中人。
明亡，实亡于万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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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一代明相，是一个极具智慧的出色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圣人。圣人是在思想方面对后人有极具的影响贡献，比如孔子、孟子、和老子都有极深的思想造诣，而且他们的思想流传百世而不衰，但张居正没有。
张居正的执政策略造福了当时一个时代的人，在他死后他的政治策略就烟消云散了。如果拿张居正跟一个历史人物相比，周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周公执政是是辅佐幼主尽心尽力被后人所称颂。张居正当政时也是辅佐幼主，张居正一心一意的辅佐，并且忠于朝廷，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出现了万历新政，老百姓都过着富足的生活。
有人会说周公是圣人，但我始终认为不是。周公是一个政治家但始终不具备圣人的资格，因为他没有影响后世的思想传世。如果辅佐皇帝就可以成为圣人的话那多尔衮也辅佐过福临，至死也没有夺位。
所以张居正并不能成为圣人，而是一个对当时有一定贡献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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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找到所谓两个半圣人说法的出处，就儒家地位而言，他远不及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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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是贤相，是向圣人看齐的师范，走的是孝忠朝廷，匡扶社稷的正道，是古代士子们的争先效仿的人师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