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為何感覺二戰時日軍“下克上”風氣嚴重?

螞蟻ling


在二戰時日軍犯了四個嚴重的錯誤。

一、逐次增兵,欲戰又止,遲疑不決。

二、隨意更改“主戰場”。

三、軍、政不和,下克上之風氣嚴重。

四、該出手時作壁上之觀,不該出手時南進襲美。

其中“下克上”之風尤為嚴重。

拋開民族情感來講,日本在中國發動的戰爭進程也算是可圈可點,想象一下,日本一個島國,在當時連一億人口都沒有的小國家,在對華戰爭過程中竟然侵佔了大半個中國,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最終他們還是失敗了,雖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國民萬眾一心致力抗敵,但是其中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下克上。


那究竟什麼是“下克上”呢?

下克上不難理解,中國古代的一句話就可以解釋——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也就是指下面的人對上面的人感到不滿甚至對上級下達的命令不理不顧,按道理說軍人是以服從軍令為天職的,但是下克上出自日本武士道精神,武士在強調對上級忠誠的同時,也希望上級能尊重下級的利益,如果下級認為上級違背了這個約定,下級是可以反對上級的。

其實這種情況的出現是一種必然結果,因為這些下層軍官後面都站著一個人——天皇。“下克上”也可以說是天皇一手促成的。他希望以此來平衡下面人手中的權力,並且增強自己手裡的權力。

20世紀30年代,日本右翼大力宣揚“下克上”,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右翼認為國家出現衰弱的原因是天皇被內閣架空,這該如何是好?


只有除掉這些中間的官員,直接聽命於天皇的領導,這樣就能迅速對外擴張,通過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來壯大自己的祖國,聽上去是不是覺得很感動,持有這種“愛國情懷”的軍官大多數是草根出身的中下級法西斯官員,正是他們的這種“下克上”的思想讓日本日益膨脹,開始四處侵略擴張。

但這種現象其實是從918事變之後開始的。918事變並不是由日本高層一手策劃並實施的,而是由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等關東軍將領揹著日本軍方高層秘密實施的一個計劃。

對日本而言918事變的冒險嘗試是非常成功的,東北軍的不抵抗使得東三省以席捲之勢淪陷。而那些參加了對東三省進行了作戰的官兵嚐到了甜頭後越發狂熱,認為918事件完全可以重演。


由此那種下克上之風越發嚴重,後來的七七事變有對戰果的擴大和不擴大兩派,而被奉為英雄的石原在當時卻屬於不擴大派,有部分擴大派軍官就效仿石原,直接繞開了上層領導制定各種戰略規劃,於是中國爆發了全面抗戰。

類似的事件還有很多,比如說諾門坎戰爭,英帕爾戰爭都是各軍司令部獨自策劃並領導各種戰役決定,也因此影響了全局。其實根本原因還是海外軍團獨立性過大,是日本下克上風氣所致,同時也讓這種失敗成了必然。

這種模式雖說在理上說不通,可是有許多軍官卻是默認接受這種“潛規則”了。畢竟手底下人瞞著自己做事,做成了有自己的一份御下有方的功勞,沒做成的話就把下屬推出去自己撇得乾乾淨淨。


而那手底下人呢?一旦做成了事情那可就是平步青雲了,可謂是進入了官職晉升的快車道了。

可是這種方式有利有弊,畢竟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日軍下克上風氣直接導致了日本軍部的戰略部署的錯亂,導致其慘敗。就比如說日本在攻打南京的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導致其被徹底陷入持久戰的泥潭而無法自拔了,日本一線指揮官越過日本軍部直接攻打南京,導致軍部被迫認可了這個決定,再後來又繼續獲得了政府和天皇的追認。


其實究其根底,日本的失敗一是在於中國國民對侵略者一致對外的決心。二是其戰略方針的錯誤,而戰略方針的錯誤又在於軍中的相互制衡,互相猜忌,更有本文中提到的——下克上風氣。


歷來現實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日軍的下克上的存在,其實是日軍高層指揮的嚴重問題導致。

以抗戰戰場為例,日本最高指揮為侵華日軍司令部,設置在南京,有自己的一套班子。

但實際指揮戰役的,都為各軍(也就是中國的戰區)司令部。

進行戰術作戰的,又是各個師團。

而根據日軍的傳統,上級對於下級並非牢牢控制。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李德、博古指揮戰役,不但制定戰略,也干涉具體戰術,甚至到一個營兵力的使用。

這導致紅軍基層指揮官失去實際指揮權,形同虛設,想不敗都難!

而戰場的情況瞬息萬變,二戰很多關鍵戰役的勝負,往往就在一二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

以當年的通訊以及指揮系統的處理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及時反應。

打個比方來,日軍在攻打中國城市期間,突然發現國軍開始突圍。

那麼,究竟要不要追擊?

如果師團上報給軍司令部,軍司令部又要請示侵華日軍司令部,最快也要1天以上才會有指示,到時候國軍早就不知道突圍到哪裡去了。

二戰期間,日軍高層指揮相對是放權的。

也就是,侵華日軍司令部多是制定大的戰略,制定戰役的目標。

具體如何實現,全部交給軍司令部去負責。

而軍司令部召集師團長下達具體的作戰任務,比如攻打長沙是中央突破,還是多路圍攻。

一旦大體作戰任務下達以後,軍司令部較少干涉具體的指揮,最多協調師團之間的行動。

而師團也是一樣,他們擁有一線的決策權,往往是先下命令以後再向軍司令部請示或者彙報。

這種模式,是日軍多次獲勝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傳說中的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其實,這也是日本戰國時期軍閥混戰的傳統。很多大名對於部下的強力家臣,缺乏足夠的控制力,大體上是協調他們作戰而已。

這種方式有優點,但也有巨大缺點。

日軍以下克上往往成為風氣,甚至會徹底改變侵華日軍司令部甚至日本軍部的戰略,導致戰略上的慘敗!

比如淞滬會戰結束以後,日本軍部不希望擴大戰爭,要求前線部隊停留在蘇嘉線,不要繼續攻打首都南京。

日本軍部認為,國民政府已經從南京撤退,佔領南京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反而失去了談判的對象。

但日本一線指揮官認為國軍已經全線撤退,只要堅決追擊,一定能夠迅速拿下南京。

結果就是,日軍自發攻打南京,軍部被迫認可這個決定。

佔領南京後,實則日軍就徹底被拖入持久戰,無法自拔了。


薩沙


下克上,就是下級架空上級,並取代上級作出決定,取得實際領導權。先把這解釋清楚才好回答。

二戰中日軍的下克上從其出現到其愈演愈烈,從一個人的經歷上來談,可能會更好的解釋日軍中這一個下克上會如此嚴重。而這個人就是石原莞爾,先簡單介紹一下他的事蹟。

石原莞爾本是日本關東軍的中佐(中校)參謀,整個九一八事變的實際策劃者和實際指揮這者之一。

在九一八事變開始時,石原莞爾等人繞過剛到任不到一個月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雖然也是侵佔中國的支持者)下達戰爭命令。事變發生後才進行告知,而此時也只是並勸說其正式授權關東軍的軍事行動。

事變發生後日本內閣下達停止命令後日本關東軍仍繼續行動,以及日本朝鮮軍越境進入中國東北參與九一八事變(雖然在事變後得到日本天皇的追認)。又是兩起更加嚴重的下克上。

因此滿洲事變也被稱為昭和時代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也是由此開啟了日軍二戰中一系列下克上的歷史。

後來就盧溝橋事變發生之時,已經升任日本戰爭指導部部長的石原莞爾認為不應在此時擴大戰爭而受到下級課長的下克上,並被怒懟“我們現在就是學石原先輩在滿洲的做法,有什麼不對。”擴大派佔據主流後石原莞爾則被排擠出中央,後又被轉入預備役被監視居住。

可以說石原莞爾是二戰中日軍下克上上的開啟者和受益人,也是其的受害者。

而從此事件中分析可以一窺一向上下級嚴明的日本,為什麼會在二戰中頻繁出現下級取代上級的情況。

一 、首先九一八事變中,樹立了錯誤的典型

石原莞爾等人下克上,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成為了國家英雄,並因此官運亨通。給了想建功立業的下級軍官一個錯誤的示範。

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接連出現日本在華日軍挑釁事件,上海一二八事變、天津日本駐軍挑釁事件。

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系列事件中出現的小團體或者是派閥在日本軍中所其的作用。或者說就是日本的決策體系已經被各種派閥所左右,沒有了正常的軍隊指揮體系。下克上成了弱勢一方,操控軍隊影響決策的常用手段。

仍以九一八事變來說,需知道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等組織者都是日軍中統制派成員。其計劃在謀劃之初就已告知統治派核心人員永田鐵山,並得到了其在事變前從日本本土調來240毫米重炮的支持。同時也是在中央的統治派成員在事變開始後強壓處分命令,並在日本大肆宣傳其“英雄事蹟”,才將這些不停調令的軍官塑造成“大和英雄”。如果沒有一個龐大的派系支持,改變國策的行為,僅憑几個參謀來做可能當天就被終止了。

作為對比也是一二八事變和天津駐軍挑釁事件,都是不符軍內派閥的戰爭思想,下級想學習九一八事變中的英雄事蹟卻很快被制止。

同樣日本內部的二二六軍事政變,也是在逐漸失勢的皇道派軍閥為挽回頹勢與統制派爭權搞策動下級軍官搞政變,並在事變中拖延鎮壓,並幫助宣傳叛軍的“愛國思想”。

通過上述可以看出日軍二戰中的下克上本是內部派閥為達目的而採取的非正常手段。

但卻如同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樣,在一次以後日軍中不斷因為各種戰爭思想分裂成不同的小團體,並用下克上的手段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其下克上的範圍也延伸到大到國家國策小到戰役決策各個層面。而最初採用這種方式的石原莞爾和永田鐵山也成了下克上這種不擇手段的犧牲品。


歷史小知


下克上,其實是說白了就是指的下面的軍官對上面一層軍官的不滿。而他們之所以有這個膽子敢對上面一層軍官表現出不滿,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有著天皇支撐。這樣一來說,下克上,也可以看成是天皇的一種手段。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平衡朝廷的權勢,這樣上層的官員們也不會因為手上握的權利太高,從而會威脅到天皇的權力。



不過發展到了後期,日本內部都開始一致覺得這個現象非常好。因為在918之前,日本究竟該如何對待中國?究竟該如何在中國開展戰略活動?這在他們內部,一直都是一個謎團。那時候,中國畢竟還是一個大國家,稍有不慎,日本敗了的話,責任算誰的?因此大家都打著這種算盤,高層一個個的就開始穩如泰山。而下面的一群人,因為受到天皇的支持,故而膽子也非常大,直接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如此莽莽撞撞的行為,其實也算是對高層權力的一種挑釁。但那時候高層覺得無所謂,如果下面的這群人,方法用對了,取得了勝利,那麼作為他們的上級人員,也會因此享受到成果。能夠從中獲得更高的利益。反正他們不敢行動,那就讓下面的這群人來行動是一種不錯的方法。而一旦這些人失敗了,那麼也無所謂,高層們可以將他們推出去,讓他們去做這個替罪羊。反正方法是下面人出的,行動也是他們私自做的,那麼失敗了,也就應該是他們受到責罰。



再來看下層的軍官們,他們當然也明白高層的心裡。不過他們也打著自己的小算盤,若是勝利了,這就是建功立業的好機會,可能就因此一步登天,升上了高位。而且當時,石原莞爾就是因為這樣成為了日本民族的英雄。有了他這樣的先例在前面,後面的人自然就更是爭相模仿。

這個現象是不是好呢?如果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就是一種放任現象。也就是說大家都在推脫責任,要達到坐享其成的目的。但就是這樣一種不好的現象,卻得到了當時日本軍官們的一致喜愛。不管是上一級的高官,這下一級的軍官,都因為這一中奇怪的現象而獲得了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下克上這明顯就違反了軍人精神的現象,卻一直屢屢出現的原因。


童年放牛


日軍的下克上其實是有歷史傳統的,早在明治時期就有著名的"西鄉大暴走"事件,主角西鄉從道無視政府訓令,執意要攻打臺灣,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但已開了軍部自行其是的所謂"下克上"的先河,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西鄉本人屬於維新元老,在明治政府中地位特殊,所以這位暴走以後不但沒事,後來還做到海軍大臣和海軍元帥,這個事件其實為日軍後來下層軍官的暴走埋下了伏筆(也可以說做了榜樣),因為軍方有元老的護持,後期逐漸成為日本一種超越法度之外的獨立存在,比較有名的就是"統帥權獨立",軍方的行為可以不受文官政府的約束,這個體制的負面作用在明治時期還不怎麼明顯,因為彼時大部分維新元老都在,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當政者的認識差別不大,而軍方也才屬於初生階段,還在可控範圍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體制的負面作用逐漸顯現,隨著藩閥政治逐漸走向解體,軍方自身的意志也越來越難以被約束,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3年的"熱河事變",下層軍官屢屢出現自行其是的"下克上",但由於統帥權獨立及社會下層日益增長的狂躁情緒等原因,結果當事人大都是"成則加官進爵、敗則輕輕放過",昭和時期的軍官團,尤其是陸軍逐漸被嬌縱成一群無法無天、狂妄自大的暴漢,這就是日軍下克上的由來。

結尾多說兩句,今人常說日本人是"戰術一流,戰略三流",其實抗戰時的鬼子並非生來就缺乏制定優秀戰略的天賦,只是這些自上層軍部領導蔓延至下層軍官參謀的暴走使頂層大腦即使有好的戰略也無法執行,更何況由於下層軍官的屢屢暴走,使得時局的變化也往往無法為當政者所預料和控制,所以抗戰時鬼子就表現出了基本無通盤考慮戰略的情形,今天對這段歷史的反思其實就是為了告誡我們,一個想要健康發展的組織一定要有完善的組織紀律約束,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實施起來卻未必簡單,日本人是有名的講服從的民族,但仍然會在軍隊這種最講紀律性的組織中出現下克上,這是值得深思的,而下克上的嚴重後果已為歷史證明,如何既保證不要扼殺組織成員的創造活力,又要保證組織紀律性,防範下克上式的自行其是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林中雪月



這種現象的嚴重化是918事件後開始的,起初918事件就是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等關東軍將領一開始就揹著大本營搞出來的,由於當時關東軍和東北軍在兵力方面差距懸殊,所以連日本都不認為事情會進行的很順利,甚至做過很壞的打算,即東北軍集結起來攻擊關東軍,使後者覆滅。然而,不抵抗使得東三省很快淪陷,所以當時日益狂熱失去理智的日軍中下層軍官嚐到了甜頭,越發看不起中國,認為918事件可以一再重演,無需得到高層的認可。

而77事變時,雖然日本有擴大派和不擴大派,有趣的是,918的始作俑者石原認為如果在華北擴大戰爭,會徹底突破國民黨當局的底線,進而擴大戰爭,對日本以戰養戰不利,所以屬於不擴大派,但部分擴大派的軍官卻對石原表示,當時918事件也是石原繞開東京高層和天皇而策劃的,今天自己同樣也可以這樣做。所以,由此開始中國爆發全面抗戰,而日本的中下層軍官獨走也愈發頻繁,後來的諾門坎事件也是由此引發的。

縱觀這些事件,有其兩面性,一方面的確是日本高層不知情,那些身處第一線的少佐中佐才是直接的推動者甚至策劃者,但另一方面,日本高層在事情發生後一般採取默許甚至暗中支持態度,這就進一步縱容了這種下克上。


迷彩派軍事


小小小百科全書觀點

所謂下克上就是下級取代上級“綁架”了上級的意願作出的一些事情。下克上這種現象在日本已經存在已久了。早在日本戰國時期下克上的現象就極為盛行。而下克上也不是日本獨有的現象。比如東漢末年軍閥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際上也是一種下克上的體現。下克上的風氣在日本一直存在也從未消失。而日本二戰時期可以說是下克上之風在現代最鼎盛的時期了。



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盛行。而在其軍隊內部所謂的武士道精神也開始盛行。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在他著作的《武士道》中指出“下克上和武士道精神屬於一體雙生。武士在強調對上級忠誠服從命令的同時,下級也會要求上級尊重下屬的利益。當下級認為上級違背責任或者有明顯過錯的時候,武士可以毫不猶豫的反對。而二戰時期日本整個軍隊內部盛行武士道精神。通過狂熱的精神洗腦導致他們都有一些病態的瘋狂。這也不難解釋為什麼二戰時期日本下克上如此嚴重。



有很多人認為在二戰時期就是日本軍隊中的下層軍官“綁架”了日本軍部。很多時候日本軍部都是身不由己不得不按照下級的命令去做事。二戰時期日本軍隊中下克上的領軍代表人物就是石原莞爾和辻政信。這兩個被洗腦的瘋狂的傢伙可以說一手把日本帶入了地獄。著名的九一八事變就是石原莞爾這個傢伙一手策劃引發的。而當時的石原莞爾只是關東軍的一個小校官。誰能想到可以堪稱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的九一八事變就是這麼一個小人物一手策劃的。石原莞爾可以說一手把日本拖入了戰爭的泥潭。本來石原莞爾這種舉動肯定是要上軍事法庭的。但是在當時軍國主義盛行的日本,石原莞爾此舉被日本軍隊譽為英雄壯舉而且獲得了軍隊層面的大力支持。所以石原莞爾不僅沒有收到懲罰反而還一路官運亨通。



石原莞爾這麼瘋狂那麼身為石原莞爾粉絲的辻政信也不甘落後。二戰時期本來日本河蘇聯之間“相安無事”。但就是由於辻政信的原因。導致了日本和蘇聯爆發了諾門坎大戰導致關東軍損失慘重。當時在關東軍服役的辻政信認為蘇聯已經是強弩之末了。立功心切的辻政信就一手策劃了進攻蘇聯的計劃。在日本軍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辻政信策動了關東軍高級將領私自對蘇聯開戰。而這一戰也是日本和蘇聯之間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戰爭的結果就是日本在蘇聯的鋼鐵洪流面前被碾壓了。因此日本關東軍在北方對蘇聯開始處於劣勢。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之所以會敗的那麼慘和日本軍隊內部下克上的風氣影響很大。二戰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陸軍主要以日本關東軍為主。而日本關東軍又因為戰功彪炳和日本軍部關係不是很融洽。這就導致了關東軍實際上和日本軍部就形成了下克上的關係。日本軍部命令不了關東軍只能給建議。而日本關東軍又不可一世根本不搭理日本軍部的意見。甚至還宣稱“三個月佔領中國”最後陷在中國戰場是進退兩難。有了關東軍高級將領當榜樣。下層軍官自然更加有樣學樣。所以下克上風氣越來越嚴重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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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細看日本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下克上不僅僅存在於二戰時期,而是在日本歷史中延續不斷的。

首先日本一直到明治維新前都不能稱之為一箇中央期權制的完整國家,而是由天皇、幕府將軍,、大名與地藩主、武士、以及平民等組成的社會各階層。各地的藩主們受經常性的互相發生火併與征戰,然們都奉幕府將軍為共主,而幕府將軍又象徵性的奉天皇為主人。這樣一來經過混戰戰,執力做大了的地方藩主必然不肯甘心居於幕府將軍的騎下往往會挑戰幕府將軍的權威或是其他的藩主進行兼併戰爭,當各種勢力的平衡打破後大了的地方藩主又成為了新的幕府將軍。這從廉倉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莫不是如此。

就連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悲劇英雄“楠木正誠"在高喊七生報國時也是以下克上的。而到了幕府末期,以西南強藩中的長洲藩薩摩藩為主的的執力又是以下克上推翻了幕府統治把明治天皇扶上了正位。但等明治天皇坐穩了位置以後進行改革時又威脅到了西南強藩利益,西南各藩又發動了反叛天皇的西南戰爭,這又是一樁日本軍隊中以下克上的重大歷史事件。

到了中日甲午戰爭時期與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軍隊中的各種實力派又進行了激烈的角逐,以下克上的事件屢屢發生。

到了二三十年代,日本軍隊中的以下克上達到了新的高峰,在1923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訂後日本被迫限制了自己的海軍規模,但當日本的談判代表返回日本國內以後卻被軍隊中的下級軍官當街殺害。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有三位首相被軍隊中的中下級軍官給殺害。到了1932年的二二事件中日本皇家陸軍近衛師團的上千名官兵在中下級軍官中的蠱惑下發動了空前的兵變,這使日本軍隊的以下克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所以說日本民族是個扭曲的民族,即強化絕的對服從,骨子裡卻有一種以下克上不服輸的反叛精神。


用戶夏天的風


這個問題牽扯到日本比較深的東西,這裡只能簡單的說一下。大家都知道,日本自古就是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國家,又地方狹小,很多矛盾避無可避,必需直面,所有社會底層,也以日本底層被壓榨最為兇狠,基本已無再進一步壓榨的可能。這個環境,造成日本社會大概是世界上最早權力集中,最早階級固化的國家,有限的資源必需集中分配,掌握分配權力的階層一旦稍有偏頗,被壓榨到底線的底層就只有造反,古代沒有明確的科學指導,但在日本社會自然形成保護分配權的武士階層,以及可以憑頭腦更合理分配資源,自己還可以從中漁利的財閥階層,但最高層既要這兩個階層協助自己分配資源,又沒能力供養這兩個階層,回收所有分配權力,那怎麼辦呢?—— 給政策!



在保證最高層收益的情況下,給他們壓榨權!他們只要壓的住最底一層,那麼收到和上交之間,怎麼漁利,就是他們的權力。實際日本歷史上最底層被逼到造反的情況很多,但日本地域狹小,轉圜餘地小,強勢方從沒有什麼兵力空虛,不集中的問題,鎮壓起來很方便,從來都是露頭就打,弱勢方從來沒有發展空間,像中央帝國那樣,底下已成燎原之勢,高層還沒收到情報的狀況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不過日本強勢方也有個好處,就是懂得不能殺雞取卵,薅羊毛得留著羊,這些底層每一個人頭上,都有著明確的收益,殺了可就沒了,所以武力鎮壓壓住陣腳後,就是請中人出來談判,給多少米糧,然後大家別鬧了,還是回家好好過日子去吧。所以日本歷史不提什麼農民起義,此類事件都是所謂“騷動”,二戰的緊要期間,日本各大城市還發生過有名的“米騷動”。而題目所問的“下克上”,就是日本中層把下層壓榨過甚,下層開始“騷動”了。或者高層試圖染指中層這種壓榨過手的權力,中層開始反擊,下克上,就是日本社會保持階層平衡,維持階層固化的自然手段。


到了近代,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的輸入,很快這種下克上就加進了科學指導,變得有些似是而非,比方226事變,石原莞爾締造關東軍神話,就被很多人認為是日本軍隊下克上的典型案例,那就這麼認為吧。但是要是對此感興趣,願意深究,你會發現這並非下克上,而是日本高層權力鬥爭當中,某一方利用了中下層,過程裡,明智維新後,社會變動,一些得以由下層躥至中層的人,在日軍中就是所謂的少壯派,從中看到自己可以由此更進一步,躥進高層的機會,這種“下克上”就變得變本加厲,失控起來,老實說,我的感覺,當時日本不亡於盟軍,歐洲沒有發生大戰,任由日本在東亞獨大,一帆風順的日本,恐怕也會亡於這種失控,這一點,從石原莞爾本人,被手下激進少壯派所推出權力中心,可見一斑。


李三萬的三萬裡


日本軍隊不是以上克下,而是頭重腳輕,簡單來講,日本人做決定是拍腦門兒決定,所以我們會看到前線發生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情況,上面的改變都會影響後面的決策。

就比如說在七七事變發生以前,日本人對於侵華日軍的基本要求,基本上就是駐華的那些日本軍隊,尋找戰機,擴大與中國軍隊的正面衝突,不追求全面開戰,是話鋒一轉,等到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日本國策立刻就改全面開戰!

對於日本來講,他本身就處於一種以小博大的地位,也就是說他本身的國力和他交戰國的國力相比,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日本人心裡自己明白,所以戰機這個東西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對於日本大本營來講,他心裡特別清楚,自己做正與後方比起前線直接面臨敵人吶,一旦發生什麼突發狀況,後面處理起來肯定要比前面處理起來花費的時間更長。一旦錯過一個千載難逢的戰機,那日本大本營就該拿腦袋撞牆。

所以對於日軍來講,前線如果能便宜行事,自己處理,那日本大本營當然喜聞樂見,畢竟日本大本營對於前線發生什麼樣的狀況,要比前線指揮部稍微慢一拍,所以日本前線一旦爆發戰爭,是擁有著便宜行事以及全權處理的能力,這點比起蔣介石來講,簡直就是高明太多了,將介石手底下缺人才嗎?不缺,他就是缺這種能夠在前線能夠頂住他的命令,自己根據戰場實際情況發揮的將領,一旦有這種將領,蔣介石立刻把它給處理掉。

當然,話題扯遠了,我們再說日本以下克上的這個傳統,日本人為什麼會被自己的下層軍官牽著鼻子走,甚至於因為自己的下層軍官一次又一次捲入戰爭之中。比如說918事變,七七事變,都是因為自己一個士兵失蹤,或者是下層士官擅自發動突襲,造成整個國家捲入戰爭,因為日本人本身也需要戰爭,(今日頭條漩渦鳴人yy首發於悟空問答)日本就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它的軍國主義建立在。它的殖民地的擴大系統之上,一旦沒有了殖民地,一旦沒有了廉價的工業材料和人力,物力財力,那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簡直就是一個笑話,光他日本自己一個國家能翻起幾層花浪來?只有不停地贏下勝利,只有不停地開展戰爭,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才能夠維持它本身脆弱的民族經濟。

可以說只要有戰爭,來者不拒,能打就給我打,不能打也給我打,總之我就是要站著,我就是要土地,我就是要資源打不打得贏,不是我該考慮事情,你們全縣就只需要給我搞摩擦,弄戰爭,然後影響這一行戰爭就可以了。

看起來日本的大本營是被日本前線牽著鼻子走,但實際上日本前線的縷縷舉動都是符合了日本大本營的意思,也就是說日本全線,他通過發動小規模衝突,使得日本大本營加入戰爭,這一點不是日本大本營向一個被受害者一樣,說自己不願意,他願意的很!只不過他需要一個由頭,需要一個鎬頭,然後他根據這個理由再加入這場戰爭,看起來就像日本前向脅迫日本大本營加入戰爭,所以這是日本前線的鍋跟日本天皇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東西也只有那些政客才會自己編謊話自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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