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清晨，打開網絡一下看到張賢亮先生前一天辭世的消息和關於他的報道，還有33年前他回到南梁農場體驗生活和老牧工在一起我拍攝的照片，儘管得知他患病治療有一段時日，仍感到十分突然和痛惜。
其後這位享譽當代中國新時期文壇的著名作家，引來了媒體和網民的持續熱評，眾多文化人、讀過他的書的讀者、看過他的作品改編的電影的觀眾，甚至是“90”後的年輕人，以各種方式表達對他的哀悼，他的文學作品和創作思想是如此受人推崇。
作為多年採訪過張賢亮的老記者，追思以往，總想把自己一些難忘的印象用文字記述下來，以表達對先生的紀念。
初次採訪張賢亮先生是在1981年春夏之交。
那時張賢亮的《靈與肉》獲得了1980年全國優秀短片小說獎，著名導演謝晉聯手著名電影劇作家李準，要把張賢亮的作品搬上銀幕，正在著手改編這一作品。老藝術家十分重視藝術創作的生活體驗，帶著劇組主要演員、攝影師、美術師、服裝師等，來到寧夏實地考察，熟悉生活，選擇外景地，並與張賢亮共同商討劇本的改編方案，在誕生《靈與肉》文學作品的土地上進行電影的再創作。
對於國人文化享受莫過於電影的年代，李準和謝晉可謂家喻戶曉。
李準改編的電影劇本《李雙雙》《龍馬精神》《大河奔流》《高山下的花環》等，都成功拍攝，引起轟動。
謝晉執導的《紅色娘子軍》《女藍五號》《舞臺姐妹》《天雲山傳奇》等，都成為名片佳作，膾炙人口。
李準、謝晉共同看好張賢亮的小說，繼《高山下的花環》之後，兩位大家再次合作，一定會梅開二度，為觀眾奉上精品力作。
作為新華社駐寧夏的攝影記者，職業的敏感告訴我，這是寧夏的文化盛事，國家通訊社的圖片庫裡應當有所記載。在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新聞處的協調下，我有機會對劇組進行了跟蹤採訪。
和張賢亮先生謀面，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李準、謝晉下榻的賀蘭山賓館的一間普通客房，由新聞處副處長張柏楷同志引見，我旁聽了三位先生商討電影劇本改編的談話，並拍下了三人晤談的鏡頭。
那時，正值盛年的張賢亮已從二十多年當右派被勞改勞教的磨難中解放出來，看上去意氣風發，充滿激情，自己的作品又初次“觸電”，也使得他謙恭而又難掩神采飛揚，顯得十分健談。
他特別談到小說創作過程中編輯五次要求把結局改為主人公許靈均右派的問題甄別後“出走”，到海外繼承家產，而他五次修改最終還是堅持讓許靈均留在了故土上。李準、謝晉都表示，正是看重了作者和作品主人公對祖國、對鄉土的情感，才致力把小說的悲歡故事搬上銀幕。李準那天向記者透露，他已為這部電影擬就了一個好懂的名字《牧馬人》。
三位的談話始終圍繞著《牧馬人》的創作，即如何去揭示作品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心路里程，如何去發掘人物心靈的內在力量，既關心個人的命運，更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把個人命運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聯繫起來。
用今天的話說，他們深入討論和共同認知的是文學藝術創造的主旋律問題。
現在回想他們的談話，也正是小說《靈與肉》、電影《牧馬人》感動中國的魅力之所在。
接下來幾天，張賢亮先生又向編劇、導演和演員詳細介紹了小說《靈與肉》創作意圖和發表的經過，並引導劇組一同來到他生活過的南梁農場，體驗當地風土人情，為電影《牧馬人》的創作做前期“功課”。
張賢亮先生在向劇組的講述中，有幾番話讓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他認為支撐他能在22年裡戴著右派分子帽子被勞改、勞教的狀況中生活下來，一是周圍有許多好心人，二是讀書。
先生說像他這樣的人，是隻允許讀政治書的，一部《資本論》他反覆通讀，鑽進經典裡去尋求精神和肉體的解脫，不敢言倒背如流，章章節節也算熟記於心。
此話不虛，政治經濟學的思維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在他後來創作的《綠化樹》等作品中一再彰顯出來。正因為這樣，在三年困難時期，大牆外的人們都飢餓難耐，勞改中的他更是浮腫、虛脫，挑水時栽倒在結著冰坡的井臺邊，管教幹部認為“張賢亮是有學問的人”，特別關照他去食堂幫廚，讓他挺過了那個年代。
先生還回憶起，一次和犯人們在田地裡勞動，飢腸轆轆，遠遠看到有人騎自行車捎著個麻袋過來，他就磨蹭到路邊的警戒線，向來人討吃的。
正巧這人是爆米花的，就一邊從麻袋裡往張賢亮的草帽殼裡捧玉米花，一邊問：“你們是什麼人？”當聽了“我們是勞改犯”的回答，老鄉打量了張賢亮，又望了望田裡的犯人們說，“我看你不像壞人。沒有別的吃的，送你一些爆米花吧。”
就是這麼一句“不像壞人”的平淡話語，讓張賢亮淚流滿面，他把頭埋進爆米花裡就著淚水大口吞嚥。
張賢亮先生那天對劇組人員講述完這些，靜默片刻，說了一句應該是他一生中的肺腑之言：“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善良！”
今天聯想先生在後來有能力的時候每年給醫療機構捐款一百多萬元，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莫不外乎出自這種真情實感。
至於自己是不是小說《靈與肉》主人公許靈均的原型，因作《大風歌》和許靈均成為右派同類的張賢亮先生，向劇組人員的談話中沒有告白，只是說自己曾經也想過用上吊來結束心靈的痛苦。
許靈均是想在馬廄裡上吊，而他是看準了勞改農場稻田邊的一棵大樹。有天結束了稻田裡薅草的沉重勞動，生與死的複雜念頭纏繞著思緒，趁著夜深人靜，他摸到了那棵大樹下。坐在草地上良久，望著滿天星斗，聽著稻田裡的蛙聲，他覺得大自然原本是這般的美好，油然生出對人生的眷戀之情，他想到自己的苦痛又何嘗不是袓國母親的苦痛，因此改了主意，又悄悄的回到了住處。
聽罷這話，李準站起來一邊在小小的會場裡來回踱步，一邊嘆謂：“這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區別。張賢亮能從滿天星星和一片蛙聲中品出大自然的美好，喚起了生活的信念，才使他走到了今天。若換個愚昧的人，說不定就走上了絕路。”在場的人都頜首稱是，為張賢亮而慶幸，為國家政治生活的撥亂反正而慶幸。
結束這段沉重的話題，張賢亮先生與劇組走進南梁農場的日子裡是歡快的。
他手臂上總是搭著一件風衣，引導劇組一行參觀農田、馬棚、井臺，訪問老牧工，到農工家裡做客。他和場領導談笑風生，和職工群眾拉家常，就像回到家一樣，人們和這位一夜成名的作家也並不生分，有啥說啥。
在與小說中經歷相同的“8分錢郵票從四川娶個媳婦”的農工家，女主人熱情招待大家，操著鄉音向張賢亮、李準和謝晉“喊話”，“我們確實是貧窮才嫁到這裡，可也不是就值8分錢，拍到電影裡可千萬別那麼說呦！”張賢亮聽了開懷大笑，李準、謝晉和滿屋的人都會意的笑起來，女主人也滿足的放聲大笑。
笑聲裡全是切身的感慨，他們是在笑那樣的年代已經過去，是在笑改革開放後的好日子已經開始，是在笑文藝百花齊放的春天已經來臨。
多日裡見到的情景，我都一一收入鏡頭，新華總社有選擇性的發佈了新聞圖片報道，被許多中央和地方報刊採用，傳達了《靈與肉》即將搬上銀幕的信息，也向全國讀者介紹了優秀短篇小說獎得主張賢亮一些經歷。
張賢亮先生往後的創作活力如日中天，《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等一系列力作相繼問世，他不僅三次榮膺全國優秀小說獎，作品還被譯成了33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先後有9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成為那個時代深深的文學記憶。
正如有評論所言，作為新時期第一代作家，張賢亮是“寧夏名片”和“文學大樹”，他對寧夏文學、中國文學強有力的影響和帶動作用，將會得到人們永遠珍重。
在多年對張賢亮先生的跟進報道中，儘管先生名氣越來越大，在自治區文聯主席職上繼續創作越來越忙，因為有了第一次採訪他的經歷，我每次提出採訪的願望，他都儘可能抽出時間安排，有時會請他以其名望或以其全國政協委員身份發表相關見解，他也樂於接受採訪，始終建立著一種良好的工作關係。
後來，我調到寧夏政協報社任總編輯，兼全國政協人民政協報社駐寧夏記者站站長，先生是連任五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每年上全國“兩會”採訪，總能與先生相遇，受訪時他常常給予指點，格外關心人民政協的新聞宣傳工作。
雖然沒有更多的個人交集，先生每有新作問世，出自對新聞記者的友好，也會簽名贈書與我，先生也保留了許多我給他拍下的照片。新世紀之初，先生在西部影視城宅第的客廳裡，就曾張掛過他在書櫃前查閱圖書的大幅照片，是1980年代我在他書房拍攝的，想來先生對他這幅肖像還是喜歡的。
說起今天鎮北堡西部影城，人們更多的議論是張賢亮因此而成為中國作家首富，很少提起他為打造這個5A級旅遊景區所付出的諸多艱辛。
那是1993年的初春，寧夏農墾林草試驗站站長袁進琳提著一包材料來到新華分社，談起籌劃在林草實驗站地界裡的鎮北堡建立拍攝中國西部片的影視基地之事，說已邀請到文化名人張賢亮挑旗，希望新華社作報道加以推動。那時鎮北堡兩個明清遺留的蒼涼的邊塞城堡，因拍攝《紅高粱》、《牧馬人》等電影而聞名，在這裡建西部影視城當是一條新聞，我採攝的圖片報道，被新華社採用後見諸報端。
4月的一天，在鎮北堡旁邊沙石場的一間工棚裡，時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的馬啟智同志召集宣傳文化口領導開會，我作為新華社記者前去採訪，詳細記錄了會議的情況。
現在我手頭上一張當時的照片，畫面可以簡潔概括會議內容和張賢亮最初的設想：“中國西部電影電視外景服務公司籌備協調會議”的會標下，有一張鎮北堡的平面圖，張賢亮先生指著黑板講話，上面有他的板書：“中國西部電影電視外景服務公司（中國西部影視城）”、“股份制”、“市場經濟”。
如果配上畫外音，當時他分析了鎮北堡東臨黃河西靠賀蘭山、相距銀川市區很近的地緣優勢，提出走市場經濟的路子，採用股份制的形式來建這座影視城，吸引劇組拍片，特別是拍攝風景雄渾的中國西部影片，打造旅遊觀光的景區。
會議正是圍繞張賢亮先生的思路展開討論的，他描繪的美好前景令大家興奮不已。這應該就是鎮北堡影視城的發端。
需要說及的是，當時的設想是要在鎮北堡建一座類似河北正定和浙江橫店那樣的現代影視基地，籌措資金談何容易。
進入出資入股的實質性階段，摩拳擦掌的文化人兩手空空，文化圈外的人觀望不前。沒有錢有時也會難道英雄好漢，我多次聽張賢亮先生講過這段歷程。但一言既出，豈能變為空談？
面對只有區內兩家新聞單位一家入股30萬元、一家入股3萬元、加上一家律師事務所參股的狀況，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賢亮改變了思路，想到了鎮北堡另一種無形資產，提岀了“出賣荒涼”的經營之道，乾脆不搞設施，凡在鎮北堡拍片，一律不收費，條件是劇組必須留下搭置的場景供遊人參觀。
就這樣，先生又拿岀了自己所有的六、七十萬元外匯版稅錢開始運作，搭起了外表看上去土巴巴的展廳，在堡子裡複製了《紅高粱》裡的月亮門、酒作坊, 《牧馬人》裡的馬棚、土屋,集合了主要來自山區的－幹年輕人，親自訓練，為他們寫下解說詞、導遊詞，迎接劇組和遊客上門。此後他不斷調整思路，引進了剪紙、製陶等非物質文化的傳承藝人，使影城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保護性開發利用綜合實驗基地，又徵集了大量的古董，增加了民俗文化展廳，還複製了老銀川一條街，賦予了影視城厚重的民族歷史文化涵量。
天行健，地勢坤，成功總是屬於不息追趕時代潮頭的韌者、智者和德者。
正如人們今天所知道的鎮北堡，成了《黃河謠》《老人與狗》《大話西遊》《新龍門客棧》等一百多部影視片的外景地和置景的片場，在這片古堡廢墟中誕生的電影不斷捧回國際大獎，升起了眾多影星，確乎是“中國電影從這裡走向了世界”。影城也自然成為了中國的旅遊目的地，帶來了極大的社會效益和可觀的經濟效益，成為文化產業成功的典範。
回顧了這些，我是想說真正理解張賢亮先生的“了不起”和“不簡單”，也並不那麼複雜，只要記著他不僅是新時期文學創作的開拓者，也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文化產業發展的開拓者，就會從中得到深刻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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