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名萬家寶，在清華大學就讀時寫出第一個多幕話劇《雷雨》，迅即震動中國戲劇界，一鳴驚人。他隨後於1935年寫成的《日出》、1940年發表的《北京人》，均成為話劇史上的瑰寶。
正因為曹禺在中國話劇史上有一段顯赫的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後，作為觀眾和讀者，都希望曹禺像他的老友作家如巴金、吳祖光那樣更上一層樓。但是曹禺1979年後，剛踏入七十歲，除了寫出奉命之作《王昭君》，再也寫不出東西。
中國現代兩位劇作家曹禺和吳祖光，是好朋友，私交凡四十年，但卻是兩個典型。
吳祖光著的《枕下詩》，有一首是寫讀曹禺《王昭君》的諷喻詩：
巧婦能為無米炊，
萬家寶筆有驚雷。
從今不許昭君怨，
一路春風到北陲。
在那個年代，大力提倡典型時代與典型人物，從而造成文學作品的“假大空”現象。貴為戲劇大師的曹禺也不能不寫“遵命文章”，以“巧婦能為無米炊”的本領，寫出高大形象的王昭君。
吳祖光的一句“從今不許昭君怨，一路春風到北陲”是對《王昭君》劇本偏離事實的質疑。
第二句詩中的“萬家寶”，是曹禺的本名，“筆有驚雷”也是一句反諷。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金鳳也對曹禺的“奉命”與“遵命”的行事舉止，大不以為然：
最近，我去看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他和曹禺是極熟的朋友。他告訴我，他去北京醫院看曹禺，曾經很不客氣地對曹禺說：“你太聽話了！”曹禺聞之震驚，隨即苦笑著點頭承認。（《曹禺先生的苦衷：身不由己》）
1981年9月我曾赴北京曹禺家拜訪他。曹禺在與我交往中，曾吐露他自當上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及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後的生活，經常忙於社會活動和酬酢的工作，要開會和要面對永遠應付不完的日常事務，很有點身不由己。
他苦惱地告訴我：
我跟所有的朋友曾談過，請給我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不是非要你幹這個，非要你幹那個—彷彿形成一種習慣力量，到時候不得不去見人，不得不去談那個、談這個。
現在似乎有一種習慣，認為這個人是寫過一點東西，大家也知道他，很多地方和單位都要他出面講話。其實講的不過是這樣翻來覆去簡單幾個道理，這個講一遍，那個又講一遍，先在這個大學講，然後又在那個大學講，講來講去，還不是那些。這樣一來，把我的時間，甚至連休息的時間也佔去了，現在我連出門都怕了。我與曹禺的初步敘晤，是他在1980年訪問美國六個星期後，他深有感觸地對我訴苦說：
每一個來訪問的人，都問我最近寫什麼，我卻挺慚愧的，說不出來。上次我到美國去，美國現在一個最好的作家、劇作家阿瑟·米納，他非常熱情地邀請我到他家吃飯、講演，並且陪我一整天。我看他比我還大兩歲，最近就寫了兩個劇本出來。此外還有一個劇作在排練，他就告訴我他有什麼寫作計劃和其它的什麼計劃——這位美國朋友有個好處，很爽快，健談，我們都不那麼健談，我自己關於自己的寫作計劃就不大談，最多是談談美國的情況，中國的情況，談談這些而已。其實我不是不願意談，因為我目前確確實實正在計劃中，到現在為止，有五篇應酬的稿都壓在我頭上，曾經有人跟我說過，你的名字老露在報紙上，對你是極不利的現象。
我想起巴金在《隨想錄》寫道，他曾苦口婆心地勸導這位老朋友，不要光寫表態文章：
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在談話中，曹禺曾向我表示，他正在構思三個劇本。我為他把精力重新放在劇作上而滿懷高興。可是，五年過去了，望穿秋水，直到曹禺離世，三個劇本還沒有面世，令人不勝唏噓。（羊城晚報 作者：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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