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我们谈到了绿营兵的军饷只能养乞丐，本文我们来说说八旗的军饷。
作为很多人眼中清朝的特权阶层，“旗人”的普遍形象是提笼架鸟、纸醉金迷，而往往忽略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贵族由于拥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可以有效变现，而八旗的底层民众，其实在大清朝的祖宗之法的约束下，恰恰是日渐贫困化的，而八旗军的最终消亡，根子也在这个，而非上层的腐败。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议汰兵疏》中写道：
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
有些人关注的是“亘古无敌”，有些人关注的是数字，不过二十五万并不是整个清代固定的编制，而且不同时代，八旗的部队编制也不一样，比如乾隆朝的八旗总数是20.5万人。
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八旗兵数据可以看上表，大体上是27.5万左右。
乾隆中期的20.5万八旗兵中又包括10990名养育兵，之后的27万八旗兵中又包含了大批的养育兵，比如八旗骁骑营80441人中就包含养育兵26872人。
所谓养育兵，其实就是八旗中的“低保户”，其设立的原因就是，早在雍正初年：
闲散宗室，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
因为清代八旗“户口”不允许从事从军之外的其他生计职业，所以，如果家中壮丁没有被补入军中，其家庭生计会非常得艰难，而随着清朝统治延续近百年，原本兵额和八旗家庭的匹配被不断突破，八旗生计问题浮出了水面，比如到乾隆朝，汉军人口爆发增长，远远高于满洲、蒙古旗人的增长。
另一方面，旗人生计中原本应占据一定成分的“旗地”大量被卖给民户，到乾隆朝甚至达到了“十之六七”。
清朝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将大批汉军旗人“出旗为民”给满洲，甚至索伦人腾编制，另一方面采取官赎旗地的措施，在这之前针对旗人债务还有集中发银偿还的举措，当然以上这些都可谓治标之策，真正能够称为制度安排的，就是“养育兵”制度的建立。
从刚才的数据可知，乾隆中期的养育兵只占总兵额的1/20左右，而到了嘉庆朝，这个比例，京旗精锐已经达到了1/3，这种情况意味着，至少京师的“禁旅八旗”，在清朝中晚期，已经由居中驭外的精锐中央军组织，退化成为了核心政治集团的“社会保障”组织。
而就待遇本身而言，八旗其实远超绿营。
就士兵待遇来看，禁旅八旗马兵月饷3两，绿营马兵月饷2两，八旗步兵一年所收的“月米”共12石，绿营兵丁仅3.6石，八旗马兵则达到23石，此外，八旗还有计丁授田和兵丁名粮之类的额外收入，绿营兵完全没有。
战时待遇上，只有出征口粮八旗与绿营一样，其余标准均为八旗超过绿营。
不止这些，还有赏格、抚恤银、红白事例银、官兵孀妇待遇、官兵休致待遇等等，八旗都比绿营强得多，甚至达到1倍以上。
对此，雍正皇帝有一个集中解释：
朕君临天下，一视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满洲驻防兵丁其所得钱粮马干等项，较绿旗兵丁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盖绿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经营度日，稍觉容易，满洲兵丁于钱粮之外，无所资籍，故特加恩惠以养赡之。
翻译过来就是绿营兵还能在当兵之外干点别的营生，而满洲兵丁则根本不允许干别的工作，所以要给予厚养。
问题是，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军人就是军人，怎么能够默认他们可以“做买卖”、“经营度日”？那还是兵吗？
事实上，清朝这种所谓的“厚养”在王朝面临财政危机时进入了真正的恶性循环。
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赏八旗兵的一个月钱粮，10年后的1863年，更规定八旗骁骑校以下只发六成饷，养育兵只发七成饷，同时还规定其中 三成发制钱，银钱兑换上又刮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师八旗才恢复了全饷，而地方驻防八旗一直到大清灭亡都只领不到七成粮饷，而且越往后，这种扣发和欠饷越严重，到了20世纪初，东北八旗甚至只能发到不到四成钱粮。
事实上，鸦片战争时，八旗兵还只是“生计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计艰难。到了光绪年间，反复克扣后的八旗大兵，又没有湘军、淮军、绿营之类的种种非法收入，已经进入了崩溃区间，钱粮只勉强够夫妇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要贫困不堪。
据当时日本人的记录，八旗旗人饥寒贫穷者占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将家中“所有物件变卖糊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据《清实录》记载，有的八旗兵无家什可卖，只能“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同治二年）。
事实上，一个八旗士兵和绿营士兵在光绪年间的法定收入（5.4-12.6两），都赶不上当时一个佃农的耕种收入（15-30两），统治阶级？打仗？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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