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也有礼，的确匪夷所思。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战争是极为残酷的，双方不惜采用阴谋诡计，用尽一切手段，就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我们回溯历史，尤其是将时间定格在春秋时期，就会发现战争颇具礼仪的一面。古有“五礼”，曰“吉、凶、宾、军、嘉”。这其中就包括军礼，即在战争中要遵循一些的礼仪、准则和规则。军礼在春秋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
出征前，要请示神灵和先人，并进行卜筮。
《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天子出征之前，就要告祭于天地和宗庙，并通过卜筮（占卜）的方式，请示或接受授命。这体现了对天地神灵的敬重，求得祖先的庇佑，而卜筮则是预测此次军事行动的胜败，一般显示吉兆才能出兵。此外，春秋时期，国家掌管兵器，所以出征前还要取得军事授权，开始习武演练，并作战前鼓动，行治兵礼。
开战前，行致师或犒师之礼，用酒食款待敌人。
致师，就是进行挑战的意思。 《周礼·夏官·环人》“环人掌致师，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国的许伯替乐伯驾御战车，摄叔作为车右，向晋军单车挑战。此时，许伯、乐伯与摄叔发表了对致师的认识。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族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鼓，代御执髻，御下两马，掉轶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域，执俘而还。”这三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致师之礼，完成了任务。
犒师之礼多用于远途作战中。一般是，军事力量薄弱一方准备酒食，犒劳款待对方军师。这既是礼，也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公使展喜犒师。” 僖公十六年，齐伐鲁时，鲁公派展喜犒劳齐师，一番说辞之下，齐国竟然退兵了。
交战中，各种“奇葩”礼仪轮番上演
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摆好阵势不可以打别人。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作战时，宋军已经排好了队形，而楚军尚在半道中渡河。大家知道，军事上讲究“渡河未济，击其中流”，则多半会取得胜利。然而，宋襄公却大行周公之礼，愣是等楚军过河后才开战，导致宋军的惨败。
遇见对方君主要行礼。晋国和楚国在鄢陵大战时，晋国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见正在督战的楚共王。每次，郤至都要脱下头盔，避到一边。要知道，这是在激烈的战斗中，郤至这是何等的风度呢。
不能致对方于死地。在战败后，面对国民的谴责，宋襄公这个时候却高谈阔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品德高尚的人不使敌人受到二次伤害，不捉白发老人。宋襄公的这套说辞，在宋人那里并不稀奇。《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宋国发生内乱，宋国公子城与华豹相遇于赭丘。华豹向公子城射箭，结果偏离了目标。华豹还要再射，公子城不屑地说，不让我还手，真是卑鄙啊。说白了，就是大家一人一箭。于是，公子城取箭，一下子就将华豹射死了。
敌人逃跑时要帮忙。同样是在晋楚鄢陵大战时，晋军战败，士兵们慌不择路，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这个时候，楚国人站出来，教他们抽出车前横木；后来，马也走不动了，楚人让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辕上的横木，晋人又逃，楚人猛追，但是追了五十步就停住了，充分给予对方逃跑的时间。后来，晋国人拿这件事调侃：晋国打的败仗不如楚国多，楚国逃走时的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
战后，各种礼仪一样不能少
大战之后，战胜方要行献捷、饮至和铭功之礼；战败方要哭师或受降。献捷，就是奏乐，将将战利品与俘虏上献于君主；饮至和铭功，就是论功行赏，做好阵亡将士家属抚恤工作。哭师和受降，就比较好理解了，向国人做出交代或投降请罪。
繁琐战争礼的背后
礼之种种，有人将其归纳为战争礼。春秋时期的战争礼，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繁，乃至成为我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不能理解。
从礼的传承来看，周朝“礼乐文明”得以存续，在春秋社会中有深远影响。这些礼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也影响着战争的形态。春秋诸国中，宋国为“三恪”之一，对礼的理解和继承更为彻底。所以，战争中很多奇葩的礼仪大都与宋有关。
从战争本身来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期，国家大事，一个是祭祀，另一个就是军事。祭祀有祭祀礼，进行军事活动也有相应的礼。如前说述，人们喜欢将祭祀与军事联系起来，遵守各种规矩，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礼。
从战争目的来看，春秋时期的战争侧重于争霸，而不是杀戮。春秋诸国都是周王室的分封国，大家亲戚连亲戚，血溶于水，战争无非就是争个你强我弱，谁大谁小，这与现代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这个原因，春秋时期的战争很少死人，清人顾炎武就曾说“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杀人累万者。”
在礼的约束下，春秋时期的战争与传统意义上的有着天壤之别。因为的礼的存在，春秋的战争多了很多贵族化的气质。春秋之后，步入战国，礼崩乐坏，战争的残酷性则一步步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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