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蒙古地區與內地的經濟聯繫，主要依靠明蒙“馬市”，彼時的“馬市”因為具有時代的特殊烙印，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往來，而是帶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這其中就包括“安邊”的民族羈縻政策。
今天，我們就藉以“馬市”為內容，來看看明蒙是如何相處的。
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立明朝。淪喪於異族之手近百年的中原又再次回到了漢族政權的手中。儘管漢人政權已經奪回了失地，但是對於明朝而言，威脅並未完全解除，甚至直到明朝滅亡，威脅依然存在，而這個威脅正是元朝殘餘勢力——北元。
從朱元璋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北元勢力就已經形成了：
“順帝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峪塔，納哈出一軍駐金山，失喇罕一軍駐西涼，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裡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
有上述記載可知，北元勢力大致分佈如下：
甘肅：西哈密、赤斤、火州、吐魯番等地
東邊：呼倫貝爾草原
北邊：額爾齊斯河及葉尼塞河上游
西邊：天山，青海、寧夏一帶
遼東地區：元大將納哈出率兵二十萬
山西地區：王保保率軍十萬
陝西地區：太尉李思奇、張良弼率軍十萬
河北地區：丞相也速率軍駐守永平路，也先不花駐守遼陽
雲南地區：有支持元朝的梁王，並且牢牢控制著匝拉瓦爾密地區
毫不誇張地說，明朝剛剛出生，就被包圍了。如此具有危機感的形勢，使得明朝不得不優先考慮對於北元的軍事制裁，畢竟草原苦寒，人家從來就沒有放棄過光復大元的“美夢”。1368年——1391年，明朝對北元發動了三個階段的攻勢。
第一階段（1369——1371）
明軍攻陷了元上都開平，元順帝逃亡應昌府。1370年四月，徐達與王保保在沈兒峪大戰，五月，明將李文忠攻佔應昌，愛猷識理達臘突圍敗走和林，明朝取得了沈兒峪大捷以及應昌戰役的勝利，基本上穩定了邊塞的形勢。
第二階段（1372——1378）
明朝以十五萬大軍兵分三路，徐達走中路，出雁門關，在嶺北與擴廊帖木兒所率領的軍隊相遇，明軍大敗；東路有左副將軍李文忠率領，出居庸關，直趨應昌，雙方交戰，明軍失利；徵西將軍馮勝出西路，從金蘭取甘肅，大獲全勝，這為明朝經略河西提供了條件。1375年，擴廊帖木兒就死了，1378 年，北元主愛猷識理達臘也相繼去世，北元因之勢力大減，政治更加動盪。
第三階段（1381——1391）
1381 年，明軍征討雲南，梁王自殺，明軍佔領雲南。王保保死後，北元兵力最雄厚的屬遼東邊外的納哈出，1387年，明將馮勝二十萬大軍壓境，招降納哈出，封他為海西侯，其部下也被授予指揮、千戶等職位。翌年，明廷又遣十五萬攻破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一帶的牙帳，俘獲了皇子、皇妃、宗室以及蒙古軍士和男女民戶十萬以上，馬、牛、羊、駝二十餘萬，使脫古思帖木兒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後被阿里不哥後裔也速迭兒所殺。北元的汗權已經名存實亡，而漠南、遼東和甘肅地區也都在明廷的掌控下。
自打明朝建立開始，約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明朝和蒙古一直處於十分緊張的戰爭軍事狀態，長時間的軍事投入使得雙方的經濟發展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蒙古，本就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實在難以支撐連年的軍事支出。
蒙古分裂後，這種情況更加難捱，而明朝也開始有了和平的念頭，到了永樂年間，原先洪武時期的對外方針也發生了變化——“商賈貿易一從所便”。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永樂的詔書中窺見一二：
“朕嗣位之初，已嘗詔諭爾眾，後遼東守臣言爾等俱欲來朝，今遣指揮蕭尚都、鎮撫劉忽魯禿、百戶和尚往諭朕意，但來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歲時貢獻、經商、市易，一從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兒、納哈出來寇廣寧，守臣禽送至京，朕矜其遠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還，並諭爾知之。”
明朝開始了與蒙古部落頭目之間的朝貢貿易，可見明王朝設衛封王，與蒙古各部建立封貢關係，在政治、經濟上支持蒙古各部，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的範圍內實現了和平往來。
而我們今天的主角——“馬市”也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了！
既然要設立“馬市”，那麼首先就要考慮設立在哪裡？根據《明史·食貨志》記載，永樂年間的“馬市”有三處：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於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
從地理位置上看，馬市設立之初，明朝就把女真和蒙古分離開，各自貿易。其後隨著明朝君主的迭代，馬市設立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但也僅僅只是數量上的增加而已，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從時間上來看，“馬市”大致經過了萌發期——曲折期——穩定期三個階段。而“萌芽期”我們上述已經提及了它的過程，這裡就先略去，我們直接從後面兩個時期入手。
曲折期
“馬市”的曲折期實際上就是就是明朝和蒙古關係的轉變，明朝中期，統治者對開放馬市已沒有明初時的積極性，除了統治者自身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馬市”的開放其實是比較勞民傷財的，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一份上疏中獲知：
“瓦剌使臣朝貢，道經大同，遞年宴勞、供饋所需米麥牛羊諸物，俱系山西行都司並本府給官錢市用，自正統四年以後，米麥於大有倉支給，牛羊諸物于山西糧貨內折取，分送本府與衛收貯，然牛羊有瘦損者，衛常勒民養肥，然後肯收。今歲使臣至者二千四百人，在府約六十餘日，通費羊五千有，奇他勿稱。”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馬市”支出的很大部分以及食物供給都會直接落到軍民的頭上，我想這才是明朝中期降低開辦“馬市”的主要原因。
除此以外，明朝和蒙古之間的關係曾經在中期降至過冰點，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土木堡之變”，明英宗復辟之後，對待於蒙古的貿易顯得更加冷淡，這也難怪，畢竟曾經做過人家的俘虜，不擺點譜，面子何在？
自此以後，明朝再也沒有遣使赴蒙，這改變了永樂至宣德正統以來明蒙雙方你來我往、互派使臣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明朝由主動變成被動地發展明蒙關係。
不僅如此，明朝對於蒙古的經濟制裁也是頻繁迭出，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是不是明朝有意報復蒙古“土木堡之仇”！就拿朝貢來說，也先死後，小王子等不斷嚮明朝遣使朝貢，明朝保持大國的尊嚴，也會給予豐厚優待，但行動上卻對朝貢的人數多加限制。例如弘治年間，明朝規定：
“迤北許一千一百名入關，四百名入朝。衛喇特許四百名入關，一百五十名入朝”
而蒙古方面認為賞賜太薄並且禮數不周，旋即停止了朝貢，明蒙貢市關係完全中斷。
這一中斷就是中斷了近半個世紀，到了嘉靖年間，蒙古實在熬不住了，重新嚮明朝提出貢市往來的請求，但屢次遭到明世宗的拒絕，於是當時蒙古最強大的部落俺答一邊派兵入邊搶掠，一邊不斷請求貢市。最終釀成了“庚戍之變”，用武力促成了馬市的重新開設。但是不久之後就因為搶掠，被迫關閉，“馬市”復開看似遙遙無期了······
穩定期
明世宗去世之後，隆慶即位，任用了一批改革進取的大臣，如張居正、高拱、徐階、王崇古等人，這些大臣認識到了“華夷重開貿易”的重要性，便聯名上書道：
“今虜中布帛鍋釜，皆仰中國，每入寇則寸鐵尺布，皆其所取。通貢之後不可復得，將來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好可久，而華夷兼利。他邊如遼東開原、建昌，肅州西番諸夷皆有市，乞仿其制。”
隆慶皇帝深以為然，於是在“俺答封貢”後，馬市復開，明蒙貿易進入了一個繁榮階段，同時也可以看出，明朝對蒙古的馬市貿易的出發點是明朝自身的利益，所謂封貢互市只不過藉此來緩解邊境的危機，牽制蒙古，尋求自身安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馬市”不再是針對全部的蒙古，而僅僅是蒙古右翼。彼時，明朝對蒙古是貢市與戰守相結合的政策，明朝對右翼蒙古主要以通貢互市為主，對土蠻汗為首的左翼蒙古實行戰守政策。
關於“馬市”為何會如此波折，我個人還有一些看法：
首先，雙方貿易一定是存在著差異的，對於蒙古而言，他們所需要的是衣服、糧食、醫藥、冶金等等諸多物品，而他們能拿出來的卻很少，無非也就是皮毛，馬匹，肉類，僅此而已了；對於明朝來說，幾乎啥也不缺，哪怕是對於馬匹的需求，也僅僅是在戰時需要而已。
一個很急，但是拿不出東西；另一個啥也不缺，自然也就不急。時間一長，很急的那個急眼了，就開始明搶了，這一來，不急的那個自然就開始抗拒。所以，我認為物資的單方面匱乏是明蒙馬市開設之路坎坷萬分的根本原因！
明朝與蒙古自隆慶開始，又進入了相對和平的階段，說是“相對和平”其實是很準確的，因為這一時期的明朝一方面為了和平，調整邊疆政策，開設馬市；一方面又恐蒙古依託馬市入侵中原，因此對馬市的建置位置和馬市周邊都做了嚴格的戒備，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馬市”的地理位置就能看出來。
馬市大都依託長城沿線設立的重要軍事營堡和關城，如遼東馬市，主要設在開原和廣寧，這兩個地方的戰略位置都是比較明顯的。開原位於遼河以東，瀋陽以北，長城防線之內；廣寧為與遼河以西，錦州以北，是臨近長城的重要城市。
而在馬市的管理上，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防守方式，就是明蒙雙方都派遣軍隊管理。明朝從馬市中主要獲取的是馬匹，於是明朝直接把馬市置於軍隊管轄下，這些軍官的職責就是操練兵馬，修理城池、邊牆墩臺、關防馬市。
久而久之，這裡的軍隊就變成了一支專門處理這些事宜的駐邊地軍隊。要知道，蒙古和女真的酋長到馬市上進行商品交換，是需要明政府頒發的“敕書”的，馬市開市時，蒙古和女真憑藉“敕書”，經守市官兵的驗證方可入市。
同時對蒙古和女真以及漢人在馬市上的商品也要進行查檢，凡屬於明政府規定的違禁商品，禁止帶入市場上交易，守市的官軍還擔任徵收商稅的任務，並用“馬市”的稅收作為當地士兵的撫卹。
總結來看，隆慶之後的“馬市”其承擔的意義已不僅僅是經濟方面了，更多的是具有政治意義，明朝通過對於馬市的控制，來間接掌控蒙古以及女真的經濟命脈，對於“馬市 ”本身的操作則並無太大的創新。從“馬市”設立的三個階段來推測，明朝實際上也是從“主動”到“被動”的地位轉變。
從馬市的地理位置選擇可以看出明朝對蒙古的政策是軟硬結合，既用經濟貿易羈縻蒙古，又駐紮軍對控制馬市貿易，鞏固邊防，這種貢市與防禦結合的政策始終貫穿明一代，明蒙馬市也就具有了安定邊疆的政治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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