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兴
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依然如此。
变法家的政治秉性与现实使命，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关于这点，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是这样说的：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烛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韩非子.孤愤》另外，变法之士必然也被旧势力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韩非子同样做了说明：
“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这是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的利益要求，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必死于私剑！
商鞅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变法家，自然也逃不出这个魔咒。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商鞅之死，消弭了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巨大缝隙，从而使国家变革获得继续发展的巨大空间，保持国家的持续强盛。
以战国变法家的明锐、果敢，是不可能认识不到推行变法的残酷性，实际上他们清醒深刻地看到了变法所以残酷的根本原因——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冲突。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勇敢地投身于变法的无畏实践中。虽变法之士多牺牲，但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
积翠古亭
变法者，利益重新分割也。商鞅变法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底层群众，更有利于秦国发展。但是商鞅变法不利于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秦国的老世族，秦国的守旧派。
商鞅变法取缔了贵族的很多特权。比如不能多占土地，但要按时纳税。比如不能养私家武装，但要依法服兵役。比如不能无功受赏，但有过必定被罚。贵族没有了特权，变得跟普通百姓一样了，自然憎恨商鞅！
秦孝公在时，没有贵族敢对商鞅下手，嬴渠梁死后，贵族们便起来复仇。甘龙作为商鞅政见的反对者，欲杀商鞅而后快。嬴虔因被商鞅刑治而怀恨在心。新君嬴驷因想掌握权力而必须除掉商鞅。所以秦国高层都有除掉商鞅的需要，相互利用以搬到商鞅这颗参天大树。
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商鞅不得不为秦国而献身。但是商鞅身前为圣，死后成神，以一己之力给秦国脱胎换骨，并给万世立制，为万民立法，其人虽死犹生也！
大秦铁鹰剑士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变法无一不是一场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像吴起变法、王安石变法、万历维新，维新变法等等。而这其中，吴起与戊戌六君子身死，王安石遭罢黜，张居正虽是权臣得以善终，却也不免子孙遭殃，抄家流放。
而商鞅变法不仅触动了甘龙、杜挚等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更割了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得罪了未来大秦的接班人。
其次在王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商鞅并没有选择做一个权臣，这就使得他失去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秦穆公在世之时，对他言听计从，信任有加，而赢驷继位之后却立刻对他开始进行清算。
商鞅虽是秦国变法，国力壮大的头号大功臣，却跟嬴驷的关系很疏离，严格的意义讲还有私仇，而且商鞅的权力和影响力过大，对于刚上台的嬴驷作为君主的威慑力实在有极大的限制。为了给自己做好国君，并安抚朝野权贵对商鞅的怒火，创立功业扫清道路，于公于私，商鞅都非死不可。
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孝公去世，第二年太子驷即位，朝中反对商鞅的势力开始反扑，公子虔告商鞅谋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被车裂，夷其族。
一字不爽
变法成功却难保性命，商秧并非个案。而是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死得惨烈。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春秋时期有管仲和子产。战国时期有商秧、李悝、李斯、韩非、吴起、申不害。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春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管仲和子产等，都属自然死亡的。
而到了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就没那么幸运了。如同受到诅咒一般，除了一个申不害，余下的都死得极其惨烈。
商秧是战死后，尸体再被运回咸阳车裂(五马分尸)；李斯是在刑场上被腰斩而死；吴起被乱箭射杀后，尸体被车裂 ；韩非是在监狱里，被逼其服毒自杀 ；李悝因为办了错案而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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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法家，盛世儒家
法家极为推崇荀子提出的 “人性本恶” 论，就是与孟子的 “性本善” 刚好相反。认为婴儿生出来后，就知道了要伸手抢食，还会记恨投入自己妈妈怀抱的孩子，这就是人的 “本能之恶”。
同时，还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法家的韩非甚至举出不同的例子。如，“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法家反对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国家要强大，就必须抛弃儒家的那套礼治、德治、人治的东西，乱世就该用重典。
儒家重治民，法家重治吏。法家强调 “以法治国”、“垂法而治”。 认为儒家把治理国家的希望，放在“圣贤”及个人道德才能上。法家治国的关键是“法”，只要有好的法令，哪怕君王是个才能低下的“庸主”，也能治理好国家。
应该说，法家的思想在乱世或打江山时，确实可以做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守江山时，就该以儒家的道德教化取代法家一味的极端重刑，这样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后世就有了“乱世法家，盛世儒家”一说了。
商秧变法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商秧是卫国人，名叫卫秧或公孙秧，后来因为有功封于商，史称“商秧”。 为了让当时弱小的秦国变得强大，商秧在秦国共进行了两次变法。
商秧首先推出了三部曲 :
一是“任法”，就是法令要公布于众，使得民众和官吏都要知法，并且君主要带头守法。
二是“重信”，包括“信赏必罚”、“赏厚而信，刑重而必”等。
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史称 “徙木立信”。
三是“权势独制”
要求“权制断于君”，确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 商秧变法从一开始就削减了官吏权贵的特权，甚至还把君主也拉进了守法的范畴中。
紧接着，商秧在具体实施上，更进一步明确统一 “赏” 的标准，只能赏赐那些有功于农战或 “告奸” 之人。推行 “刑无等级、刑无亲疏。”
同时，“利禄官爵只出于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芳”。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想升官发财的，也就只能在战场上通过立功来获取。
这一点，对于王公大臣们来说可是致命的。世袭忽然没有了，而且还要 “刑上大夫”，若想升官还得到战场上去拼老命。此令一出，官吏中痛恨商秧的自然不在少数。
另外，还规定了凡是违反法律的人，均受法律制裁，实行重刑连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并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言论。强调“法者，国之权衡”……等措施。 
虽然商秧通过一系列变法，使弱小的秦国变得日渐强大。但也变相把权贵们的既有利益，一下子给抹去大半。
当初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念其初犯，只对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处以较轻的刑罚。到了秦孝公十六年，又再犯法时，商鞅直接对其施以劓刑，把鼻子割掉。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秧的靠山没有了，公子虔乘机告发商秧想要“谋反”。自知树敌太多的商秧，只好仓促逃亡，并在其后战死，且尸体被“五马分尸”。
夜不闭户深耕半夜
旧势力的压力太大了。秦昭襄王刚刚继位，旧贵族就诬陷商鞅要造反。政权还不稳固的秦昭襄王只好与旧势力妥协，捉拿商鞅。
秦朝时商鞅定的许多法律非常严苛，实行“身份证”制度，私自留没有身份证的人员住宿是重罪，商鞅逃到一偏僻的地方要躲避追杀，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农家不敢收留，于是商鞅被抓。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尝到苦果。
被抓后的商鞅被五马分尸 ，实施了最残酷的酷刑。
商鞅虽然死了，但他制定的“商君法”却得以延续。也是为变法付出了代价吧。
后来，商鞅得到平反。
老衲侃春秋
商鞅最初在秦国开展变法，法令不能通行，太子违反禁令，商鞅说“法令无法推行的原因，正是由于贵戚的阻挠，您一定要推行变法的话，就先惩治太子，对太子无法动用黥刑，就对他老师动用黥刑。于是法令很快得以推行，秦国民众被治理得很好，等到孝公去世以后，太子继位，宗室很多人怨恨商鞅，商鞅逃亡，太子趁机为他定下反叛的罪名，最终对他施以车裂，在秦国示众。商鞅的结局其实早有人已经预言到了，可是商鞅没又听从他的建议，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久，按道理说以商君之才应该采纳此人建议，而且他自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结局，可为什么他就没有听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赵良和商君的对话也许对我们有些启发。
商鞅问赵良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高明？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偏远之地的乡下人，秦缪公把他从牛口之下提拔上来，让他凌驾万人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他担任秦相时，向东讨伐过郑国，三次拥立晋国的君主，一次出兵挽救楚国，在境内发布政教，施行德化，连巴国都前来进献贡品，对诸侯施行德政，连四面八方的少数民族都前来臣服，五羖大夫担任秦相时，即使疲劳也不坐车，即使酷暑炎热也不打伞，在国内巡行，不用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装防卫，他的德行教化流传到后代，他去世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苦流泪，小孩们都不唱歌谣，舂米的人因为悲哀而发出相应的呼声，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
当初您得以进见秦君，是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这就说不上是成名正道了，辅佐秦君，却不为百姓造福，反而大规模地建造宫阙，这就说不上是为国家建立功业的举动，对太子老师处以刑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在积累怨恨，酝酿祸患，教化百姓要用法令命令百姓更加能够深入人心，百姓模仿上边的行为执行法令更为迅速，如今您却违背情理来建立权威，改变法制，这不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地中面朝南方自称寡人，每天都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请注意自称寡人这四个字相当重要。
《诗经》上说“看那鼠都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呢！用诗上的话来评价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算是能够长寿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了祝懽，并且以黥刑惩处了公孙贾。《诗》上说“得到人心的就会兴旺发达，失掉人心的就会衰弱灭亡，这几件事都是不得人心的。《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仪仗暴力的灭亡。您的处境已经危险到了好比早晨的露水的地步了很快就会灭亡，您还想延年益寿吗？
赵良的话说的已经很重也很明白了，他劝商鞅交出封地，急流勇退弃官归隐，可商鞅没有听他的，商鞅为什么没有听呢？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多少人吗，不知道公子虔在秦国的地位和对他的仇恨吗？他难道不知道孝公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吗？难道他不懂人性吗？非也，秦法虽严酷但商鞅变法成功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证明商君之法是适合当时秦国国情的，变法怎么可能不得罪人，你说一总会有人说二，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利益，因此得罪人是正常的，可商鞅得罪谁都可以，但万不该因太子所犯的事——而对太子老师公子虔开刀。
更不该在自己的封地自称寡人。这些道理我估计商君都知道，赵良也知道，甚至孝公也知道，可为什么商鞅不听从赵良的建议交出自己的封地弃官归隐呢？这个原因我觉得司马迁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自身原因司马迁说“商君是个天性残暴寡恩的人，他通过国君的宠臣推荐，等到取得信任后，就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公子印，不听赵良的规劝，都可以充分证明商君残暴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其内容与他本人的行为处事非常相似，他最终还是在秦国落得了谋反的恶名，是有内在原因的啊！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牛顿他发现万有引力和运动三大定律后，居然用三十年时间研究炼金术，据说终极目标是想创造一个宇宙，我们可以称牛顿的思维是无限思维，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贪心，假设牛顿真的成功了，创造了一个宇宙，那它到底是对人类有害还是有利呢？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商君，商君如果听从赵良的建议本是可以善终的，可就因为贪恋权势不忍离去最终导致悲惨结局。 365小强读历史
秦孝公病重的时候，曾想让商鞅接自己的位置，估计那时候孝公就想到自己死后商鞅的下场，这个决定有保全他的意思。但是商鞅拒绝了。惠王要杀商鞅，他曾想跑到魏国，但是魏国不敢收留他，他自己创立的户口和犯罪连坐制度让他在秦国无处存身，只能退到封地抵抗，在封地的武装力量被摧毁以后，他死了。尸体被车裂。
静夜思160519196
改革从来就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他改革者们怀揣着富国强兵的理念，大无畏地站在了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的存在，就像耀眼的烟火一样，虽然短暂，但却灿烂。历史上的改革者，从吴起到王安石，都没有好下场，但最凄惨的，却是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鞅，在五牛分尸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来生还是要做一个变法者。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现在来看司马迁的评价，这是书生愚见，他以他浅薄的历史思维和政治眼光带入他的儒家思想里面来评论商君，所以才会有失公正。
而司马迁对他的负面评价，恰恰反应了商君的功绩。而这些功绩，却成为他死亡的原因。
一：为匡正国法，杀人太多
秦人好私斗，这也是秦国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但私自决斗不仅使得乡民间关系恶劣，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形成利益集团，不利于国家统治，所以在变法中商鞅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在孙皓晖先生笔下，商鞅为了推行他的法治政策，对知法犯法的死斗民众进行斩首，前后达到七百多人。
商鞅变法中各种法令众多而又非常详细，连在道路边倾倒垃圾也要受到处罚，在这种繁苛的变法措施中，必然会让自由散漫惯了的秦人经常犯法，而秉公执法、铁面无情的商鞅自然不会像儒家说的“为长者讳、为尊者讳”而放过犯法的人。
二：断了贵族奶酪，无军功不得封爵
商鞅变法的一个划时代举措就是打断了贵族世袭的惯例，没有军功不得封爵，这就打断了贵族对爵位的垄断，贵族自然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他们只得将仇恨埋在心里，秦孝公一死，贵族们彻底反扑，将商鞅五牛分尸。
三：变法威力强大，六国胆战心惊，害怕被秦国吞灭，所以施加压力要处死商鞅
随着变法的深入，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地提高，在收复河西失地之后，昔日的强国魏国不得不将国都迁到大梁，这对天下是多么沉重的重击，让他们知道商鞅变法对秦国强大而起的重要作用，如果他继续活着将变法持续下去，以秦国的贪得无厌，终究会吞灭六国。所以和秦国贵族联手害死了商鞅。
秦惠文王知道商鞅的价值，也知道他的死能够带来的意义，所以动摇了，但商鞅虽死，其法不灭。继任者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有了统一六国的实力。
呜呼哀哉，设使秦惠文王有秦孝公的英明和气魄、胸襟和气度，那么商鞅就不会死，二人联手，秦国统一六国就将会提前很多年。
虽然商鞅死了，但他的改革精神，那种大无畏，九死而不悔的勇士气魄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家们，使他们忘记商鞅的凄惨下场，一心一意投入到富国强兵的改革中。比如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
万卷古今情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日后能够一统六国，但是自己把秦国权贵基本上得罪完了，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成了众矢之的。
商鞅变法严重触发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军功爵制），之前秦孝公挡住了所有对于商鞅的威胁。但是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继位，在权贵的怂恿下，对商鞅实施了抓捕。
秦孝公在死前，为商鞅留下来一支军队，保护他。但是商鞅拒绝这支军队，他不想秦国之间内战。商鞅也知道，秦孝公百年之后，自己必将为改革殉葬，商鞅在自己封地被杀，死后被车裂。
商鞅死后，其变法也没有被秦惠文王废除，而是继续下去，使得秦国国力日益强势，为一统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花争艳只为你
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上，肯定会强调旧势力的强大。商鞅被杀，是旧势力的反扑，无疑如此，但旧势力真的强大吗？
那秦国的旧势力是什么呢？都有哪些人呢？历史上真正有名字的旧势力就是三个人：嬴虔、甘龙、公孙贾。因此，秦国的旧势力的定义应当是：自秦襄公封侯以来秦国自己所分封的小诸侯，即公室和功臣之后。这些封建势力（即所谓旧势力），因为变法以军功为封爵的唯一条件，他们失去了世袭爵位的权力，因此反对变法。这就是所谓的旧势力。
这些旧势力在秦献公以前掌控着秦国，秦国有几位君主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秦献公能够即位也是依靠他们才能上位。但秦献公即位后，就通过迁都栎阳来削弱封建势力，并在栎阳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给秦孝公的商鞅变法提供了良好条件。
可以说秦孝公实施商鞅变法，能够如此顺利进行，离不开秦献公对封建势力的削弱。如果甘龙反对，但变法没有遭到阻碍，没有可以看出封建势力太弱。证明封建势力太弱的证据就是：商鞅死后，秦国并没有像楚国吴起变法那样无疾而终，相反它成为了秦国的传统。楚国和秦国都一样在君主的支持下进行变法，虽然说吴起变法和商业变法时间各有不同，但都有不菲的成绩，二人都在国君死后被封建势力杀死，但秦惠王能够坚持变法成果，而楚国却无力继续吴起变法，这就在实施上证明了封建势力在秦国弱小而在楚国强大。甚至连作为公室的屈原想要进行变革，也困难重重。
既然秦国的封建势力不强，为什么商鞅会被杀死呢？根本原因是封建势力用商鞅变法的成果来对付商鞅，而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死后秦惠王虽即位但未亲政的空挡下，嬴虔控制了秦国中央权力，以商鞅涉嫌谋反的罪名，抓捕商鞅。这个时候商鞅只有两条路：一、逃跑到国外；二、杀回咸阳重夺中央权力。第一条路比较容易，只是商鞅不跑到离他封底很近的楚国，而是想到魏国，而被阻拦；在第一条路走不下去时，商鞅就走第二条路，杀回咸阳重夺权力，但半路上战死。
从个人命运来看，商鞅和吴起都是在权力跌宕的档口被杀。除非秦孝公死时，商鞅没有被封商君，否则商鞅只能离开权力中央。在离开权力中央下（当然吴起不属于离开权力中央的情况），商鞅只有两个命运：逃跑到外国或死。因为攻打咸阳重夺权力，基本上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