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散文大家陳之藩比胡適小34 歲，卻是胡適晚年最重要的一位“忘年交”。多少年後，陳之藩對著名記者李懷宇說：“我見過的教授多了，胡適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大派。”
——“大派”，道盡了胡適的氣象，也道盡了胡適的學術胸懷。
“肯將秘笈付他人”
1947年秋，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在本校圖書館意外索到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懋齋詩鈔》一書，其中有六首詩涉及曹雪芹，對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具有重大價值；這是胡適久覓不到的珍本。周汝昌撰文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胡適更是興奮，立即致信周汝昌大加讚賞。
不久周汝昌拜訪胡適，初交之際，便冒昩地開口借四冊十六回抄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要知道，1954年毛澤東派田家英到北大圖書館借閱善本《紅樓夢》，被婉拒，而胡適此書是海內孤本，價值連城。沒有想到的是，胡適從書櫥中抽出來遞給周汝昌，風輕雲淡，漣漪不起。——時間在這裡停頓；又忽然像有一陣春風撲面而來，使人沉醉，令人沉默，然後叫人沉思……
周汝昌回家後，與四哥周祜昌捧著這本奇書，驚訝不已。因不忍多翻黃脆的紙頁，周祜昌便利用兩個月的暑假抄錄了一本。這是學術界的忌諱。但胡適沒有怪罪，反而去信說，這個孤本現在“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將來你把這個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
胡適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學生集會上演講
1953年3月12日，胡適給楊聯升信中，談到日本學者反對孤本複製，這樣就不“孤”了。以孤本自持，不利於學術研究，胡適認為學術是“公器”，所以他並不贊成。
更令周汝昌感慨的是，書借出後，胡適竟然“始終未再詢問過一字（如索還、提及……）”。直到1949年，時局玄黃，周汝昌才將“拱璧”歸還。之前，胡適還主動託人把他珍藏的《戚蓼生序石頭記》以及敦誠的《四松堂集》珍本帶給周汝昌，供他研究《紅樓夢》使用。
1949年胡適匆匆南下，在一二萬本藏書中，只挑了一部書帶走，這就是《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胡適：《找書的快樂》）。1980年此書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紅學大會上展出時，眾人爭睹，視為異寶；它的保險費高達數萬美元。胡適離開大陸後說：敦誠的《四松堂集》未帶，“是我臨時故意留給他（周汝昌）用的”。
胡適曾在周汝昌給他的第一封信上批道 ：“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胡適踐諾了自己的“心誓”。
正是由於胡適的幫助，周汝昌完成了《紅樓夢新證》，被譽為“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此書出版於1950年代，難免有對胡適不敬的地方。臺灣有人送了一本給胡適，讓他看看“恩”的結果。想不到胡適很理解書中的反胡內容，反而說：“他的書決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周汝昌“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還託此人再為代購幾部，以便分贈友人。
這是一個流傳頗廣的故事，令周汝昌終生感動。他與四哥周祜昌畢生研究紅學，嘔心瀝血，取得輝煌成就，顯然與胡適的支持和鼓勵分不開的。周汝昌曾作詩抒懷，其中一首是：
肯將秘笈付他人，
不問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
書生道義更堪珍。
“為國家開一條生路”
學術研究，搜尋資料是基礎性工作，從某種意義上帶有根本意義。傅斯年甚至說，學術研究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胡適曾說：“我寫書的材料像一顆顆珠子一樣，已經選好，只待拿線穿起，就可以做好。”這些珍貴的“珠子”，是胡適青燈黃卷、窮搜苦索、剔羅爬抉的心血凝成的。但胡適並不“自私”，常常慷慨送人。記憶中的材料，更是毫不保留地相告。“人之有善，若自有之”，胡適當之無愧。
1961年，胡適主持博士候選人口試，學生羅錦堂的論文是《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儘管胡適對此很有心得，又年老多病，還是借來一大堆書，每晚用功到二三點鐘。口試結束後，胡適將曲學的一摞卡片連同舊作《再談關漢卿年代》《讀曲小記》抄本送給羅錦堂。這是胡適唯一一次主持博士學位的口試，翌年便辭世了。
胡適與楊聯升曾頻繁通信，切磋學問。胡適對象棋的源流變化非常有心得。他從文獻中看到中國有象棋記載在六世紀、或更早，遠在西方之前。1949年他花了三天時間試圖作一考證，由於種種原因擱下了。想到楊聯升曾寄給他《玄怪錄》中有涉及象棋一詩，就把所有的材料、看法，寫了三千字的長信給他，說：“此信所談，你可以自由引用。我最盼望的是你能考考這個有趣的問題，切實批評我的胡說。”
1946年胡適與傅斯年、胡祖望在北平
胡適是學哲學的，1917年留美回國後，撰寫了轟動學術界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積累的大量材料往往與教育史相關。所以他勸楊振聲寫《中國教育學說史》及《中國教育制度史》，這些材料可以全部送給他。
1926年胡適赴英國參加庚款會議期間，在倫敦、巴黎圖書館查閱了近150個卷子，找到禪宗的許多敦煌史料。這裡有胡適的許多心血，“光在巴黎共化了16天的時間”。材料“影印帶回國，尚未一一整理”，即請研究佛教的著名學者湯用彤來參觀，供他利用。湯用彤治《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就利用了這些資料。
1952年至1953年間，考古學家李濟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因缺乏資料向胡適求救。胡適介紹他去翻閱朱子的《跪坐拜說》，李濟查閱後果然大有收穫，完成了《跪坐蹲居與箕踞》的考證文章。
胡適非常反感學術上的“奇貨自居”。劉文典曾寫信給胡適，說自己有“許多材料，非有重價，不肯拿出來”，胡適婉言相勸。劉文典後來聽到非議，便懷疑胡適背後作祟。1923年12月，胡適寫信給劉文典說：“我確實有點怪你，但從來不曾對一個說過”。又說：“我覺得你以‘書賈’待人，而以市儈自待，未免叫我難堪”。我在材料上“只圖救人之急，成人之名”，“為的是要替國家開一條生路，如此而已”。
1948年2月26日，胡適在王重民贈《章實齋先生年譜》上題記
此信不特說明了胡適的厚道和率直，也表現了他“學術救國”的情懷。——正如1926年他在講演中所說：“救國不是搖旗吶喊能夠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於學術事業，苦心孤詣、實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日本很小一個國家，現在是世界四大強國之一。這不是偶然來的，是他們一般人都儘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學學術才成功的。你們知道，無論我們要做甚麼，離掉學術是不行的。”
“應以學術立場為主”
1958年，胡適應蔣介石的邀請，從美國回臺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任職典禮上，蔣介石要求“中研院”擔負起反共抗俄等政治任務。胡適直言不諱地說：“總統錯了。”“我們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氣得蔣介石當場發作，被陳誠拉住；當天晚上服了安眠藥也未能入睡，抑鬱的情緒持續了一週難以消解。——胡適不可動搖的理念是：“只有黨派的立場，決沒有客觀的判斷。”
1947年，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會議，選舉產生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圍繞郭沬若能否入選，胡適挑起了一次不小的爭議。胡適很清楚，有些人因政治立場對郭沬若很有意見，如果不進行公開討論，郭沬若很可能不能進入院士候選人名單。
胡適問中研院代理院長，也是會議主席朱家驊：離開主席立場，你對郭沬若提名院士一事有何意見？當時會議主席的職責是主持會議程序，不能對實質性問題發表意見。這是美國一位軍人歷時幾十年、經後人不斷修訂創立的《羅伯特議事規則》的一項原則，以防止因主席身份而專擅。胡適說的“離開主席立場”，即是對這一民主制度的尊重；要主席發表實質性意見，又是在特別情況下的特別舉動。他認為，如果像郭沬若這樣一個在“兩週金文”、“殷商卜辭”等諸多學術領域取得舉世公認成就的人，不能進入“院士候選人名單”，那麼，中央研究院便脫離了純粹學術機關的宗旨，它所產生的院士也羼進了雜質。
朱家驊回答說：郭沬若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乎不宜列入。
反對政府不能說是“漢奸”，是個平常道理。胡適回應說：“應以學術立場為主”。表決的結果可想而知。
據竺可楨日記 1949年5月30日記載，陳毅“翻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沬若之名，知研究院兼收幷蓄”。顯然，陳毅對此是讚賞的；陳毅並沒有囿於不同營壘而不屑，但他不知道，這是胡適推動的結果。
在兩營對壘最激烈的時刻，胡適出於內心的理念，頑強地樹立起一個標杆，使人感佩。
1948年胡適與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的院士合影
（倒是郭沬若當選後，未能接受這一中國學術的最高榮譽，令胡適們遺憾了。）
令人特別注意的是，抗戰勝利後，對日本戰時建立的文化機關，日本“莫利遜文庫”（東洋文庫）提出了善後意見。1945年9月27日，胡適給王重民信中說：
對於莫利遜文庫的建議，我沒有積極意見。我個人以為此種用私家錢購買去的，或可不必討回。如北平東廠衚衕之東方文化圖書館，是用庚款建立的，既在北平，可以沒收；上海之兩三個研究所，也是用庚款建立的，也可以沒收。其餘用庚款建立維持的文化機關，若不在中國——如京都帝大之東方文化研究所，——也就不必問了。此項研究機關，我們似宜鼓勵日本繼續維持。
這是一個涉及敵產的敏感話題，特別是用庚款在日本建立的文化機關，胡適提出“似宜鼓勵日本繼續維持”，最遭時忌。
——這就是胡適。他舉起了箭垛，不怕人們的攻擊。他不會魯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或者說，是他習慣性的思維、眼光、情懷和胸襟凝聚起來的勇敢，使他超越了國界，尤其罔顧了對敵國的仇恨。
但是我們似乎沒有聽到反響的聲音，“甚至連1955年共產黨人以審慎的透徹和廣泛發動知識分子的智慧進行的那些否定他生平和著作的細心周到的運動”（［美］格里德），也未涉及。那一定是善良敦厚的王重民先生的好意，未將它及時公佈。現在則時過境遷，人們已從淡定的時光裡獲取了超然……
作者 陳新
閱讀更多 德國移民項目方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