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魏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占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在政坛上前后绵延百年，累世缨簪，公卿满门。可是，士族势力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自身逐渐腐化由盛转衰，尤其是科举制度确立之后，由于公平的竞争机制，士族在"

九品中正制下，门寒身素者，纵有过人之才，也无晋身之途。其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阀阅，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

随之而来的便是科举制，科举制采取考选入仕的方式，公平取士区别优劣以选拔精英，为政局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一改"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历史。

科举制的诞生

两晋国家政治军事大权归于士族阶层一身，最大限度地将寒门排斥在国家政治中心之外。正是由于这种垄断使士族阶层放松了对自身的约束，不关心政务纵情声色，甚至沉醉于五石散。东晋末年士族阶层中，王导、谢安这样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政治家已不多见，而以奢侈相标，以门第相矜的士族却比比皆是。

政治上，孙恩、卢循大起义，使王、谢两大士族遭受重创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军事上，士族在东晋时期能文能武非常具有政治活力，后期由于环境过于优越，逐渐退出军事领域不掌兵。谢琰被杀后，府兵落入了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人士手中。

制度的兴替往往蕴含历史的必然性，隋文帝时期大力推行"均田制"，几乎使帝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定的土地，再加上轻徭薄役，几年功夫便府藏皆满。中小地主阶层迅速崛起，在寒族势力不够强大之时，双方的对立还不太明显，一旦寒族势力强大，他们必然为维护本阶层的利益，积极要求入仕，以便重新分割社会利益。这正与隋王朝遏制士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相契合。

在这种社会结构欲发生重大变动的关键时刻，在关陇集团纳贤才思想的影响下，一种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了。

科举制度，始于隋盛于唐完备于宋，千百年来，作为一种官吏选拔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度影响。国家利益划分的重大转变是洗牌后的统治集团对稀缺社会资源的重新划分。

首先，科举制通过制度的形式正式将才学高低与官吏选拔联系在一起，以自由报考的方式，为下层士人跻身上流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畅通了渠道。它瓦解了长久以来以门第高下、出身贵贱决定官品等级的标准，通过更加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过程和公平公正的取士原则排除权贵的干扰，将优秀的人才最大限度的吸纳到政权机构中来。被选举者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评议，普通民众获得了与士族阶层的平等竞争机会，这在魏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科举制度的选拔标准明确统一，以程文为去留，将家世、财富、亲疏等不公平因素排斥在外，仅依据考卷呈现出的水准评判。正是有了施展的空间，农耕社会下层人士长期被压抑的进取心得以转化为现实动力，体现在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科举要求入仕。

在科举制度下，无需门第、军功也可以由社会底层升为达官显贵。即便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寒子弟凭借勤学苦读，也有可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财富地位，光耀门楣。

最后，科举制增加了皇权的吸引力，稳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一方面，有利于搜罗天下有识之士参与社会治理，动员基层力量来实现秩序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消弭了之前由于缺乏上升途径造成的中下层人士的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治矛盾，有利于政局稳定。

由科举制不断输送的新鲜血液到达中央，再由中央派往地方抚育万民，很好地发挥了科举制作为造血机器的作用。因此，从唐代以后，读书应考成为士人进身和扬名的主要途径，科举生涯是大部分士人人生道路上一段挥之不去的经历。读书、中举、入仕构成中国古代士人心中绚烂的人生蓝图，"风声雨声读书声"，是耕读传家的中国农耕社会最意蕴隽永的画卷。

科举制与新的官僚精英培育

唐人入仕的途径，根据《旧唐书·职官制》的记载，主要有科举、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三种。流外入流和门荫入仕无法保证入仕者的素质，如果官员的素质低下，必然不利于国家治理妨碍统治秩序。唐朝从开国以来，统治者始终坚持以才学高低作为选拔重臣的一项重要原则。

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其他大臣多为隋代成长起来的有学识之士。他们虽然没有科举出身的资格，但大多"博览经史""好读书，多所通涉"，具有相当高的经史知识和学识水平。

长孙无忌主持修订的《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体现的理性思维和人性关怀在世界法制史上仍熠熠生辉，魏征善谏，房玄龄、杜如晦合称"房谋杜断"，在这些饱读诗书之士的辅佐下成就了"贞观之治"的辉煌。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唐太宗曾对侍臣说："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之后的各朝大都极力推行"文德"政治，"偃武修文"，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员通过科举制补充到各级官僚队伍中来。唐代，甚至还鼓励外国宾客参与科举。宾贡制度是唐代专门针对域外人士参加科举而开展的一项措施，唐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外籍蕃客李彦升被钦点为翰林学士，并御赐姓名，他来自大食国也就是今天阿拉伯。

科举采取多层次、多科目的考试方法，经过严苛竞争淘汰机制，而筛选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高度熟练的应用技能和心智坚韧的社会精英，从而符合"贤能治国"的需要。整个唐代，权臣中很多由科举入仕。据吴宗国的统计，唐太宗时宰相中只有 2 人为隋进士，1 人为隋秀才。高宗时，宰相中隋秀才为 2 人。

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只有 4 人。但到武则天称帝期间(公元 690～705 年)，仅明经、进士出身者就扩增到 20 人，占当时宰相总数的 50%。唐玄宗开元至二十二年期间(公元 713～734 年)，宰相中科举出身的人数为 67%。唐玄宗继位后，大力改革，以求海内升平，先后用姚崇、宋憬、张嘉贤、张说、杜遥、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均为科举出身。

为了改变官吏冗滥、权贵腐朽专横的局面，他们不畏强暴，正视现实，直言谏诤。姚崇为唐代贤相，历仕三朝，唐玄宗登基后他提出了十条政治建议，涉及律法、民生、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以期改革弊治，抑制皇亲国戚，恢复鼎盛。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侵害百姓，御史弹奏，他人都为之说情，姚崇不畏权势直言上奏力主严办，打击了权贵的蛮横气焰。

开元四年（公元 716 年），山东地区发生大面积蝗灾，他上奏要求全力捕杀，虽遭到非议仍不改其志，与那些知识浅薄，愚昧无知的庸人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督促灭蝗，才没有造成大面积饥荒。

又如，安史之乱后，以科举出身的士人组成的永贞革新派，在抑制藩镇势力，废除弊政，收夺宦官军权，安抚百姓，打击贪官污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改革虽然只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夭折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腐朽的政局，减轻了人民的痛苦。

科举制使不仅使唐代官吏的学识水平得到了提高，更培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改革积弊的勇气，官场风气焕然一新。正是这些由科举入仕的、具有真才实学的社会精英，充实了唐代各级官僚机构，使政治充满了活力，从而提高了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

至此，以"才学"为选任官吏主要标准的原则被确定下来。虽然门荫制仍可使新官旧贵子弟通过捷径获得高位，但同时官宦之家也加强对自己子弟才学的培养。唐德宗时以门荫入仕的十个宰相中，李勉为宗室子弟郑王李元懿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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