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袁紹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孔融和荀彧之間的一段論辯特別引人注目。孔融：“袁紹勢大，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袁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實際上，戰事相持到十月，曹營已經絕糧，必須向後方的許昌緊急求援。但許攸一反叛，向曹操獻計火燒烏巢，整個戰局隨之翻盤，急轉直下。這是官渡之戰勝敗的關鍵所在。袁紹的軍事失敗，顯然是權術的作用目標出錯了，人事上出了問題。 拿曹操與袁紹在溝通方式上做個比較。曹操會將一個議題透過眾議的方式讓大家相互討論辯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詳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氣、靜下心、深藏於心，反覆掂量與權衡。此外，曹操頗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以容納“剛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滿寵、劉曄、呂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從無相互讒害。
袁紹的溝通模式是隨機性的個別徵詢，而不是眾議。在這種模式的暗示下，部屬只會個別向他反映意見，類似於打小報告，使得部屬之間少有坦誠的橫向溝通。而袁紹本人既是個“有選擇的傾聽者”(只聽他喜歡聽的)，又是個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時結果來加罪於人的衝動型領導。
這種權術風格和溝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後果非常壞。使得部屬產生了“我只向老闆負責”、“只要老闆滿意就行，別人無所謂”的意識和心理契約。
久而久之，由於資源的排擠效應，大家都要想辦法逢迎老闆，以便得到賞識和信用的機會。當意見被採納，就要想盡辦法讓自己的意見(而非團體的決策)成功，或謊報成功。萬一失敗，就想法子嫁禍於人。如果老闆採納了別人的意見，便千方百計暗中阻撓，等著看別人出洋相。如此陳陳相因、惡性循環，自然形成了袁氏虛矯不實的政治生態，以至敗局無可挽救。權術中的激勵機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話可以動人心，讓人死心塌地效命驅馳。而善於包容，則是領導權術裡的德行體現(注意，並非個人德行)，舍人小過，圖己大業，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在官渡之戰橋段裡，有幾個情節值得提出來說說。關羽殺了顏良，沮授稍加挑撥，袁紹便遷怒於劉備：“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待劉備一番巧言解釋，袁紹反過來又責備沮授：“誤聽汝言，險殺好人。”作為一個領導人，批評下屬不該是這樣的，劉備到底是個外人，怎麼可以當著外人的面讓下屬難看?權術不是冷冰冰的東西，其中的理智與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難怪沮授一出來就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託疾不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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