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抱團”的成與敗

最近讀《宋代文人結盟與文學研究》(張再林 王金偉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突然生出一種想法,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某一時段的奇峰突起、繁榮昌盛,或許正是因了那個時期文人們的“抱團取暖”、相互提攜,也就是張再林教授分析的文人結盟對宋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吧。

就宋代文學的繁榮程度、發展軌跡以及獨特“調質”的形成而言,也許文人的抱團結盟正是其不可或缺的緣由。在北宋前期,文人的結社或以文壇盟主為中心的士大夫文人群體、或以鄉野文士為主的詩人群體,都顯示出結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類相聚的特點。推重盟主、弘揚正統、崇尚典範、仰望權威以及趨群合眾的文化性格,使北宋前期文人表現出了強烈的群體意識,他們熱衷於以群體的形式來實現自身的價值。而此前的文人則大多孤立且封閉,有種精英化、小眾化的傾向。例如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西晉時期的二十四友,這些文人偏好獨處或只限於本群體內部的交往。而自北宋起,結盟開始打破曾經的格局。結盟成員的流動性變強,一人屬於多個文人群體成員的現象普遍存在。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處世上,宋代文人都積極主動地與周遭、與其所處的群體進行著開放式的融合與互動式的撞擊。

實際上,想要與某人或某一圈子抱團,最直接的手段便是模仿。在某種意義上,模仿有時正是創造個性的必經過程。宋代文人的結盟活動,除了與同道之人結派聯合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中多數人對少數人的一種崇拜甚至痴迷。比如宋代第一代文壇盟主王禹偁對白居易的學習和模仿,便推動了圍繞在他周圍的一群文人。他效仿白居易的閒適唱和,學習白居易的關注民生、反思自我、諷喻朝政。雖不是宋代學習白居易的第一人,但王禹偁努力將自己靠向白居易,以實際創作推動了“白體”的發展,繼而影響了李宗諤、晁迥、楊億、張秉、魏野、舒雅、刁衎等一批詩人,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文學“圈子”。

北宋後期的蘇門文人則利用結盟來傳承蘇軾的創作。他們首先模仿蘇詩的結構法度和審美品位,進而學習他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的人生態度。年輩較長的東坡門人如秦觀仿效蘇軾作詩,甚至因“依仿太甚”而曾遭人詬病;晚輩蘇過之詩學到了東坡的“有家法”,唐庚汲取了東坡的“亂道”,毛滂則似東坡的“豪放不羈”……除了對於本團體盟主的推重,開放化的結盟活動還包括對除盟主外的前人的創作風格和精神風韻的複製。例如蘇門晚輩李之儀追擬柳宗元《江雪》之孤寂感,作《江上獨坐》。

毋庸置疑,這種刻意的模仿,一方面能使本就氣質相近的群體成員在文風上更加接近,促使一種文學風貌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群體成員漸漸陷入自我僵化的困境,逃脫不掉固有的創作模式。張耒就曾言:“二十年間多少事,身如疲馬起復僵。”他自嘆已然“老醜”、無力前行,而他的感慨正印證了蘇門後學的無所適從與茫然若失。與此同時,隨著政治環境變得險惡,北宋後期整體社會內隱的臥榻情結漸趨外化。本來有些內斂、怯懦的文人骨子裡所藏起的不安則日漸躁動,暗中的叛逆情緒也開始變得顯露鋒芒了。此時,部分有志文人將借模仿他人來表達自身,轉而為振臂“立志”來創造自我。面對複雜艱難的生存境遇,有志文人自覺的家國之憂使其創作出的作品超過了之前的限定,進而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時代特點。

受江浙自然風貌的浸染,南宋文人不僅自帶隱逸的文化傳統,面對破碎的山河,更具深深的家國情懷。此時,文人結盟的風氣也發生變化,盟員不再只學習盟主,而是在成員間相互酬答的過程中,學習對方的優點、發現自己的不足。同時,盟主對成員的鼓勵、批評和指導,也促使成員更快地成長,最終促成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的誕生。詠物是為了嘆人事,為了留一隻眼睛看自己,南宋文人常喜詠物用典。歌詠白蓮,抓住其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潔特性,表達堅守自身的節操;歌詠鳴蟬,選取齊後化蟬的典故,使作品在哀傷的同時更增添了一縷發自內心的悽婉;歌詠蓴菜,則常常化用西晉張翰“秋風起思鱸魚和蓴羹”的典故,既寄託亡國後的歸隱之心,更凸顯了滿腔熱誠的家國之情。

有時,在模仿前人的神采中定義自己,或在群體交流的氛圍中塑造自己,抑或只是寄情於一位女子窗下的燭影、一聲來自天外飛鴻的啼鳴……宋代文人總是在天地間找尋那個理想中的自己,在自己的內心締造著完美的天地。賞兔、餞別、小飲、大醉……無論是共享順境中的快意,還是同在逆境中的療傷,文人們的結盟活動總是披著月色與星光。皇祐三年(1051年)在京城為官的梅堯臣高價購得鯉魚,邀請韓維、劉敞、劉攽、江休復等參加食魚之會。會上賓主盡情唱和,梅堯臣作《設膾示坐客》、韓維作《答聖俞設膾示客》、劉攽作《和聖俞食膾歌》、劉敞作《聽江十誦設膾詩戲簡聖俞》。這是一次略顯倉促卻又即興盡情的食魚詩宴,同時也是一次略帶較量色彩而又充滿閒情的集會,四首詩作讓後人在文辭間感受到了當時文人們獨特的創作情結。因而,這樣的聚會雖也屬人以類聚、以文會友,但與一般意義的“抱團取暖”已不屬一檔子事了。

不過,有一個基本的事實不能否認,即宋代的文人結盟對宋代文壇的整體建構,對宋代文學的發展軌跡影響巨大。既促進了宋代文學的發展繁榮和宋代文學個性“調質”的生成;同時,也帶來了宋代文學創作同質化、類型化作品的大量出現,缺乏唐音的獨特魅力,這也正是宋代文學頗受後人垢病的一大緣由。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也就是宋代文人結盟“抱團”的結果吧。

(作者單位:南寧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0年02月24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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