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后还有哪一位能与他相提并论?为什么?

朱八戒CC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是孔子之后的又一儒家杰出代表人物,孟子不仅将孔子的“孝悌”观念、而且将孔子的“仁爱”观念推扩到极致,还富于原创性地充分展示了传统儒家的两大核心价值及其深度悖论。是唯一有资格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儒家“亚圣”的思想家。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的代名词。

孟子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其次,他不仅把仁义道德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孝悌,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驳斥墨家夷子“二本”说的时候特别强调“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将父母视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并且从中得出了“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离娄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结论,十分清晰地把“孝”说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以致主张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为“人”的道德资格了。也正是由于孟子的这种原创性首倡,在后来的主流儒家思潮中,“孝弟”作为“元善”才不仅构成了“仁之本”,而且构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亲情理精神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孟子可以说都的确是“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思潮做出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贡献。

孟子还特别强调了“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从而无所不包地展示了仁爱针对每个人的群体性内涵。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尤其是他在独树一帜的“心性”理论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见解,更是将普遍性的仁爱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伤害便会生发出来的恻隐同情的基础之上。

继孟子之后,能在思想理论上与他相提并论的人是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做比较。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儒学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鹏学天下


很高兴有机会来回答您的问题。大家知道,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由孔子所创立,被称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的有六位。即孔子、孟子、荀子、曾子、颜子和董仲舒。荀子是战国末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而董仲舒是在西汉。

要回答您所问的在孟子之后,还有哪些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就不得不对孟子作简单的介绍。

在孟子之后是荀子,他和孔子、孟子、曾子、颜子一起,被称为“儒家五位代表人物”。

当然,还有继承儒家思想和学说的程颐(公元1033年生)、朱熹(1130年生)、陆九渊(1139年生)、王守仁(1472年生)等,但他们虽然属于儒家思想的72位代表人物,却无法和孟子相提并论。

鄙人拙见,如有不同意见,敬请指教!


中华文化传播人


我想说一个人:王阳明

相信大家对“格物致知”这个词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经常会看到,说陌生是因为从字面上基本上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意思。

这还真不能怪我们学识浅薄,因为这本来就是儒学的千古谜团。

南宋朱熹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大学》里并没有对这四个字有解读。所以怎么办呢?只见朱熹大笔一挥,写了篇《格致补传》,其中有一句话说到:“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很显然,朱熹认为“天理”在“外物”之中,需要在外物中求理。只需要努力专研,时间一久自然就融会贯通了。

这把小王阳明给坑惨了。

在《传习录》里,王阳明曾经跟弟子黄直说过这件事。小时候,他跟朋友两人学习“格物”,于是遵从朱熹的教诲,两人坐在凉亭上格竹子的“理”,结果朋友坚持了三天就放弃了,王阳明坚持了七天终于病倒了,最终一无所获。

这时候小王阳明在思考一件事:我花了七天的功夫,居然连竹子的“理”都格不出来,世间万物如此庞杂,我这一辈子恐怕是没戏了。所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朱熹错了呢?

古今人士都有个怪癖,只要是圣贤说的话就一定是正确的,一般人是万不敢质疑的,但是王阳明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大胆的假设——可能是朱熹是错的。

实际上,很多大师认为王阳明是在故意“找茬”,甚至认为王阳明思想本质就是朱熹思想,代表人物有钱穆。不过,有一人是真看懂了王阳明的困惑,此人叫梁启超。

梁启超提出了朱熹“格物致知”的两大病痛,其一是“泛滥无归宿”,天下事物之多,若是想用科学方法“格物穷理”,恐怕某一件事物就足够消磨一生了。若是想格完天下万事万物,恐怕是要等到轮回转世了。今格一物,明格一物,且不说到底能不能格透,在事事物物中求理,而这种理不是客观的真理,而是玄之又玄的天理,所以不仅是泛滥,而且没有归宿。

其二是“空伪无实著”,王阳明之所以能用兵,是因为他能够格“兵法”之理,换言之是专业修行过兵法。而其他儒生未等格完兵法之理,便急急忙忙跑去格书法之理,绘画之理,养生之理……,如此一来想穷尽万事万物之理,岂不是自己骗自己,岂不是在开玩笑吗?再者说,即便一个人悟性够高,活的够长,真的格尽了万物之理,学问便已经做到头了,然后呢?他有空去践行,去论证吗?忙乎了一辈子,到头来一场空。

在阿信看来,这是在批评世上的两种人,第一种是杂家,自以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结果只是略知略懂。便沦为了什么都知道一点,却又都不精通。第二便是书呆子,如孔乙己虽然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却迂腐之极,读书把人读傻了,整天之乎者也,照本宣科,着实讨厌。

你见过这两类人吗?见过也不奇怪,他们已经存在千年了。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所以致知在格物。注意,这个知是对理的认识。简而言之就是“即物穷理”,在外物上求理,知是对理的认识。

王阳明觉得不对,可是却始终未能有所大成,一直到被大宦官刘瑾贬谪到了贵州龙场。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王阳明一直在苦苦悟道。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天夜里,王阳明顿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我心中本就具备做圣人的条件,不应该单纯向外求天理,天理本就在我心中。这一次顿悟,又被称为“龙场悟道”。自此王阳明顿悟出了自己的道:心即理也,知行合一,致良知。

所以王阳明是如何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我们讲个小故事。

据说,有一天王阳明的家里捉到一个小偷。王阳明对小偷的惩罚是让小偷自己把衣服脱光。结果在一众家丁的众目睽睽之下,小偷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就不愿意再脱了。很显然,即便是小偷也是有羞耻心的。

王阳明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好人的内心有良知,恶人的内心也有良知。二者的区别是一个心体纯净,一个心体污秽。

所以什么是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智慧。

前面我们说过,朱熹提倡向外求理,对此王阳明提倡“心即理也,不假外求”。一个是向外求理,一个是向内求理。

这也是心学和理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关于格物,王阳明说道:为善去恶是格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於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相比于其他人的拐弯抹角,牵强附会,王阳明倒是很简洁明了,言简意赅。

简单的说就是,对得起良心,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心学里还有个事件,被后世称为天泉论道,是徒弟王龙溪和钱绪山在王阳明面前的争论。

王龙溪认为王阳明说的不对,既然我心是无善无恶的,自然意也是无善无恶的,怎么可能有善有恶呢?

钱绪山认为王阳明说的正确,我心本来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世人的心体容易受物欲蒙蔽,便产生了善恶之别。所以才要为善去恶的格物,方能恢复心的本体。

王阳明并没有直讲谁对谁错,却点评王龙溪的观点是“利根人”说的,钱绪山的观点是“钝根人”说的。

多年前没想明白,以为王阳明是在耍滑头,其实不然。一个有良知的人,自然知善知恶,正心诚意,心体自然光明。反之,则需要为善去恶的格物,尽心体之良知。

自此,心学的内在逻辑完全一体自洽了。

王阳明在四句教里说:为善去恶是格物,知善知恶是良知。不仅解释了《大学》里的“致知在格物”,对我们现实生活也有极大的启迪和帮助作用,注意,良知有一个功能,用王阳明的话说,就像一面镜子,可以“知善知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辨是非,如王阳明说的: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什么意思呢?良知只是个辨别是非的心,是非只是个喜好和厌恶。只要明白了喜好和厌恶也就明白了是非,只要明白了是非也就能把握万事万物的变化。

讲了半天的格物致知,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呢?阿信觉得主要有两个帮助,

第一,做正确事,如有人以高额回报诱你上当,因你的良知未被私欲隔断,所以不会被贪婪冲昏头脑,因此对方的算盘自然落空了,上当多因贪心。良知更可直接洞察对方的恶意,因此可以少吃亏。

第二,当明白人,如你偶然捡到不义之财,要么是据为己有,要么是归还失主,前者是恶,后者是善。只有明辨是非善恶,才能把握好自己生活的方向,才能在生活中自觉用良知约束自己的言行,如此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因此,王阳明告诉我们,做人有良知,就可以当明白人,做正确事。最后,让我们一起温习一下王阳明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为善去恶是格物,知善知恶是良知。


长春制香伙计


您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他就是先秦时期被尊称为“后圣”,先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子。

他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和贡献同样不可小觑,对儒家思想发展的推动上成就更大,或者说是他对“中国王道”的贡献不可或缺,众所周知,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过教育”来解决君王“万年帝祚”的问题。然而,这些君王们更希望用武力,这时荀子出现了,他提出的观点,在于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王道“实用手册”,他在著书立说时尚无“法家”,可是,他发现儒家与律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于是乎,荀子给出了中国式王道的标准答案——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毫不夸张的说,荀子对中国王道的贡献,就像汉武帝刘彻对秦始皇的“修正”一样。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荀子版的儒教不但“青出于蓝胜于蓝”,更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的学问,想必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人称他是先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尊他为“后圣”。

这是我的回答,希望对您有帮助。




经转流年正业


孟子和荀子都是继孔子之后最主要的儒家学说继承者和发扬者。然而他们却在相同的学说基础上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人性说。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孟子·告子上》一文中写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而荀子则恰恰相反,他在《荀子·性恶》中说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不过虽然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但是这两种理论中,除了对人性的侧重点不同之外,更多的是根本上的一致性。

首先,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根本都是儒家“仁”的思想。

荀、孟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很具体,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这是因为孟子处于战国早期,诸侯攻伐虽然已经不再是出于道义,但是仍然有浓重的贵族作风,道德并没有完全败坏。因此孟子推行性善论,希望诸侯发扬本性善良的一面,推行仁政,发扬儒家仁的思想。

而荀子生于战国末期,诸侯为了贪欲肆意发动战争,攻伐完全出于占有人口土地。因此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希望改变人类“恶”的本性,从而推行仁政。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是荀孟二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实现儒家“仁”的思想的手段。

其次,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的本性没有区别。

孟子虽然主张性善,但是他也不否定性恶。人性的善恶就像鱼和熊掌,皆我所欲也。如果说道义是善,那么为了求生而出卖道义就是恶,这两点是共存的只不过存在取舍的问题。而荀子也认为不论善良如尧舜,还是残暴如桀纣,他们的本性是相同的,都有善恶两面。孟子和荀子虽然各自提出性善论与性恶论,但是人的本性相同也就没有所谓的善恶之分,只不过是作为后天影响后的人性的参照原点而已。

而且,孟子和荀子都认为人性可以在后天改变。

孟子认为人性善的一方面就是“义”,但是他又说“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因此,孟子强调对人性善良的一面进行后天的培养,所以才会有“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而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仁义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

荀、孟二人的出发点虽然是人性相反的两个方向,但是通过扬长避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改之”的后天努力,最终都能达到“仁义”的高尚修养。




LHC否极泰来


国人思想应该走向世界走出太阳系银河系与世界接轨。落后实在实在实实在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用户53947707085


有人说中华上下五千年,有两个半圣人。

何谓圣人,儒家的标准是立功立德立言。

除了孔子,明朝的王阳明不遑多让。他在前人基础上,独辟蹊径创立心学,对后世影响巨大,日本、韩国近现代许多思想家都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在学术界流传一句话——“一生伏首拜阳明”。武功方面,他以一介文官身份,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堪称出将入相国士无双。


五月早晨


儒家有两个圣人:孔子,王阳明

王阳明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创立的心学强大到无敌,平江西匪患、平宁王之乱战功赫赫,王阳明是无敌的存在。

心学本质上是追求人性的解放,是非常开明的学说。

“知行合一;致良知”,鼓励人们遵从内心的善良的想法,并用实际行动改变现状。

心学传到日本,作为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由此日本在短短时间内改革成功,成为世界强国。


语文界的小黄老师


王守仁,世称王阳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宁波余姚市)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封爵新建伯,隆庆时追赠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统军征战。其学说世称“阳明学”,作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阳明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阳明学是日本现代化的主流思想之一,特别影响了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等重大事件。蒋介石也是阳明学信徒,迁台后将其居住地改名为阳明山。


嘚瑟的李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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