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伪斯洛伐克国”到新斯洛伐克(一)

【当代东欧的右翼民族主义评述系列】

蒂索的末日

1944年轴心国阵营败局已现,“斯洛伐克国”的砖制统治内斗加剧。图卡失势下台,约瑟夫.蒂索“总统”起用他的堂弟斯蒂芬.蒂索继任“总理”。蒂索兄弟进一步把斯洛伐克的专制政治推向极端。

1944年8月29日至10月28日,发生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剧变前捷共的历史教科书说这次起义是它领导的。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捷共当时虽然也反抗法西斯,但力量并不大。大起义是伦敦贝奈斯流亡政府地下力量策反斯洛伐克军队中一些军官领导的。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以班斯卡-比斯特里察为中心的大部分斯洛伐克国土。但经两个月苦战,终于在德军的全力围剿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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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初期形势图

斯洛伐克起义与几乎同时的波兰华沙起义是二战末期的两个大规模起义典型,两者都是亲西方的流亡政府抵抗力量在苏联红军临近时为显示主权的尽力一搏,但因苏军支援不力(有人更认为苏联存心借刀杀人剪除亲西方抵抗者)而失败,导致流亡政府抵抗力量实力耗尽,为战后苏联扶植亲苏政府造成条件。

区别在于:贝奈斯与苏联关系较好,战后又与捷共合作到1948年,所以战后“卫星国”对这次起义是肯定的,只是把它说成捷共所领导。而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关系紧张,战后“卫星国”对华沙起义长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与亲苏势力争桃子的“反动”行为。但实际上无论在波在捷,参加这两次起义的亲西方人士后来在“卫星国”都不同程度受到迫害。

而所谓比图卡“温和”的蒂索,在图卡下野、蒂索兄弟把一党专政几乎变成一姓专政之后却更加怙恶不悛。继起义军民在战火中死亡上万之后,镇压者的报复中又杀害了5304人,后来发现了211个万人冢。最大的屠杀发生在克雷姆尼奇卡(747人遇难)和内梅卡(900多人遇难)。尽管起义发生后德军已经全面进驻斯洛伐克并实际进行了统治,蒂索完全成为傀儡,但斯军尤其是赫林卡卫队也参与屠杀,蒂索等人仍是逃不了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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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的旗帜

1945年苏美盟军及罗马尼亚等反正国军队终于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蒂索兄弟与图卡等人先后被捕,图卡在审判前死亡,约瑟夫. 蒂索经两年多的司法程序后,于1947年被重新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法庭处以绞刑,在布拉迪斯拉法处决,斯蒂芬. 蒂索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在关押中病死。

捷克人反思民族主义

我们看看前述的保加利亚,菲洛夫政府作恶要比蒂索政府少得多,却有连续三届总理被杀,三届政府绝大部分部长、议员、贵族都难逃一死,战争还未结束,前政府官员和军人就被报复性集体处决了几千人——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对蒂索等人的司法处理程序长达两年,最后也仅处死了蒂索等若干人,连作恶到最后的“伪总理”小蒂索也没判死刑。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相当“西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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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姆尼奇卡(上)和内梅卡(下)遇难者纪念碑

当然,这与战后头几年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人民民煮国家”而非一党砖正国家,执政的是多党竞选上台的联合政府、司法独立也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有关。而这也就导致了今天在斯洛伐克要给蒂索等人翻案的极右派不可能成气候。

1990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现了历史话语随政治钟摆“向右”的趋势,或者用M的说法,“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大潮之中难免泥沙俱下,盐论自游中出现极端意见——往往从极左跳到极右——也不足怪。而1993年捷斯“天鹅绒分手”后,两边对与二战有关历史的“再颠倒”也各有侧重。

在捷克,战前民族主义主要针对德国人,其中包含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而非针对苏联。二战中德占时期纳粹主要采取直接统治——与纳粹合作的捷克人直接就被视为纳粹分子,剧变后也极少有为他们洗白的——并未扶植蒂索那样的“傀儡政权”,而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流亡政府与西方和苏联的关系还都不错。1948年后前流亡政府人士虽然受到迫害,被镇压与流亡者不少,但苏联的打击主要针对其“资产阶级的”自-游民-煮诉求,在种族关系上则主要打击犹太人,而从未像在斯洛伐克那样发动清洗“捷克民族主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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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台德地区的的德意志居民比重

实际上在1968年以前,苏联主要是支持捷克人、压制斯洛伐克人与犹太人的。由于“捷克民族主义”与苏联矛盾不大,在后来的“天鹅绒革命”中捷克人的抗争主要还是自-游民-煮诉求在起作用,民族主义影响并不大。

因此,捷克地区剧变后的“历史重构”除了抨击苏式极权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捷克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对1945年后驱逐300万苏台德德意志人时种种残酷行为的反省。捷克人当然不会允许德族回来,但剧变后的捷克政府和哈韦尔等捷克政治家都曾经对暴力驱逐“给无辜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公正”表示了道歉。这一导致数万(有说甚至多达20余万)人死亡的暴力驱逐过程是对纳粹侵略与屠杀的报复,对于苏台德人中的纳粹分子固然可以说是作恶的报应,但几乎所有苏台德人都遭严惩就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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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驱除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反思不仅针对捷共的体制。如下所述,1945-48年捷共只是联合政府中的参政党,当时的驱逐令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称为“贝奈斯法令”。作为战前第一共和国的总统、战时流亡政府总统和战后初期“人民民主国家”的总统,用强硬手段对付苏台德人是贝奈斯一贯的主张。此公在经济上倾向社会民主,政体上是坚定的宪政民主维护者,在民族立场上却以“捷克斯洛伐克主义”著称,即主张捷克与斯洛伐克应该作为一个民族来排斥德意志人。

他自称知道国际上对“大驱逐”反应强烈:“说我们对德国人就像他们对我们一样,说我们抹黑了自己的道德和至今为止无暇的声誉,说我们使用了纳粹那样残酷的、不文明的手段”,但他仍然要把大驱逐进行到底。由于贝奈斯作为捷克开国元勋、二战抵抗领袖以及他在1948年维护馅正、至死拒签“STL宪法”,剧变后他的声望实际是更高的。但他在大驱逐问题上的“民族复仇”做法仍然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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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贝奈斯

斯洛伐克“重构”民族主义

总之,剧变后捷克的“历史重构”并没有太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斯洛伐克就不同,由于战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并不反德,1950年代又遭到STL体制的严厉打击,加之“天鹅绒革命”在斯洛伐克又直接与独立相连,剧变后“历史重构”的民族主义色彩就很浓。前面提到的赫林卡在剧变后受到褒扬就是体现。

但尽管如此,对于蒂索及其政权,今天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主流还是要划清界限的。尽管在盐-论自-游之下仍然有为蒂索翻案的极右声音,但始终很微弱,没法与赫林卡相比。至于图卡那样的人,笔者就没有看到什么翻案的声音。这一方面是由于蒂索、图卡等人按前述三个标准确实都罪恶很大:不但投靠德国“站错队”,而且作为希特勒的“保护国”自主性也最差,作为“维也纳仲裁”的受害者领土更有缩无增。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屠杀等反人类罪行更严重。

而另一方面,极右民族主义者要把蒂索说成是“共产极权暴政下的烈士”,遇到的又一个大障碍,就是蒂索被镇压时捷克斯洛伐克还根本谈不上什么“共产极权”。1945-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比较独特的一个“gcd参政的馅正国家”,尽管在二战后清算德国人的背景下,捷克发生的苏台德大驱逐搞得相当残酷,但在斯洛伐克并没有这个问题。而在馅正体制下就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对本国战犯的处置来说,对蒂索等人的判罪,无论就实质公正还是就程序公正而言基本都还是站得住脚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与为蒂索叫屈也没什么关系。但是1960年代后,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确实又在另一种基础上发展起来,最终在剧变后带来了“天鹅绒分手”和斯洛伐克独立。

实际上,尽管今天的民主斯洛伐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与当年蒂索的政权划清界限,十分明确地拒绝把法统上延到战时的“伪斯洛伐克国”。但是有论者发现:把蒂索建立的国家称为“斯洛伐克共和国”或“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Prvá Slovenská Republika)”(从而使今天的斯洛伐克没法避免被叫做“第二共和国”)却是在剧变前胡萨克时代的gcd体制下就已经出现的“官方称呼”,例如:1981年版的《斯洛伐克百科全书》和1985年版的斯洛伐克科学院编纂的多卷本《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史》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从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煮国家”的兴废说起。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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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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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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