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易幟是指1927年6月，當武漢北伐軍與國民軍會師鄭州、奉軍潰敗北撤之時，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系軍事集團在山西太原公開宣佈遵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降下象徵著北京政府的五色國旗，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政治轉向事件。
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奉張北京政府，三足鼎立，都對閻錫山展開爭取工作，為何閻錫山最終選擇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
南北對峙的政治局面
二次革命後，中國出現南北對立趨勢，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形成南北政府對立之勢。1916年袁世凱病逝，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兩大政治人物的去世對於南北雙方產生了重大影響。
自袁世凱病逝後，北洋體系再也沒有出現一個能夠被大家認可、足以統一全國的強勢人物。中央政府權力有限，各地出現軍人干預政治、把持地方政治的局面，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形成。中國陷入表面遵從中央，實際卻各自為政的“五代十國”式的軍閥割據狀態。責任內閣被軍閥視為謀求個人與派系利益的工具，總統選舉成為軍閥之間權力平衡的政治交易。
北洋軍隊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先後控制過北京政府。經過兩次直奉戰爭，北洋體系漸呈現崩裂之象，軍校畢業一輩老成凋謝，例如吳佩孚、孫傳芳等人，新興起來的是基本上未受過教育的張作霖、張宗昌、馮玉樣等，他們無力統一全國，只能在內部提倡和平團結。
南方在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的團結下，實現兩廣統一，肅清異己軍事力量，接受蘇俄援助，打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與“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旗號，進行旨在統一全國的北伐戰爭。
南北兵戎相見，北洋系軍隊接連敗退，北伐軍所向披靡，勢不可擋，大有統一全國之勢。軍事進展順利的同時，政治形勢卻波譎雲詭，險象叢生。至此，中國存在三個爭奪合法性的“中央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與奉張北京政府。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文化思潮進入激進時代
到1920年代，革命已成為一種不容反駁、代表著進步的絕對真理。民眾的最大願望是通過統一，來實現民族主義，而不是繼續分裂的地方主義。
國民黨對於軍閥的定義也並非絕對，北伐之初的戰略思想“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就含有遠交近攻、分化攻破之意，但只要他們願意改稱易幟，服從國民黨的統治，就可以成為革命之一員。伴隨著武力統一的同時，南北和談之聲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各地“軍閥”，在北伐開始後，表現不一：楊森、劉湘等人，很快答應改稱易峽，服從國民政府，搖身變為“國民革命中一員”。吳佩孕、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則以軍事相抵抗，即被視為需要“打倒”的“軍閥”。馮玉祥於1926年在五原誓師，加入國民革命的陣營，與南方遙相呼應。
閻錫山比較特殊，曾為同盟會會員，與國民黨淵源頗深，但他又與北洋派系有緊密聯繫，支持段祺瑞，一度被認為是直系中人。他若服從革命，則被視為“國民革命中一員”，但他若與奉張站在一起，即亦歸於國民黨眼中的“軍閥”一列。
閻錫山與山西革命淵源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在山西的統治遭到民眾、士紳、學生與新軍的強烈不滿與反抗，主要表現為民眾抗捐活動、士紳和學生的爭礦鬥爭、新舊軍之間的衝突以及同盟會的秘密革命活動。
1909年3月，閻錫山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回國，先後出任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監督，旋升任第四十三混成協第86標標統。閻錫山注重與新軍中上層軍官的聯繫，塑造他在軍隊的威望，後又成立軍人倶樂部，以研究學術為名，團結革命人士。
武昌起義爆發後，山西於1911年10月29日響應革命，由同情革命的新軍管帶姚以價率先發難。革命軍槍殺山西巡撫陸鍾琦，宣佈獨立。當天革命軍在諮議局成立山西軍政分府，首推協統姚鴻發為晉省都督。姚以其父現任陸軍部侍郎，力辭不就。
閻錫山1901年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被清廷選為公派留學生留學曰本，先後在東京振武學校、弘前步兵第31連隊，及東京士官學校等處學習軍事。
清廷聞知山西獨立後，即命吳祿貞為山西巡撫，令其率第六鎮士兵進攻山西。吳亦是同盟會會員，在北京致力於首都革命的工作，也是當時唯一能夠制服袁世凱的人。吳密謀與山西合作，組成“燕晉聯軍”，以阻止袁世凱北上，共圖北京。此事因吳被刺殺而作罷。北方軍政大權落入袁世凱之手，影響民國政局甚大。
國民黨開始北伐後，閻錫山與國民黨又開始往來，宣佈易幟之後，閻解釋此前的行為是遵守孫中山的囑咐，韜光隱晦，堅持革命理想，保守山西革命基地。
閻錫山雖然在辛亥革命之後擔任山西都督，但最初幾年因為全國局勢變幻不定，其羽翼不豐、上下左右多有掣肘，他並沒有太大作為。一直到張勳復辟失敗，晉軍出師討逆有功，他才被段祺瑞任命為督軍兼省長，獨攬山西大權，正式推行山西新政。
閻錫山組織成立洗心社、育才館，頒發“山西用民政治實行大綱”、“人民須知”，強調“用民”非止於安民，需培養民德、民智、民財，並養成世界觀。加強民眾的道德修養、推行國民職業和人才教育、開放農工礦商四項，以解決頑民、愚民與貧民問題。村本政治包括思想內容，即整理村範，訂立村禁約，組織息訟會，成立保衛團。
山西新政展示了閻氏政治思想的初步框架，確立了他統治山西的基本模式。通過新政，經濟社會狀況好轉，社會安定，山西民眾對於閻錫山的統治多持肯定態度，文化教育事業也得到明顯成效，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面為他進而問鼎中原、退而固守晉綏奠定了相對強大的實力基礎。
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己佔領湖北、江西大部，向北挺進至長江流域，己成為左右時局之一大勢力。閻錫山在南北壓力下，試圖與國民革命軍建立聯絡。廣東國民政府也在努力爭取他，北伐軍攻佔武漢後不久，即於1926年11月派胡賓為代表赴晉見閻，聯絡山西參與北伐事宜。
倒向南京國民政府
蔣介石於1927年1月31日提請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2月2日通過，國民政府3月11日特字第38號令任命。1927年5月22日，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又通過任閻錫山為國民政府委員的決議。1927年6月，閻錫山易幟之時，自封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南京方面給予追認，中央政治會議108次會議通過諮請國民政府任命。
“北路總司令”與“北方總司令”含義區別甚大，後者是昭示閻錫山為北方革命首領，其實際是在與馮玉祥爭奪北方的革命領導權。南京方面對閻錫山所提出的要求在政治上是清黨，在軍事上是配合北伐軍進佔徐州，晉軍出兵石家莊，一舉攻克京津。
閻錫山與南京政府的關係，不如說是閻與蔣的關係，而兩人之間早己建立起直接聯繫渠道。早在1927年1月間，作為蔣密使穿梭南北的何澄就曾在和北京的溫壽泉接頭後，轉赴太原，當時溫稱何“與蔣私交較厚，所談南中情形頗有獨到之處”，可知蔣、閻之間已有個人信使往來。
何妨以“革命”之名
閻錫山在勸說奉張易幟之時，曾向張學良、韓麟春建議，北方團結起來的唯一方法是取消安國軍的名號，改為國民革命軍。這樣北方便與南方便同屬“國民革命的陣營”，由敵人變為朋友，南北之戰爭成為國共之戰爭；還可以動員民眾，獲得民眾的支持。
對於張作霖等人對於“北方投降南方”，會沒面子的顧慮,閻錫山也耐心勸說，“討赤非南方之特權，革命亦非南方之特權”，南北是兩個平等的政府。還說作戰是為了求勝，凡是可以幫助勝利的方法都可以釆用；行政是為了整合民眾，凡是可以團結民眾的，都能採取，力勸張作霖“以利害計得失”，不要為“虛面子所困”，其電報內容如下：
或謂用國民革命軍名義，豈不近於降敵？不知此乃鞏固北方的辦法，並非投降南方的辦法。前此北方討赤，南方亦繼起討赤，南方非投降北方。今南方革命，北方亦繼起革命，北方亦非投降南方。因討赤非北方之特權，革命亦非南方之特權也。且投降有投降之事實，屈膝稱臣投降也。今此亦一政府，彼亦一政府，焉得謂之投降。
國民革命乃整個國家之辦法，法共和，美亦仿而共和，未聞美為投降法國也。或謂國民革命，人民何嘗歡迎，不過學生歡迎。今用國民革命軍名義，毋乃近於迎合學生心理。不知士為四民之首，今日之學生，即以前之翰林進士舉人。以前翰林進士舉人反對的事，雖皇帝無一能成功者。今日學生反對的事，我輩焉能成功。總之，作戰為求勝，凡可以幫助勝利的方法，即當採取。行政在合民，凡可以結合民眾之名義，即當採取。蓋處國家，當以利害計得失，不當為虛面子所困也。
閻錫山所指出的兩點，頗值得注意：對於“革命”群體，他認為青年學生更為熱衷於革命，這一點頗符合當時狀況；對於治理國家，他認為要以利害計得失，不應為面子所困，充分說明他的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政治觀。
恰如山西駐南京代表梅焯敏所指出“有主義之軍隊精神是無形的武器，無主義之軍隊炮火是有限的武力”氣閻錫山亦認為既然革命成為時代潮流，南方可以利用它，北方同樣可以，大可不必將“革命”視為南方的專屬。閻錫山的感觸並非個別，北方的報紙輿論亦認為，要讓當時南方響亮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軍”，變為全國人民共有的願望，不能讓南方獨有，《大公報》說：“國民革命，必是全體，不能謂是某人某派之特許事業《晨報》更是批評道.•“國民黨雖以國民革命呼號於世，而事實純為一黨包攬革命。”
促進國家形式統一
閻錫山倒向南京，使得民國政治力量的構成發生轉變。1927年6月8日，張作霖答日本記者提問，直接表明
奉軍因背後有閻錫山軍隊之牽掣，自不得不後退。自閻錫山宣佈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至其實行對奉作戰，經時四月。其間奉軍作戰用其大半之心思力量以對閻，張作霖代表之足跡，不絕於太原；舊京綏京漢兩鐵路線重兵駐守：張作霖竭盡威迫利誘之能事，必欲閻氏斷絕與革命軍之關係，轉其方向，以助奉軍攻擊馮玉祥。
閻氏虛與委蛇而暗圖進展，蓋當南方兵力未能大舉北進以前，閻氏之處境固至艱也”。北方國民革命軍參與作戰後，奉張北京政府大受打擊，不敢輕易南下。閻錫山易幟對於奉軍北撤，乃至後來退出關外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閻錫山在寧漢對立之際公開易幟，擁護蔣介石。使武漢政府受到孤立，在北方獲得支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與南京方面的爭鬥中也進一步處於劣勢，“更形孤立，日益接近垮臺”。汪精衛在總結武漢軍北伐狀況時曾埋怨說：“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團爽了約，如果當奉軍由鄭州後退的時候，第三集團出兵斷其後路，我們早已到北京城了。”
由此可見，閻錫山易幟對武漢方面造成的重大影響。對南京政府來說，使南京在寧漢對立中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對後來的寧漢合流產生促進影響。
在另一方面，國民黨北伐之前，孫中山“在北方的評價及其知名度並沒有那麼高”，北伐之後，“孫中山”及“三民主義”己廣為人知。山西民眾之前亦不知主義為何物，閻錫山在山西進行社會動員，構建國民黨意識形態的象徵符號，促使山西民眾瞭解孫中山與國民黨，熟悉“三民主義。對於國家觀念缺乏的社會大眾而言，“孫中山崇拜讓許多民眾瞭解孫中山、三民主義、總理遺囑、國家、民族等符號，這種社會動員帶來了一方面是國民黨認同，同時也是國家認同，這對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國民黨通過北伐統一全國，使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各地。青天白日旗替代五色旗，跟辛亥之後五色旗取代黃龍旗一樣，都是一種進步。辛亥之後，不論共和制運行得如何糟糕，在多數人眼中“民主共和”仍舊優於帝制，因此袁世凱稱帝以眾叛親離、四面楚歌而告敗。北伐之後，由於宣傳之功，人們多有黨治優於軍閥政治的印象。國民黨內部雖四分五裂，但仍不會有人在青天白日旗之外另舉旗幟。
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與蔣介石之間爆發中原大戰，他們探討打什麼旗幟，最後還是選擇了青天白日旗，亦不敢另立旗峽，只在宣言中表示自己是國民黨正統，對獨裁專制的蔣介石進行討伐。李宗仁也講過一個事情，1933年發生的福建事變，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紅下藍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消息傳出，全國大譁。
甚至至於在抗戰期間，汪精衛後來在南京投降日本，打出的旗幟也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不過是在旗幟上面另加一三角形狀黃色的“和平反共建國”，以區別於南京國民政府。可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被國人認同。
綜上
1927年閻錫山易幟並非偶然與孤立事件，而是一個延續數月的過程，從1927年4月宣稱服從三民主義開始到1927年10月奉、晉交戰為止，都是易幟的過程。
在1927年的中國，南京、武漢與北京政府在一個時期內是共存的，代表當時的三種政治勢力，為了爭奪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對閻錫山進行了長達半年的拉攏。閻錫山在經過“漫長”的選擇過程後，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並非因為他完全贊同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主張.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必須作出選擇，不能超然於三個政府之外。閻錫山排除各方干擾，選擇南京國民政府，其動機除了獲取地盤、權力之外，思想原因亦不容忽視。
閻錫山易幟的影響，從短期效果來看，有助於北伐軍事進展，使晉省民眾熟悉國民黨與三民主義，促進全國實現形式統一。從長期效果來看，則弊端良多，表面上的易幟無法解決政治認同的問題，亦無法真正解決地方割據問題。北伐中軍權膨脹，超越黨權與民權，蔣介石與閻錫山等人仍舊唯力是視，導致中原大戰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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