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清末民國時期重要政治、軍事人物，晉系軍閥的首領。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字百川、伯川，號龍池，山西五臺縣河邊村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生，清朝陸軍步兵科舉人、協軍校，中國同盟會會員。
閻錫山，統治山西38年， 做成了地地道道的“山西王”，生性簡樸，“老西兒”性格，卻為山西的教育、農業、水利等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山西人至今還時常把“閻老西兒”掛在嘴邊，津津樂道地講述著他的故事。
閻錫山為了治理山西，可謂是殫精竭慮，苦心經營，他的許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鮮明的閻氏印記。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時間，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規模的經濟、交通、國防和金融體系，以農業發展為例。從1917年開始，閻錫山重拳出擊，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菸、剪髮、天足；“三事”：種棉、造要、牲畜)來發展農業。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過程中，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閻錫山的政策非常靈活。例如，為解決水利建設中資金不足的問題，他允許先貸款後償還；在發展蠶桑業時，他不僅設置專門機構，還向農民提供技術和管理服務。二是閻錫山在推行經濟政策的同時，特別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農民不斷灌輸儒家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農民在實現經濟自足的同時，閻錫山也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社會秩序。閻錫山因此成為第一個在全省範圍內把政權滲透到村一級的人。
閻錫山在農村的改革為山西農民帶來不少利益，社會秩序也很穩定。有一次憲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個犯人，閻錫山立即給各縣打了個電報，結果不到三天，就在孟縣查獲。治安效率之高，令人歎為觀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設時，也曾在山西國民師範發表了一篇誇獎山西農村建設成績的演講：“現在全國各地都亂到極點，個人自由的權力，全被剝奪無遺。……如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哪處不是民不聊生!……山西這方面，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
閻錫山深知“有槍便是草頭王”的道理，加上山西位處腹地，山多河少，交通不便。正太鐵路操於法國之手，京綏路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位置極為不利。向外國購買軍火，在進口和運輸途中都有被截去的危險，加之耗費太大，山西地瘠人窮，擔負不起。所以，閻錫山必然要自己建立軍火工業，以免命運操於他人之手。
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共有設備3800部，職工15000餘人”。“主要產品為：六五步槍、六五機關槍、衝鋒機關槍、自來得手槍、一七式手槍、一六式105毫米山炮、一八式88毫米野炮、七九機關槍、六五步槍子彈、衝鋒槍子彈、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開花全彈、兩用高炸力開花全彈、一四式75毫米野炮鋼質高炸力開花全彈、兩用鋼質高炸力開花全彈、12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彈、一六式105毫米重炮低炸力開花全彈、假引信全彈、75毫米迫擊炮彈、150毫米迫擊炮彈、手榴彈、手雷、滾雷、地雷等
1928年至1930年間，太原兵工廠的月產量為：輕、重炮35門，迫擊炮100門，步槍3000枝，機槍15挺，衝鋒槍900枝，炮彈15000發，迫擊炮彈9000發，子彈420萬發。
抗戰時期的絕大多武器和子彈都是來自閻錫山的兵工廠的。
閻錫山對其軍事工業發展中成立的手榴彈廠，最為得意和自豪。因為手榴彈製造簡單，造價低廉，各種設備精度要求較低，加上製造手榴彈所需的鑄鐵、木材來源充足，除拉火管需從外部購進外，所有材料都能由本地充分供應，故可大量生產。最多時日產量可達1萬顆，成為晉軍作戰時用來殺傷敵人的主要武器。以後，又根據山西地區多山地，居高臨下，易於投擲重物的特點，採用加大彈體、加重炸藥量以增加殺傷威力的做法，製成頭號大手榴彈和手雷，專守城堡山口。忻口會戰時，又成為日軍步兵望而生畏的武器。
1932年，閻錫山復出後，重整山西兵工，由於環境動盪，料源不足，產量十分不穩定。在抗戰的後期，這些工廠每月可產步槍800支，輕機槍300挺，手槍數十支，手榴彈近萬顆。這些武器彈藥對支援前線抗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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