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長忠
危機是改革的催化劑。鑑於疫情對經濟的深遠影響，除了短期應急性的政策措施，更要有中長期的考慮和辦法。相應的對策建議不少，但最根本的惟有改革而已。本來，即使沒有這次疫情，中國經濟就已經到了換檔轉段的特殊時期，一些深層次問題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請參閱《疫情下的經濟觀察：經濟增速再思考》一文）。現在，面臨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改革更是刻不容緩、別無選擇的唯一出路。改革是全面的，疫情暴露出來的問題和短板也是多方面的，這裡主要從財經角度，僅就與疫情關聯度較大的幾個方面改革，簡要談談方向性、原則性看法，點到為止。
對中小微企業減免稅費，是各級政府出臺的一項重要救助政策，特別是2月1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階段性減免企業社保費並實施企業緩繳住房公積金政策，這比補助補貼、放寬融資等其他措施更直接更有效，正是當前應對疫情急需。問題在於：疫情結束後呢，是不是就可以取消了？從中長期看，這項政策在疫情結束後恰恰應該堅持下去，完善起來，使之成為改革成果。在這個問題上，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分別從實踐和理論上給予了回答。
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曹德旺最近在接受採訪時說：“比起解決融資的問題，幫助小微企業減稅免稅更重要。即使沒有這次疫情，也早應該給小微企業免稅，小微企業沒有什麼稅可交。在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小微企業不用交增值稅。……不僅僅應該給小微企業免稅，甚至應該取消小微企業的交稅資格。放水養魚，這個辦法才是真正幫助小微企業。……考慮到疫情會影響經濟活動一兩個季度，建議國家免除災情期間企業至少半年的五險一金費用——因為……工資中五險一金佔據了很大的比例，如果能夠將這部分費用免除掉，可以極大減輕企業的壓力，緩解受疫情衝擊的程度。同時，還建議免除企業兩三個月的稅收幫企業減負。此外，還建議國家可以規定企業今年一年在計算成本時不將折舊費納入其中。”這些話符合實情，說到了點子上，很有代表性。
在學界，這方面也早就有了嚴謹、成熟的研究。前幾年，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主持並與張瓊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國金融四十人（CF40）內部課題《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研究》（部分成果《中國經濟減速的生產率解釋》獲得了2017年第17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目前中國經濟學界公認的最高獎項）。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特別是隨著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政府投資邊際效率越來越低，經濟發展需要減少低效的政府投資，增加高效的民間投資；而要增加民間投資，就必須降低民營企業的成本：除了制度成本之外，稅費特別是社保繳費（重點又是養老保險繳費）是企業負擔比較重的成本，應該而且可以通過改革降低。
2015年以來，中國社保費率已經5次下調，但中國企業的社保繳費率之高仍在世界前列，而且下調的範圍侷限於基金結餘較為充足的險種或地區, 仍缺乏明確的改革目標。根據上海財經大學楊翠迎等的研究，當前中國社保費率總體上還有較大的下降空間，特別是養老保險費率適度性最差，還可以降12個百分點左右。近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針對疫情，提出保企業的四大對策特別是社保改革建議：“五險三金”整合為“三險一金”，包括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經濟學家馬光遠10年前就提出取消公積金並參照美國“兩房”建立住房銀行等改革建議，最近又進一步重申強調。總之，越是危機當前，越是凸顯社會保障的重要性。對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整個社會保障制度，都需要藉此機會全面深化改革。
截至2月14日，各級財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補助資金901.5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252.9億元。防控疫情要增加支出，救助經濟要減稅降費，財政壓力可想而知。解決的辦法，大多主張增加財政赤字，建議適當突破3%的GDP佔比限制，但也有文章提醒不要依賴赤字，以免陷入債務困境。這個提醒是有道理的，因為赤字僅能解決部分問題，只能發揮次要作用，主要還得依靠深化財政改革。這方面內容也有很多，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可以著重調整改革財政支出結構，減少一些領域的支出：比如除重點項目外，控制基建投資，防止一哄而上、大量鋪攤子上項目；清理產業政策及相關補貼；減少承辦國際活動、國際會議，冬奧會等已經籌備的活動，也應減少支出，接待運動員等外賓實行國際普通標準即可，不必額外優待，確實必須辦的國際會議，也應從簡；適當減少對外援助；調整改進會議活動安保及信訪維穩方式，注重務實高效，更多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調整改進信訪通報排名政策，杜絕堵訪截訪，減少警力人力財力投入等等。
從中長期看，更大範疇、更重要的改革是整個公共管理改革，從整體上、根本上提高管理效能，減少管理成本。這是個大領域，複雜程度和難度都非同尋常，但遲早也要開展。其中比較關鍵的是政府層級改革。世界上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中，大多數國家的地方政府層級實行2級制或3級制；國土總面積排名前10的國家中，只有中國和印度地方政府實行4級制，其他國家均實行2級制或3級制，而印度是聯邦制國家，和中國情況又有所不同。加上中央政府，中國共有5級政府體系，層級之多世所罕見。這種設置與過去的交通、信息條件有關，在當今時代則沒有必要，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層級改革和行政區劃改革，實行扁平化管理。這方面改革，十幾年前曾有一些研究和討論，甚至都有方案傳出。今後，無論是從疫情等公共衛生乃至其他各種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角度，還是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都有必要加以推進。
最後，最具基礎性、決定性的改革則是經濟運行的市場化改革，當前也稱之為結構改革。各方面就疫情應對的經濟政策建議雖然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歸納起來，基本就是“寬鬆”二字：財政赤字和貨幣放水。作為短期應急措施，適當寬鬆是必要的，但也應限於“精準救助”。值得注意的是，其間也有藉機搞“大水漫灌”式大規模刺激政策的呼聲，這就有點危險了。前面提到，學界已經充分研究論證了這一路徑依賴現階段對改善經濟無所助益且副作用更難消化，中央也早已否定並摒棄了“大水漫灌”，而是更加註重強調結構改革。改革的具體措施有很多，但主基調無非是市場化，關鍵詞無非就是前面提到的“民間投資”、“民營企業”，著力點無非也是前面提到的改善營商環境，減少民營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成本：制度成本，原則標準無非就是“競爭中性”。在疫情之前，民營企業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已經顯現，疫情發生後更加凸顯：民企發揮的作用絕不亞於國企，民企受到的衝擊更甚於國企。企業和個人的捐助有列表統計，網上可查；紅會多少天弄不明白的物資分配，一個普通的民企2小時搞定。疫情再次充分證明：民營企業無論平時還是戰時，都是當仁不讓、完全可靠的“自己人”，只有真心保護、大力幫助、合理規範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真正做到競爭中性，才有整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孫長忠，清華大學全球私募股權研究院研究員，宇視科技（uniview）首席經濟學家。
閱讀更多 中國傳媒內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