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忠
危机是改革的催化剂。鉴于疫情对经济的深远影响，除了短期应急性的政策措施，更要有中长期的考虑和办法。相应的对策建议不少，但最根本的惟有改革而已。本来，即使没有这次疫情，中国经济就已经到了换档转段的特殊时期，一些深层次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请参阅《疫情下的经济观察：经济增速再思考》一文）。现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改革更是刻不容缓、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改革是全面的，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短板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财经角度，仅就与疫情关联度较大的几个方面改革，简要谈谈方向性、原则性看法，点到为止。
对中小微企业减免税费，是各级政府出台的一项重要救助政策，特别是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并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这比补助补贴、放宽融资等其他措施更直接更有效，正是当前应对疫情急需。问题在于：疫情结束后呢，是不是就可以取消了？从中长期看，这项政策在疫情结束后恰恰应该坚持下去，完善起来，使之成为改革成果。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上给予了回答。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比起解决融资的问题，帮助小微企业减税免税更重要。即使没有这次疫情，也早应该给小微企业免税，小微企业没有什么税可交。在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小微企业不用交增值税。……不仅仅应该给小微企业免税，甚至应该取消小微企业的交税资格。放水养鱼，这个办法才是真正帮助小微企业。……考虑到疫情会影响经济活动一两个季度，建议国家免除灾情期间企业至少半年的五险一金费用——因为……工资中五险一金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如果能够将这部分费用免除掉，可以极大减轻企业的压力，缓解受疫情冲击的程度。同时，还建议免除企业两三个月的税收帮企业减负。此外，还建议国家可以规定企业今年一年在计算成本时不将折旧费纳入其中。”这些话符合实情，说到了点子上，很有代表性。
在学界，这方面也早就有了严谨、成熟的研究。前几年，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主持并与张琼教授合作完成了中国金融四十人（CF40）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研究》（部分成果《中国经济减速的生产率解释》获得了2017年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随着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政府投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经济发展需要减少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高效的民间投资；而要增加民间投资，就必须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除了制度成本之外，税费特别是社保缴费（重点又是养老保险缴费）是企业负担比较重的成本，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改革降低。
2015年以来，中国社保费率已经5次下调，但中国企业的社保缴费率之高仍在世界前列，而且下调的范围局限于基金结余较为充足的险种或地区, 仍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根据上海财经大学杨翠迎等的研究，当前中国社保费率总体上还有较大的下降空间，特别是养老保险费率适度性最差，还可以降12个百分点左右。近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针对疫情，提出保企业的四大对策特别是社保改革建议：“五险三金”整合为“三险一金”，包括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学家马光远10年前就提出取消公积金并参照美国“两房”建立住房银行等改革建议，最近又进一步重申强调。总之，越是危机当前，越是凸显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制度，都需要借此机会全面深化改革。
截至2月14日，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252.9亿元。防控疫情要增加支出，救助经济要减税降费，财政压力可想而知。解决的办法，大多主张增加财政赤字，建议适当突破3%的GDP占比限制，但也有文章提醒不要依赖赤字，以免陷入债务困境。这个提醒是有道理的，因为赤字仅能解决部分问题，只能发挥次要作用，主要还得依靠深化财政改革。这方面内容也有很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以着重调整改革财政支出结构，减少一些领域的支出：比如除重点项目外，控制基建投资，防止一哄而上、大量铺摊子上项目；清理产业政策及相关补贴；减少承办国际活动、国际会议，冬奥会等已经筹备的活动，也应减少支出，接待运动员等外宾实行国际普通标准即可，不必额外优待，确实必须办的国际会议，也应从简；适当减少对外援助；调整改进会议活动安保及信访维稳方式，注重务实高效，更多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调整改进信访通报排名政策，杜绝堵访截访，减少警力人力财力投入等等。
从中长期看，更大范畴、更重要的改革是整个公共管理改革，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管理效能，减少管理成本。这是个大领域，复杂程度和难度都非同寻常，但迟早也要开展。其中比较关键的是政府层级改革。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层级实行2级制或3级制；国土总面积排名前10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地方政府实行4级制，其他国家均实行2级制或3级制，而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和中国情况又有所不同。加上中央政府，中国共有5级政府体系，层级之多世所罕见。这种设置与过去的交通、信息条件有关，在当今时代则没有必要，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层级改革和行政区划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这方面改革，十几年前曾有一些研究和讨论，甚至都有方案传出。今后，无论是从疫情等公共卫生乃至其他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角度，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有必要加以推进。
最后，最具基础性、决定性的改革则是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改革，当前也称之为结构改革。各方面就疫情应对的经济政策建议虽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基本就是“宽松”二字：财政赤字和货币放水。作为短期应急措施，适当宽松是必要的，但也应限于“精准救助”。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也有借机搞“大水漫灌”式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呼声，这就有点危险了。前面提到，学界已经充分研究论证了这一路径依赖现阶段对改善经济无所助益且副作用更难消化，中央也早已否定并摒弃了“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强调结构改革。改革的具体措施有很多，但主基调无非是市场化，关键词无非就是前面提到的“民间投资”、“民营企业”，着力点无非也是前面提到的改善营商环境，减少民营企业的另一个重要成本：制度成本，原则标准无非就是“竞争中性”。在疫情之前，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已经显现，疫情发生后更加凸显：民企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国企，民企受到的冲击更甚于国企。企业和个人的捐助有列表统计，网上可查；红会多少天弄不明白的物资分配，一个普通的民企2小时搞定。疫情再次充分证明：民营企业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是当仁不让、完全可靠的“自己人”，只有真心保护、大力帮助、合理规范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真正做到竞争中性，才有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孙长忠，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员，宇视科技（uniview）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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