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混世哲學（九、十）
王自成
九“明強”是對“智勇”的繼承和創新
寫到這裡，我雖然尚未講完《曾國藩全書》之《挺經》及《挺經冰鑑》之《挺經》的全部內容，但已經發現那些尚未講述的內容與《挺經》的主題“堅挺”其實沒有邏輯上的關係。這也正好說明我在上文對這兩個版本的《挺經》的基本判斷：所謂《挺經》只是後人摘抄曾國藩語錄拼湊而成的。因此，本節先探討一下上文已經講述的應當歸入《挺經》的那些內容的來源，而將介紹曾國藩其他哲學思想的任務留給下一節結以後。
曾國藩的《挺經》的主題是“堅挺”，而其學術化的說法就是“明強”。而他在談論“明強”之“明”時說：“三達德之首曰智，知即明也。”可見，曾國藩的“明強”之“明”正是繼承於《中庸》第二十章中的三達德之“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安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曾國藩也認為學問是做到“明”的根本途徑，與孔子的“好學近乎知”完全一致。
曾國藩在談到“明強”之“強”時說：“至於一身之強，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可見，這個“強”正是繼承於孟子所說的“勇”（《孟子•公孫丑上》）：“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捨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捨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捨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曾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自我反省無愧於良心道理，因而能理之其狀。縮，直也），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捨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細讀《孟子》這段文字的意思，北宮黝之勇是身體之勇（也就是曾國藩所說的鬥強之勇），孟施捨之勇是基於氣概和智慧的智慧之勇，而曾子之勇才是無愧於良心的道義之勇。當然，曾國藩所讚賞的是曾子之勇：“孟子之集義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為可久可長。”
當然，曾國藩還引用其他思想家的語錄來說明這個“強”：“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礪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進’。《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強勉功夫也。”
總之，曾國藩的“明強”思想可以說完全在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哲學的“智勇”的繼承。區別在於，傳統的敘述因過於簡約而多流於高大上的空談，而曾國藩從應用角度出發，對堅挺、堅忍、勤儉和學問等側面進行了具體、細緻的發揮，讓學者一下子覺得路徑昭然、簡單明白了。應該指出的是，曾國藩的《挺經》或明強學說，雖然在傳統哲學思想中有其根源，但確是曾國藩哲學思想中最具創新性的部分，其內部具有清晰的邏輯脈絡，講述也較為完備。
十作為原則的“仁愛”和作為權變的“峻法”
曾國藩的其他思想不僅內容龐雜，且來源多樣。不像孔子有一個“仁”的中心，或像孟子有一個“義”的中心。這就讓本文在這裡的講述面臨著一些困難：本節以下要講述的內容與上文的《挺經》或“堅挺”沒有邏輯上的關係。為此，我曾考慮另外撰寫一篇文章去介紹曾國藩的《挺經》之外的思想。然而，這樣的介紹會使曾國藩的思想失去完整性，會留下以偏概全的毛病，對讀者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下文將繼續講述曾國藩那些龐雜的思想，而對於它們之間邏輯關係之缺乏或牽強之處，預先在這裡略作說明，也許可以成為曾國藩研究者們的新的起點。
曾國藩的《挺經》或明強學說教我們的是一種個人奮鬥哲學或一種個人人生哲學。而曾國藩作為一位傑出政治家，當然有他的為政思想：“為治首務愛民，愛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於聽言。魏叔子（指清代散文家魏禧，字叔子，有《魏叔子集》）所言‘仁術’，‘術’字最有道理。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術’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觀人當從行事上勘察，不在虛名與言論；當以精己識為先，訪人言為後。”
這裡的“愛民”當然來源於孟子，而“仁”當然來源於孔子：“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與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自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孰不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而後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宋代思想家張載，關中學派創始人，程朱理學的先驅）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群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 ，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作為軍事家的曾國藩，仍然以“仁”、“禮”作為治軍的基本原則：“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當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大小無眾寡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此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又說：“吾人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菸而壞身體。個個學習，人人成才，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可見，曾國藩的“求仁”、“愛民”思想來自孔子、孟子、張載等前代思想家。他接著張載的“民胞物與”講述“愛民”的本體論根據：“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尤大本（大本者，理與氣也）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匯，是於天之厚我者，辜負甚大矣。”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在體恤鄉黨、孝養父母、教育子弟、信愛朋友和統御部眾等方面，基本上還是謹守“仁”的原則的。但在鎮壓太平天國這件事上，卻顯出了他殘酷的一面。《清史稿•曾國藩傳》記述其在湖南幫辦團練時事雲：“四境土匪發，聞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煩府縣獄。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斬二百餘人。謗讟四起，自巡撫司道下皆心非之，至以盛暑練操為虐士。” 也難怪時人要“皆心非之”了，因為即使按照當時尚不健全的法制觀點看，這種做法也是違法的。然而，曾國藩如是講述其實施“峻法”的理由：“世風即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為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一意殘忍，冀回頹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擾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
於是，來自儒家的“仁”與來自法家的“峻法”之間表面的矛盾在曾國藩這裡獲得了辯證統一。仁是原則、是目標，而“峻法”是權變手段，如果時勢所迫，後者正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手段。對此，《曾國藩全書》之序言評論說：“曾國藩所說的‘仁’，是指‘大仁’而非‘小仁’，因為‘小仁者，大仁之賊也’。所謂‘大仁’，既含有孟子所說的‘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的成分，也有朱熹所說的‘闢以止闢’以行‘仁愛’的成分。” 由此而論，曾國藩事實上修改了孔子的“仁”的內涵。孔子對仁的要求極高，讚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乃至不飲盜泉之水。而曾國藩甘冒“曾剃頭”的罵名，也要大開殺戒。為了替自己辯解，他還對“中庸之道”進行了抨擊：“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常之習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骯髒（昂藏也）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於意氣之偏，是以屢蹈愆尤，叢取譏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寫到這裡，我不勝感慨：原來曾國藩早於五四運動50多年前，就已經如此深刻地批判中庸之道了，這是何等的見識！那種把“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當作中庸之道的世俗之見，早該痛加批判並加以摒棄了。當然，中庸之道的認識論意義不在於庸庸碌碌或無所作為，這是個曾國藩也未能給予“修正”的大問題，也許將來我們可以再進行專門討論。但曾國藩已經將“求仁”和“峻法”統一了起來，儘管二者本身都不是曾國藩的原創，但他能把二者統一起來，並在實踐中拿捏到恰倒好處，這充分顯示了他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我甚至覺得，他是應用辯證法的大師，儘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當時還沒有翻譯到中國來，漢語中還沒有“辯證法”一詞。當然，辯證法的實際內涵，在道釋儒等傳統中國哲學中早就有了，是曾國藩善於學習和應用，因此在他這裡閃現出了智慧的光輝。
n�����
閱讀更多 王樂天wzc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