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一个真实的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

王阳明生于1472年,1972年是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杜维明的这篇文章就发表在当年。虽然已过去近50年,但今天读来却如品评当下——尤其在疫情肆虐人性挣扎的当下……

杜维明:一个真实的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

一个真实的人


一些回忆

记得有一次到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去欣赏樱花的时候(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忽然觉得把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是多么明智的抉择。固然,周敦颐因为他喜欢观赏万物的生意,而不肯剪除窗前的春草,是极富诗意的史实,但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却更有振奋人心的功效。我第一次接触阳明的诗文和学说是在初中一年级,那时就意识到他的价值趋向和世俗的忠孝单元论很不相类。后来逐渐摸索,才发现阳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根本和专制王朝所要求的“同心合德”大异其趣。阳明所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抗议精神:他反对虚伪的社会礼俗,反对毫无灵性的考试制度,更反对受贪官污吏所僭取的政体。因此他不怕世人的耻笑而高唱身心之学,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而痛斥科举,不顾自己的性命而向专制势力挑战。刘瑾虽然利用受宦官秘密控制的锦衣卫把他逮捕下狱,利用灭绝人性的廷杖把他狠打数十大板,并利用各种违背常理的法术把他贬谪到贵州一带,但他在《龙场答生问》一文中,仍清清楚楚地分辨出妾妇之道与大臣之道在实际政治中的不同。前者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态度,不管君王格调如何昧着良心侍奉到底;后者则是根据君臣以义合的原则,不合则谏,则去。对于当政者总保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一丧失了,当权派很容易就会变质为一个私欲横流的大集团。阳明这种不妥协的风骨和孟子所谓杀一独夫的气魄,真是先后大哲若合符节。

有了这一层了解,我在王学中找到了一种极富动力的人生哲学,就是他根本不重视外在的事功,他拒绝把“百死千难”中悟得的“内在真理”笔之于书(因为他不相信没有实行的空谈),尤其反对装着一副圣人模样而到处干诳己诳人的勾当。阳明宁愿抛弃一切虚伪的荣耀,而去做一个真实的人。


杜维明:一个真实的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

王阳明书法


几则感叹

一个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想做一个“真实的人”的确不很容易:无论是社会风气的腐蚀,政治权势的局限,或经济结构的迫压,都会使一个本来胸怀大志的读书人,慢慢地物化成一具毫无灵性但却塞满了酸气的躯壳。程明道在《识仁篇》里借用医书里“麻木不仁”的观念来解说这种现象。阳明又把明道的意思加以引申。如果用他的见解来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那么最严重的表征即是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必须具备的“感性”。

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代表人性光辉的社会良心。他们应有极敏锐的触觉和极高远的见识:应和人类全体保持精神的交通,和社会大众保持紧密的接触,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保持血肉的关连。只有如此,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台湾才不致陷入这样的窘境:在岛内是投靠现实权势的特权阶级,在海外是依附国际资本的买办阶级。

但是,知识分子一旦自弃了读书人应有的感性,那么不仅阳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学变成虚脱,就连颜元所说的转世精神也变成空谈了。一个为世风所转、为金钱所迷的人,常会做出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一个拥有大量知识而毫无感性的读书人,难免不参与助桀为虐的勾当。

我以前常想,为什么现代中国许多提倡民主科学的自由人士总要打击传统,摧残儒学?现在我才了解,他们所打击的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赖以维系的“滴骨血”,他们所摧残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借以厘定的“真认同”。他们抗议的对象是利用传统的专制政体和利用儒家的专制思想。可惜他们未能洞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动源,尤其是儒家大流中有如阳明所代表的抗议精神,因此把一切批判性的价值取向都归功于欧美世界,而把自家丰富的遗产抛诸九霄云外。可是当他们心一横地把儒家规约为御用思想、贬斥为吃人礼教之后,中国文化竟变成了一套封建社会的奢侈品,随着迷信和玄谈的阴魂而消散了。结果,一个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先否定了自己的“中国性”才有资格谈现代,谈知识。这是多么凄凉的景象!难怪现代中国的自由人士一个个遭受到认同破裂的命运,乖离了民族意识,拔脱了社会根源,变成了一群散离的高级华人:或为社会的名流,或为政坛的客卿,或为文化界的骚人墨客。固然,他们在宣扬民主科学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可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中,这些记忆还只是一些尚待实现的梦境。

杜维明:一个真实的人——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

著名学者杜维明


阳明立志做“人”的精神抉择,是任何一个想为中国构建民主、开创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切体认的道理。人的“身心之学”是引导文化发展的大指标、大动源。累积性的知识是愈新愈有价值,“身心之学”则是愈深愈有价值。这种深入性的学问,不但是现代人心灵交通的基础,也是通向精神世界、展示历史智慧的泉源。


我们万万不能因为现实环境中的某种不满,而抛弃了自家的无尽宝藏。从纯学术的立场来纪念王阳明固然有极庄严的意识,如果我们能从《大学问》或《传习录》中体会到真实存在的人生价值,并从身心之学处发扬真儒的抗议精神,那么纪念阳明的意义就更深长了。

作者:杜维明,原哈佛燕京社社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2年5月26日,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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