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时局中的“乱象”的背后，有人为的在可以制造香港人与中国人的界限的迹象。
重建中国的民族身份以及中国人的共同身份认知，似乎再一次摆在时代的面前。
香港时局让中国人再次“痛恨”英美等国家外国势力的“干涉”与“背后动作”。早期的中国人形象即反帝国主义，也随之重新回到了现实。（相关阅读链接：香港时局的背后：东西方缠斗上百年简史）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将深圳再次寄予厚望，打造“示范区”，中国人的形象与共同身份认知也将因此而被重新的再定义。（相关阅读链接：深圳这个“中国大号” | 头条）
2）
杜维明曾提出过“文化中国”的概念。根据他的观点，文化中国包括三个“象征性的世界”：中国和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海外华人；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非华人学者和知识分子）。
中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其实也是海外华人的一部分，中国内地才是“核心”。而很久以来，中国人的身份问题都是以中国北方为中心来定义的。
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1992年“春天的故事”，中国人的形象与身份问题则从边缘角度被定义了——尤其是南方的城市的活力激活与创新精神。
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深圳罗湖口岸的“中英街”，则是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连接点，更是中国、华人社会和欧美西方世界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是不可替代的，扮演着无法或缺的历史角色。
众所周知，自邓小平199 2年深圳南巡以后便竖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偶像——生产唯上、注重实效的发展路线和模式，开始成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和模式。
在这种发展中，中国人重新找回了尊严和力量——不管人们对中国模式有多少种定义和争辩，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开始成为和原来欧美霸权相对抗的中华民族的身份代表——无论这种“代表身份”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中国既得益于全球化，也得益于自身的改革开放，既依赖着全球经济的运作，包括“香港”这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化的窗口，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匹配和调整自己。除此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背景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群的力量和作用。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无论是中国香港还是中国的包括深圳在内的广大南方城市群里，不一而足的海外华人的力量与国内发生着无数的连接，并在连接中造就了包括资本、技术、创新等在内的繁荣。当然，这些首先都是经济上的繁荣。
严格的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其实也是“再造中国化”的四十年——1978年之前的中国和1978年之后的中国，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形象和格局。从中国化到重新中国化，无论是中国与中国人自身，还是整个海外华人社会，都因此而获益匪浅。香港更是如此。
无疑，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暂时消融了由于意见纷争而引起的问题复杂化，包括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中国香港的关系。但也别忘了，全球化可以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使人得到解放的希望，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以及新的边缘化，包括新的对抗和排斥。世界的大清算，或成为一种可能。（相关阅读链接：世界级大清算：不确定的时局又来了）
随着全世界政经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秩序重构的当下，原先被暂时消融的问题，不可避免的重新被发生——特别是“新冷战”的局势下，更容易如此——问题再次被复杂化，而“中国性”与“西方性”的重新比较与对抗的问题则更加引发关注与争议。
香港时局，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镜像。或许，中国与华人社会再次需要一场新的中国化定义。
3）
深圳就是一个最大的可能。
当今这个世界，的确谁都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影响。但即使全球化，也不得不用本土化来代表自身——就像此前的中国人形象与身份问题被中国南方城市定义的一样，如今的中国与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甚至与世界的关系，则还有赖于南方城市集群的再开放和创新的进程与活力。
国家将深圳赋予更大的历史空间与未来期望，并不代表放弃香港；相反，则是除了“香港窗口”这个国际化的“支点”之外，又加快了将“深圳窗口”这个新国际化的“支点”的进程。届时，中国内地这个“核心”将与深圳、香港这两个“支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新结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融合创新实验。这一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强调“本土化”，或许是中国将要走的“新路”。毕竟，对全球化的美好愿望实际上掩饰了经济、政治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其实也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刻，文化上的冲突也就越开始明显乃至剧烈——文明与身份的问题，则又重新走上历史的舞台。
更加直白的说，全球化本身走到一定程度后，就一定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对抗和冲突，不可避免。随之，新的断裂和新的统一以及新的结构，则将发生着，无疑是阵痛的进程。香港时局，就是一个实例。
重新审视本土化与全球化，尤其是中国人的共同身份认知问题，则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命题。无论如何，“中国化”都将再次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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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又称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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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有成有败，更多的是教训
吉林大学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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