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SARS”流行時，鄉村的防疫就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當時還有70%的人口生活在鄉村，但並不意味著當時的防疫更難，事實上，那個時候，很多鄉村仍然百業興旺，大多數維持兼業化農民的生態、生活、生產三生合一，也就是說在一定範圍內，農戶和村社是可以自主存在的，封路之後切斷外界人員和商品流入，可以獨立生存較長的時間”。這是當年SARS徹底與鄉村擦肩而過的根本原因。
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爆發，對於鄉村防疫的擔憂可能更要高度重視。因為，一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農民被進城、被上樓；庭院經濟大部分消失。二是各地大搞撤村並鎮，使得原有傳統的‘守望相助’的社會資源被破壞消解。三是鄉村種養產加銷、工商建運服百業並舉的條件，被快速推進的城市化、市場化給破壞改變了。所以，今天雖然能看到各地村幹部還在組織斷路封村，但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農戶是否還有相對獨立生存的能力，已經成了一個問題了。”
現在疫情仍大量爆發於城市，其實也是風險過度集中的表現，“在發展方式的討論中，我們一直不主張特大城市、大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因為當資本及其收益向城市集中的時候，風險也在同步集中，這次疫情是對特大城市風險集中爆發的一個警示。這種理論放在農村也同樣適用，17年前SARS發生的那個早春，經濟尚在復甦階段，外出打工的農民不到2億，跨省流動到大城市的僅佔其中不到一半；農村的社會、生產、經濟資源仍舊沒有全面破壞變化。
鄉村防疫，應發動群眾形成防疫體系
我們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過來的，那時候絕大部分群眾被黨廣泛發動起來，形成各種以預防為主的措施。現在也不應該只是大喇叭發佈一個通知，而是要藉此人人生命攸關的防疫工作來發動群眾，形成社會參與式的、預防為主的醫療改革運動；在疫情緩解過程中推動醫療資源下移。只要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那些過去疫病流行時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會逐漸挖掘出來。
由於春節前許多打工者已經回到鄉村，使得基層防疫壓力變得更大。這時候，只靠自上而下的資源分配顯然是不夠的，所以要有發動群眾的‘在地化’措施。很多外出人口都回家的時候，正好利用現有的黨組織和很多不能正常工作的部門管理體系，多用網絡工具去發動群眾，重構預防為主的醫療體系，這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針調整。在以前，很少見到醫療衛生體系還願意動員群眾做預防，因為它變成逐利的商業化機構了。正好趁此機會，希望那些市場化的醫療體系，或多或少收起逐利的本能，多做一些發動群眾，預防疾病的工作吧。”
鄉村公共衛生，“資源上移”更值得深刻反思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鄉村的醫療資源逐漸上移，公共衛生狀況不盡如人意，在有的地方，一個行政村數千人，只有一個鄉村醫生，極少數甚至一個也沒有。這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其實，這樣的現象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國家財政佔GDP之比僅約11%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在那個把公共品納入市場化的年代，只在口頭上還有預防為主的醫療方針，有關部門強調產業化、市場化的醫療，必然以單方壟斷性把控生命信息來逐利，自然也就不可能在難以盈利的鄉村、特別是在弱勢群體中形成完備的醫療體系。無論中外，鄉村基層的醫療本來都應該是以公共醫療為主要形式的。
此次疫情爆發，眾多醫務人員是非常英勇的、也是非常可愛的，他們不計代價、不問報酬，甚至不惜生命，衝到一線。但不能因為對他們的敬佩，就看不到體制問題——這些年來醫療資源過度上移，尤其是優質的醫療資源上移的問題愈演愈烈。既然已經把醫藥領域推入市場了，基層的醫護人員也都希望把收入搞上去，那麼我們就應該考慮，怎樣才能在基層、在鄉村形成有效的醫療體系的問題，這也值得在疫情刺激之下深刻反思的。
鄉村醫療防控體系，應充分利用中西醫結合
不論是17年前的SARS ，還是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短時間內都難形成有效的醫療救助體系，提到鄉村醫療防控體系。上次SARS爆發只要是中西醫結合的防控方式就特別有效，這次也會有類似的情況。據報道，目前尚未歸納出有效的防控方式，所以，還是應該儘可能把中華傳統醫學用進來，中西醫結合，可能效果更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規模疫情暴發時，應該注意把握輿情與公眾情緒的相關性。假如我們現在的硬件條件不足是客觀存在的，這時候任何恐慌，都可能會造成疫情的擴大。一方面疫情信息應該及時發佈、公開透明；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在病毒大規模流行之際各類海內外媒體都會刻意關注，有很多無法核實的信息可能引發恐慌，反而不利於控制疫情。比如武漢這樣的千萬人口級的特大城市，正常情況下，冬春季節可能有千分之一的人會感冒發燒，如果都要集中在醫院裡做肺炎篩查，造成醫護人員無法應對，勢必演化為恐慌，也必然增加交叉感染惡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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