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把标尺、一个模子。我们总用它去丈量和比划身边的人，只要别人长得“不合标准”，我们很容易觉得不妥或是不爽。
那么，面对他人的“旁逸斜出”，我们是认同，还是去修剪？亦或是在无视的同时，仍其肆意生长？
每个人都曾做过这道选择题。而那支写下答案的笔，就是我们已经不再真实和躁动的心。然而，仔细想想，我们不过就是个旁观者，别人怎样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过是看个热闹，却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时光无法倒流，因我们的选择而诞生的果实，到底是甘甜还是苦涩，别人都得吃进肚里。
在诺奖得主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看似最明显的“局外人”是默尔索。小说为默尔索构建了一个荒诞、非理性的人间世，每一帧镜头都渗透出不可理喻。没人理解他，在那个人间世中的一切都不值得参与。
默尔索虽然通透，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干脆置身事外，连自己的命运都冷眼旁观。
其实，《局外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局外人”，默尔索反倒是其中最清醒的一个。其他的人却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才是最冷静客观，甚至是正义凛然的旁观者。
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一下，《局外人》中，那些大有深意的“局外人”意象。
第一个意象：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默尔索最终死于法庭的宣判，对他来说，死亡是一个圈。
这个圈的开始和结束，都与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有关。
小说开篇，默尔索就收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
他火急火燎地赶往养老院，从公司出来时“丢三落四”、一路跑着去赶班车。到了养老院“想立即见母亲一面”，门房却告诉他，在见到母亲之前，必须先见见院长。即使院长有事不在，默尔索也只能等。
院长姗姗来迟，先是如同一个慈祥的长者一般表示安慰，紧接着就开始打量默尔索。然后才紧紧握住默尔索的手，仿佛要给他力量一般。之后，就开始走程序了：
先是确定身份：默尔索太太是你母亲不是？就你一个赡养者没别人了吧？
然后，又表示理解：孩子我知道你没钱，我也知道你尽力了，你将你母亲送到这来是唯一的选择；
最后告诉默尔索，你母亲在这过得特别好：有看护悉心照顾，有同龄的朋友。
当这一切程序走完之后，院长也许看出默尔索的不耐烦，终于带他去了一个临时的停尸间。并告诉默尔索，母亲葬礼本来已经按照宗教仪式安排好了。可是院长本人觉得还是得走程序，这才通知了默尔索。
乍一看，院长似乎没做错什么。但是他却处处违拗常理：不让家属先见亡者，死板的照章办事，甚至在不明确亡者信仰、未经家属许可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地安排了葬礼。
也许在养老院院长这里，老人们的身后事都是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他与亡故老人的家属见面，也该做好服务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可是院长却带着审视的眼光，和高高在上的姿态与默尔索谈话，这就极其不正常。
而养老院的门房，原本也不是个门房。他跟其他老伙计一样，也是来养老的。可是自从有了门房这个工作，他谈起养老院里的老人们，则称 “他们”、“老人”、“那些人”，仿佛自己和他们划清了界限。门房觉得自己成为了养老院的管理者，而不再是无所事事的老人。
似乎，老人们的命运确实不太好。
书中有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默尔索还没见到母亲的遗容，却发现母亲棺椁的盖子已经被拧上了。门房结结巴巴地说着要拧开螺丝，默尔索却拒绝了。也许，母亲的遗容并不安详，老人们在这里的生活也并不像院长说的那么美好。所以，他选择不看，就可以当母亲在这里过得不错。
这一点，从门房的另一个表述中可见端倪。门房曾经做过守灵人，他原本都是要按照规矩守在亡者身边三四天。但是在这个养老院中，却被要求“刻不容缓”，亡者下葬都安排得匆匆忙忙。人死为大，可连身后事都办得这么草率，足见这个养老院并不关爱老人。
可能有读者认为这个观点太武断。那我们再看看前来守灵的“母亲的朋友们”。老妇人肚腹如鼓、老头子个个枯瘦，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可见一斑。这能证明老人们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吗？
默尔索正是洞悉了这一点，始终没有看母亲最后一眼。不看反而是一种幸事，就好像：母亲始终在，记忆里永远没有她死后的模样。
可是这却被道貌岸然的吃瓜群众，解读为了冷漠和不孝，被人诟病致死。
院长的确是整个养老院的管理者，他自以为是管理者，可以旁观老人们的生死，但他始终不能置身事外。在他的默许下，养老院境况如此，老人们的生活堪忧。
门房更加不堪，即便他把自己假装成管理者，也不能改变寄身养老院的事实，当然，他同样不能避免身故之后的命运：被胡乱收殓，潦草埋葬。
可是小说几近尾声时，正是养老院院长和门房的证词，为默尔索死刑的宣判提供了有力旁证：他们证明默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泣，甚至主动提供了看上去不容置疑的“事实”。终于成功将默尔索勾勒成了一个道德感极低的人。
看吧，尽管身份地位不同，但谁也不是“局外人”。自以为是看客的三言两语，足以让一个人断头送命。
第二个意象：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罪人
你母亲死了，你竟然不悲不哭？你有罪。
负责默尔索案件的检查官和律师，就是这么看待默尔索的。
默尔索意外杀人后，检查官调查了他的背景。可奇怪的是，案情事实被检察官抛到了一边，他只是死死纠结于默尔索是个什么样的人。
“检查官”是一个身份标签，该彰显正直、公正。
“被告”也是一个身份标签，意味着要接受证据确凿后的判罚。
而案件的审理工作，当然要依据案情展开。如果这样做，事情就简单了，默尔索的案件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就是一件意外杀人案。按律师的说法，关上几年就能获释，性命无虞。
但是检察官却把自己的特质和身份混淆一起。此时，书中的“检察官”不过是个象征，代表了现实生活许多犯下同样错误的人。
那么特质是什么呢？是在同一个身份标签下，我们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在这一过程中，检察官先是统一了他和默尔索的身份标签：他们都是母亲的儿子。检察官始终对“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认为默尔索是“怀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检察官也许是个孝顺的人，“孝顺”就成为了此时检察官相对于默尔索的特质;相反，“不孝顺”则是默尔索的特质。在两种特质的对标下，检察官对默尔索就有了极大的偏见。
如果是身份之间对等，特质之间对标，一般不会出什么岔子，毕竟相互之间得留下三分薄面。但将身份和特质混淆在一起，就会出现歧视。
心理学上认为，主观臆断是所有偏见和歧视的根源。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表象虽然会变化，本质可是不变的。
检察官从未接触过默尔索，他对默尔索的认知来自于庭外调查，也就是“听说”。
检察官拥有既定的身份定位，简单说，检察官的身份定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默尔索是被执行者，这一定位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性。再加上检察官的偏见，就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判决。
同样的，为默尔索辩护的律师也是如此。
如果检察官能客观看待默尔索的案件，他就会听一听所有证人们的证词。
如果律师能够没有偏见，就不会认为默尔索道德准则缺失，也就不会在辩护时认为默尔索：
“既然他接受不了，我们就不能怪他缺乏”。
检察官和律师，都在主观臆断下，被默尔索没有为母亲哭泣的“黑历史”牵着鼻子走，发现有人和他们不同，便疾言厉色，自己赋予自己权威，疯狂指摘着别人。
还有一个人也是如此，监狱神父只因为默尔索不信仰上帝，就莫须有的给他多加了一条罪行：
“每个人都该信仰上帝，可你却活得如此绝望。”
这些混淆了身份和特质的人，也不过是不明真相的局外人。他们自以为富有洞察和权威，就失掉了了解事实的兴趣，更懒得去换位思考。
第三个意象：身为看客的“局中人”，彼此都是看风景的人
谁也难说，默尔索的今天，不是某些人的昨天，当然也可能是明天。
只不过，今天有戏可看，就没人再想关于自己的问题了。
养老院的护士告诉默尔索，母亲的那些朋友要来守灵，“这是养老院的常规”。但是这与养老院院长的说法相悖，他明明告诉默尔索：放母亲的棺椁在小停尸间不是对付，是因为要照顾其他老人的情绪，怕他们难过，也不方便服务人员照顾。
如果真是这样，又何来常规守灵一说呢？
到了晚上，守灵的老人们都来了，他们安静而拘谨，仿佛是完成任务一般坐在默尔索对面，又好似在审判他一样。
一则是因为这样一个守灵任务，使他们不能安眠；二则看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想起不得不把他们送进养老院的儿女们。
经过一夜的守灵，老人们发呆了一整夜，也看着默尔索母亲的棺椁一整夜。他们明白棺椁里躺着的亡者，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明天。透过眼前这个极度疲惫和不适的年轻人，他们也看到了自己孩子的明天。
守夜结束离开时，老人们都挨个跟默尔索握手，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上的沟通，但是一起守夜似乎让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也许他们也都埋怨过自己的子女，就像是养老院院长在庭审时说的，养老院的老人们“都有点儿这种怪癖，抱怨亲人”。但是为人父母，他们最无法原谅的，是自己的孩子过得不幸福。
如果自己的孩子像默尔索这样过得不如意，那心疼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再去抱怨呢？
其实，这是一次和解。长辈们会多些同理心，不忍心将孩子放在局外，愿意选择包容和原谅。
但更多的“局外人”没有同理心，仍然选择冷眼旁观。比如，默尔索受审时，“审判大厅爆满，座无虚席”。那些人来看的这场审判“大戏”，默尔索的杀人案件只不过是暖场段子，压轴大作还有一起弑父案。
面对着这些被记者报道吸引来的“看客”，默尔索有种荒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踏上一列有轨电车，所有车上的乘客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新上车的乘客，想从他的身上找到一些可笑的地方，以满足自己心中阴暗的小想法。
很快地，默尔索便觉察出了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这里是法庭，他们来看的是罪行。他们并不会为默尔索仗义执言，也不会有同情和理解的目的。更多的是一种猎奇心理，更有甚者，是为了收集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便在八卦吹水的时候炫一波优越感。同样的旁观者，他们的心理要比有轨电车上的乘客阴暗太多。
这种“看客”，鲁迅先生笔下写了很多。比如，鲁迅先生的《药》中，老栓去拿血馒头，在看行刑时，“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这些人的“劲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在法庭，报社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既是来验收炒作成果，又是来为这件案子写续篇。这些人，从没有想过，不讲事实过度夸大的新闻，可以杀死一个人。
他们不仅仅是“看客”，更是默尔索悲剧的推手。他们用“冷漠的、略带嘲讽的神态”置身事外，并记录着案情的进展。法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让记者们失望，他们每一个人都酣畅淋漓地表演着:庭长严明正义、律师极力辩护，检察官甚至还为民众作出了下集预告：“还是这个法庭，先生们，明天就将审理一桩滔天大罪，一件弑父案。”
这就十分可怕了。世界本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独立出来。身为对方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都是如此麻木，昨天、今天、明天，无数个默尔索就得重演同样的戏码。
没有谁是真正的“局外人”，大家都在“局”中，只是有的人不自知。
《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冷漠堪称荒诞。但是，他并非如表面那样什么都无所谓。这个看上去格格不入的男人，看得到城郊居民们所有的美好，在驱散黑暗的街灯照耀下，欣赏着人们“油亮的头发、一张张笑脸，或者一只银手镯”。
而默尔索对母亲的爱，就像他反复强调的那样：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就像每个人一样。甚至他比所有人更爱自己的母亲，他自始至终都亲昵称呼母亲为：妈妈。
至于默尔索没有为母亲的去世哭泣的原因，在《局外人》的最后，作者加缪为我们揭示了答案：母亲也许和他一样，无法逃脱社会秩序和宗教模式对她意志的毁灭。那么就让生命熄灭吧，“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
默尔索像母亲一样，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他让所有的“局外人”看到了世界最真实的样子。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局外人”们的不堪。
也许，每一个人都曾经真实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忘了，或者丢弃了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默尔索必须以死亡收场，而那些丑陋的“局外人们”，他们继续在演戏、作假、故作姿态，他们必须以“咒骂与咆哮”来为默尔索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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