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 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学童(年龄规定为十二岁至十六岁﹐个别年仅十岁)﹐四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计画学习十五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清末留学运动者外﹐归国留美学生九十四人﹐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三十四名﹑留法学生四十九名(其中九名艺徒)﹑留德学生两名﹐共八十五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翚﹑唐宝锷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一百四十三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快捷方式。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两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为两千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为一万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留日留学生成了推到清政府的主力， 热情探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留日学生﹐因个人身世﹑社会关系﹑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或赞成君主立宪﹐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如励志会﹑编译社)﹑地方团体(如各省同乡会)﹑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队)﹑政治团体(如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几十种不同宗旨的杂志﹐发起过拒法﹑拒俄﹑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等多次爱国运动。一大批爱祖国﹑求进步的留日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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