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同治九年)﹐根據容閎的建議﹐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選派學童去美 國留學。經過短期籌備﹐從1872年到1875年(光緒元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學童(年齡規定為十二歲至十六歲﹐個別年僅十歲)﹐四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計畫學習十五年﹐由小學﹑中學到大學﹐“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到1881年﹐在守舊派官僚“適異忘本”﹑“治其惡習”的攻擊下﹐清政府決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學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長假不歸”清末留學運動者外﹐歸國留美學生九十四人﹐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完成學業﹐獲得學士學位。
派遣學生留美后不久﹐洋務派又向歐洲派遣留學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奏準選派船政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學習造船﹑駕駛。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後四次派出留英學生三十四名﹑留法學生四十九名(其中九名藝徒)﹑留德學生兩名﹐共八十五名。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國造船工業﹑海軍建設等方面的重要骨幹﹐著名人物有嚴復﹑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薩鎮冰﹑魏瀚﹑劉冠雄等。
甲午戰敗﹐舉國震驚﹐人們開始矚目日本。維新運動皆以日本為楷模。日本政府為緩和對立情緒邀請中國派遣學生留日。張之洞﹑楊深秀等都以路近﹑費省﹑傳習易為由主張派遣留日學生。1896年﹐駐日公使裕庚因使館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翬﹑唐寶鍔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學﹐開留日之先聲。到1900年﹐留日學生總數已達一百四十三人。
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等事變﹐清朝統治幾乎傾覆。為維護垂危的統治﹐清政府開始推行以練新軍﹑改官制﹑興學堂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廣派留學生被視為培養“新政”人材的快捷方式。從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許諾留學歸來分別賞予功名﹑授以官職。1905年清廷又宣佈廢除科舉制度﹐出國留學遂成為知識分子的一條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圖通過留學生來培植它在中國的勢力﹐併為其帶來若干外匯﹐日本中下層人士希望和中國友好﹐加強文化交流﹐也主張吸引中國留學生赴日。在兩國朝野的鼓動下﹐一時留日學生勢如潮湧。據統計﹐1901年留日學生人數為兩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為兩千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為一萬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達一萬七千八百六十餘人﹐為留日學生人數的最高峰。留日留學生成了推到清政府的主力， 熱情探求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的留日學生﹐因個人身世﹑社會關係﹑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差異﹐或贊成君主立憲﹐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們組織了名目繁多的學術團體(如勵志會﹑編譯社)﹑地方團體(如各省同鄉會)﹑愛國團體(如廣東獨立協會﹑拒俄義勇隊)﹑政治團體(如青年會﹑軍國民教育會)﹐出版了介紹西方學術文化﹑宣傳君主立憲或反清革命的幾十種不同宗旨的雜誌﹐發起過拒法﹑拒俄﹑反對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等多次愛國運動。一大批愛祖國﹑求進步的留日學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參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日學生。他們的革命號召獲得國內的熱烈響應﹐他們歸國後極大地推動了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在辛亥革命的整個歷史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湧現出黃興﹑宋教仁﹑鄒容﹑陳天華﹑秋瑾﹑陶成章﹑林覺民﹑方聲洞﹑胡漢民﹑居正﹑焦達峰﹑陳其美﹑朱執信﹑廖仲愷﹑魯迅﹑陳獨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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