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学术上，董其昌都是伟大的。他的《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分水岭。而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则影响了明清数百年。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
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论书并书杜甫诗》卷，明，董其昌书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
“南北宗说”与董其昌的思想
中国山水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但由于习惯于一种“述而不作”的思维模式，对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及流派的归纳，而“南北宗说”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论的发轫。尽管“南北宗说”在理论上还不精确、在逻辑上还不严密，但作为一种新的理伦，它带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与美学观念上的更新。
1588年，他34岁。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参加乡试，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参加会试，为二甲第一名进士。董其昌虽荣登仕途，但对禅宗之迷恋并没有因地位改变而改变，他先后与达观禅师会于松江积庆寺，探究禅理。并与同时入举的焦竑、朱国桢谈禅论宗，尤为醉心于禅悦之旨。1594年，已入不惑之年的董其昌出任皇长子的讲官，在京都与王图、陶望龄、袁宗道交往，共探禅学。据他的《画禅室随笔·卷四》载：“袁伯修见李卓吾后自谓大彻。甲午入都，为余复为禅悦之会。时袁氏兄弟，萧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数相过从，余重举前义，伯修竟犹溟涬余言也。”
1595年冬，他应冯梦桢之请，跋《王维江山雪霁图》，认为王维的笔墨构图有如禅宗可分门庭，“如禅灯五家宗派，使人闻片语单词，可定其为何派儿孙。”(《珊瑚网·名画题跋》)1599年，董其昌离京还乡养病，途经山东，为女画家李道坤的《林下风画》题跋：“彼如北宗卧轮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对镜心不起，或对镜心数起，皆菩提增长，求女人相了不得。”(《容台别集·卷四》)由此可见，董其昌在不惑之年后，对禅宗已有了较深层的认识与领悟，从而使他较自觉地把禅理渗透进他的艺术创作与理论评述之中，并为他在日后提出“南北宗说”作了心理上的积淀与思想上的准备。
董其昌晚年专情房中术
为什么说董其昌是个有争议的书法家呢，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一个书画家应有的修养是清雅，可却和他现实所做之事相去甚远。此人雅淫皆备，也算是书画坛历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前期——雅
董其昌，华亭人（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他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进士，出身贫寒，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经不起推敲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句话就处于董其昌之口，是书法理论家历史上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足见其在艺术上的造诣颇深。
董其昌尤其擅长于山水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还较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不仅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他的作品甚至还影响到近代画坛。
后期——淫
作为书画家和达官贵人，董其昌的头上顶着不少光环，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比较乖张。在他做官时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
董其昌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但董其昌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在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后，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开始骄奢淫逸，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而董其昌最为恶劣的事件就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他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年轻美貌的女儿绿英姑娘。于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董祖常使出狠毒招术，带人强抢绿英。
松江民众有人编出故事来让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泄恨，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董其昌却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鬼，派人每天对他凌辱逼问，最后范昶被他逼得暴病而死。
范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随后街巷儿童妇女都在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愤怒和仇恨引起的大火，怎么烧得灭？！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当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不服，认定背后必有士人唆使。到底还是董其昌官场熟，路子多，最后的审定结果是在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下作出的。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恶棍名声，于他曾经的正面形象，甚是让人可惜！
纵观历史长河，这个特殊双重人格的书画家，他身后留下的珍奇书画和蜕变故事，都是我们复习历史的好方法。
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熟悉中国书画艺术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董其昌已经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大师，“为本朝第一”，“名闻外国”，并且精于品题(书画鉴赏)。入清之后，对董其昌的书画评价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爷孙俩都曾赞叹不已。
不过这位董大师才艺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骄奢淫逸，以致跟家乡百姓结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寝皮。
恶贯满盈 激成大乱
只看声讨董宦檄文的开头，读来直令人血脉贲张：“⋯⋯人心谁无公愤！凡我族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
民抄董宦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实》记载：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诉的大字报和传单沿街塞路，连妓女嫖客的游船也粘贴上了，整个华亭县乃至松江府都在大骂董其昌“兽宦”，儿童妇女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安徽、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也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
当时董大师已六十挂零，老而好色，听说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姿色不错，就指使二儿子董祖常带人闯入陆宅，抢去使女，打毁家资。后经当地乡绅劝解，陆生忍气吞声，抱病闭门不出。地方百姓特别是读书人纷纷为之不平，有好事者又将此事写成传奇小说，由说书人到处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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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学术上，董其昌都是伟大的。他的《画禅室随笔》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分水岭。而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则影响了明清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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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书法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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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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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
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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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书并书杜甫诗》卷，明，董其昌书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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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宗说”与董其昌的思想
中国山水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但由于习惯于一种“述而不作”的思维模式，对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及流派的归纳，而“南北宗说”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论的发轫。尽管“南北宗说”在理论上还不精确、在逻辑上还不严密，但作为一种新的理伦，它带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与美学观念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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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他34岁。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参加乡试，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参加会试，为二甲第一名进士。董其昌虽荣登仕途，但对禅宗之迷恋并没有因地位改变而改变，他先后与达观禅师会于松江积庆寺，探究禅理。并与同时入举的焦竑、朱国桢谈禅论宗，尤为醉心于禅悦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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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晚年专情房中术
为什么说董其昌是个有争议的书法家呢，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一个书画家应有的修养是清雅，可却和他现实所做之事相去甚远。此人雅淫皆备，也算是书画坛历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前期——雅
董其昌，华亭人（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他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进士，出身贫寒，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经不起推敲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句话就处于董其昌之口，是书法理论家历史上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足见其在艺术上的造诣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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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尤其擅长于山水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还较注重师法传统技法，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不仅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他的作品甚至还影响到近代画坛。
后期——淫
作为书画家和达官贵人，董其昌的头上顶着不少光环，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比较乖张。在他做官时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
董其昌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但董其昌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在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后，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开始骄奢淫逸，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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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其昌最为恶劣的事件就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他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年轻美貌的女儿绿英姑娘。于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董祖常使出狠毒招术，带人强抢绿英。
松江民众有人编出故事来让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泄恨，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董其昌却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鬼，派人每天对他凌辱逼问，最后范昶被他逼得暴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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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当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不服，认定背后必有士人唆使。到底还是董其昌官场熟，路子多，最后的审定结果是在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下作出的。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恶棍名声，于他曾经的正面形象，甚是让人可惜！
纵观历史长河，这个特殊双重人格的书画家，他身后留下的珍奇书画和蜕变故事，都是我们复习历史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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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熟悉中国书画艺术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董其昌已经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大师，“为本朝第一”，“名闻外国”，并且精于品题(书画鉴赏)。入清之后，对董其昌的书画评价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爷孙俩都曾赞叹不已。
不过这位董大师才艺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骄奢淫逸，以致跟家乡百姓结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寝皮。
搜图
恶贯满盈 激成大乱
只看声讨董宦檄文的开头，读来直令人血脉贲张：“⋯⋯人心谁无公愤！凡我族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
民抄董宦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实》记载：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诉的大字报和传单沿街塞路，连妓女嫖客的游船也粘贴上了，整个华亭县乃至松江府都在大骂董其昌“兽宦”，儿童妇女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安徽、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也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
深谙规则 官运亨达
要说董大师还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认为只有将事件定性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够消除对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响——世人将马上可以知道，这棵政治上的墙头草此后依然官运亨通，到崇祯朝一路做到南京礼部尚书——为此大师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官场关系，并用他那技艺高超的书法，卖力地写信托人，还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帮忙。
自万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以来，董其昌历任翰林院编修、皇长子日讲官和湖广提学副使，已是从三品的高官，如今虽然辞官在家，毕竟官场熟、路子多，所以争取到这样有利的判决结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这样做过官的乡绅，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权的。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还因为董的一个门生恰巧在华亭县做过一把手。众所周知，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朝最低的，可是他们千里做官，只为求财，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有一种风气，由门生故吏代为经营家产。高官中就算是“素负清名者”，他的华屋园亭，也无不揽名胜，连阡陌。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动辄啸聚山林造反。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百姓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而且当时风气，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横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师们也多依仗权势，“视细民为弱肉”，并且上下相护，百姓根本就投诉无门。投诉无门，不满和怨恨迟早都会宣泄出来。《民抄董宦事实》里曾一再提到，就在这事发生前不久，华亭县的近邻昆山县有一位乡宦周玄晖，他的家也刚刚被百姓打、砸了一通。事实上，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更准确地说就在全国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江南四郡，先后几十年发生多起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按史书上的说法就是：“民变”。不过与造反比较起来，这类民变要相对安全一些。因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对，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责众嘛，也不致遭到如灭族之类极其严厉的报复。可以说，董大师的胡作非为恰巧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宣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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