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藝術上還是學術上，董其昌都是偉大的。他的《畫禪室隨筆》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論，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分水嶺。而他的書法和繪畫風格，則影響了明清數百年。
董其昌的書法成就
董其昌在當時書法上有“邢張米董”之稱，即把他與臨沂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鍾並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
董其昌一生創作的書畫作品不可勝數，臨仿古人的繪畫和詩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說的“讀萬卷書”正是指一個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學習傳統，學習古人。
董其昌強調以古人為師，但反對單純機械地模擬蹈襲。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繼承前人技法時不倚傍他人廡下“作重臺”，而是有選擇地取捨，融入自己的創意。
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
他的繪畫作品，經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並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並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融會於繪畫的皴、擦、點劃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雲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首領。
《論書並書杜甫詩》卷，明，董其昌書董其昌的書法成就也很高，董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他對自己的楷書，特別是小楷也相當自負。董其昌雖處於趙孟頫、文徵明書法盛行的時代，但他的書法並沒有一味受這兩位書法大師的左右。
“南北宗說”與董其昌的思想
中國山水畫藝術源遠流長、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但由於習慣於一種“述而不作”的思維模式，對山水畫的研究缺少一種系統的論述及流派的歸納，而“南北宗說”卻在這方面邁出了第一步，標誌著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畫派論的發軔。儘管“南北宗說”在理論上還不精確、在邏輯上還不嚴密，但作為一種新的理倫，它帶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與美學觀念上的更新。
1588年，他34歲。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參加鄉試，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參加會試，為二甲第一名進士。董其昌雖榮登仕途，但對禪宗之迷戀並沒有因地位改變而改變，他先後與達觀禪師會於松江積慶寺，探究禪理。並與同時入舉的焦竑、朱國楨談禪論宗，尤為醉心於禪悅之旨。1594年，已入不惑之年的董其昌出任皇長子的講官，在京都與王圖、陶望齡、袁宗道交往，共探禪學。據他的《畫禪室隨筆·卷四》載：“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為餘復為禪悅之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餘重舉前義，伯修竟猶溟涬餘言也。”
1595年冬，他應馮夢楨之請，跋《王維江山雪霽圖》，認為王維的筆墨構圖有如禪宗可分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珊瑚網·名畫題跋》)1599年，董其昌離京還鄉養病，途經山東，為女畫家李道坤的《林下風畫》題跋：“彼如北宗臥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對鏡心不起，或對鏡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得。”(《容臺別集·卷四》)由此可見，董其昌在不惑之年後，對禪宗已有了較深層的認識與領悟，從而使他較自覺地把禪理滲透進他的藝術創作與理論評述之中，併為他在日後提出“南北宗說”作了心理上的積澱與思想上的準備。
董其昌晚年專情房中術
為什麼說董其昌是個有爭議的書法家呢，因為在普通人的觀念中，一個書畫家應有的修養是清雅，可卻和他現實所做之事相去甚遠。此人雅淫皆備，也算是書畫壇歷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前期——雅
董其昌，華亭人（今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人），“華亭派”的主要代表，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他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中進士，出身貧寒，但在仕途上春風得意，青雲直上，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敏。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經不起推敲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句話就處於董其昌之口，是書法理論家歷史上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足見其在藝術上的造詣頗深。
董其昌尤其擅長於山水畫，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調，還較注重師法傳統技法，講究筆致墨韻，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不僅在明末清初的畫壇，他的作品甚至還影響到近代畫壇。
後期——淫
作為書畫家和達官貴人，董其昌的頭上頂著不少光環，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卻比較乖張。在他做官時就是個極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便立即辭官回家，隨後又因被上級眷顧，再次起用，反覆多次。
董其昌相繼擔任過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副使，一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
但董其昌也許是年輕時家境不很富裕，在擁有了社會知名度後，內心的渴求就變得急切，開始驕奢淫逸，貪婪程度讓人吃驚，對錢財和女色的攫取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卻還常常招致方士，專情房中術，竟到了變態的地步。
而董其昌最為惡劣的事件就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他看中了諸生陸紹芳佃戶年輕美貌的女兒綠英姑娘。於是他的第二個兒子董祖常使出狠毒招術，帶人強搶綠英。
松江民眾有人編出故事來讓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洩恨，題目叫《黑白傳》，因為董其昌號思白，另一個主角人物是陸紹芳，源於陸本人面黑身長。董其昌卻以為這是一位叫範昶的人搗鬼，派人每天對他凌辱逼問，最後範昶被他逼得暴病而死。
範母帶著兒媳龔氏、孫媳董氏等女僕穿著孝服到董家門上哭鬧，誰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對她們大打出手，又將她們推到隔壁坐化庵中，關起門將幾個婦女摁倒，剝掉褲子，用棍子搗戳陰戶。范家兒子用一紙“剝褌搗陰”的訟狀將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訴狀，又礙於董其昌之名難於處理，一時拖延不決。
隨後街巷兒童婦女都在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人們到處張貼聲討董其昌的大字報和漫畫，甚至連娼妓嫖客的遊船上也有這類報紙輾轉相傳，簡直到了“真正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的地步。
人們憤怒的情緒積聚著，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將董家數百間畫棟雕樑、朱欄曲檻的園亭臺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焰。大火徹夜不止。
憤怒和仇恨引起的大火，怎麼燒得滅？！
事後，官府捉拿了若干參與此事的當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結案，但董其昌不服，認定背後必有士人唆使。到底還是董其昌官場熟，路子多，最後的審定結果是在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下作出的。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惡棍名聲，於他曾經的正面形象，甚是讓人可惜！
縱觀歷史長河，這個特殊雙重人格的書畫家，他身後留下的珍奇書畫和蛻變故事，都是我們複習歷史的好方法。
萬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熟悉中國書畫藝術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萬曆年間，董其昌已經是名重一時的書畫大師，“為本朝第一”，“名聞外國”，並且精於品題(書畫鑑賞)。入清之後，對董其昌的書畫評價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爺孫倆都曾讚歎不已。
不過這位董大師才藝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驕奢淫逸，以致跟家鄉百姓結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寢皮。
惡貫滿盈 激成大亂
只看聲討董宦檄文的開頭，讀來直令人血脈賁張：“⋯⋯人心誰無公憤！凡我族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
民抄董宦發生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實》記載：從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訴的大字報和傳單沿街塞路，連妓女嫖客的遊船也粘貼上了，整個華亭縣乃至松江府都在大罵董其昌“獸宦”，兒童婦女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安徽、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也參加到揭發批判的行列中來。
當時董大師已六十掛零，老而好色，聽說生員陸兆芳家的使女綠英姿色不錯，就指使二兒子董祖常帶人闖入陸宅，搶去使女，打毀家資。後經當地鄉紳勸解，陸生忍氣吞聲，抱病閉門不出。地方百姓特別是讀書人紛紛為之不平，有好事者又將此事寫成傳奇小說，由說書人到處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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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藝術上還是學術上，董其昌都是偉大的。他的《畫禪室隨筆》以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論，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分水嶺。而他的書法和繪畫風格，則影響了明清數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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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書法成就
董其昌在當時書法上有“邢張米董”之稱，即把他與臨沂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鍾並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
董其昌一生創作的書畫作品不可勝數，臨仿古人的繪畫和詩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說的“讀萬卷書”正是指一個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學習傳統，學習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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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強調以古人為師，但反對單純機械地模擬蹈襲。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繼承前人技法時不倚傍他人廡下“作重臺”，而是有選擇地取捨，融入自己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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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
他的繪畫作品，經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並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並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融會於繪畫的皴、擦、點劃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雲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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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書並書杜甫詩》卷，明，董其昌書董其昌的書法成就也很高，董的書法以行草書造詣最高，他對自己的楷書，特別是小楷也相當自負。董其昌雖處於趙孟頫、文徵明書法盛行的時代，但他的書法並沒有一味受這兩位書法大師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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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宗說”與董其昌的思想
中國山水畫藝術源遠流長、名家輩出、流派紛呈，但由於習慣於一種“述而不作”的思維模式，對山水畫的研究缺少一種系統的論述及流派的歸納，而“南北宗說”卻在這方面邁出了第一步，標誌著中國美術史上第一個畫派論的發軔。儘管“南北宗說”在理論上還不精確、在邏輯上還不嚴密，但作為一種新的理倫，它帶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與美學觀念上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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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他34歲。此年是董其昌人生道路上的轉折點。秋天他再次去金陵參加鄉試，及第。第二年春天，他去北京參加會試，為二甲第一名進士。董其昌雖榮登仕途，但對禪宗之迷戀並沒有因地位改變而改變，他先後與達觀禪師會於松江積慶寺，探究禪理。並與同時入舉的焦竑、朱國楨談禪論宗，尤為醉心於禪悅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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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晚年專情房中術
為什麼說董其昌是個有爭議的書法家呢，因為在普通人的觀念中，一個書畫家應有的修養是清雅，可卻和他現實所做之事相去甚遠。此人雅淫皆備，也算是書畫壇歷史上的一大奇人了！
前期——雅
董其昌，華亭人（今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人），“華亭派”的主要代表，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他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中進士，出身貧寒，但在仕途上春風得意，青雲直上，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敏。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經不起推敲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句話就處於董其昌之口，是書法理論家歷史上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定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足見其在藝術上的造詣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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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尤其擅長於山水畫，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調，還較注重師法傳統技法，講究筆致墨韻，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不僅在明末清初的畫壇，他的作品甚至還影響到近代畫壇。
後期——淫
作為書畫家和達官貴人，董其昌的頭上頂著不少光環，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卻比較乖張。在他做官時就是個極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便立即辭官回家，隨後又因被上級眷顧，再次起用，反覆多次。
董其昌相繼擔任過湖廣提學副使、福建副使，一度還被任命為河南參政，從三品的官職。
但董其昌也許是年輕時家境不很富裕，在擁有了社會知名度後，內心的渴求就變得急切，開始驕奢淫逸，貪婪程度讓人吃驚，對錢財和女色的攫取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卻還常常招致方士，專情房中術，竟到了變態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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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其昌最為惡劣的事件就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他看中了諸生陸紹芳佃戶年輕美貌的女兒綠英姑娘。於是他的第二個兒子董祖常使出狠毒招術，帶人強搶綠英。
松江民眾有人編出故事來讓說書藝人錢二到處說唱洩恨，題目叫《黑白傳》，因為董其昌號思白，另一個主角人物是陸紹芳，源於陸本人面黑身長。董其昌卻以為這是一位叫範昶的人搗鬼，派人每天對他凌辱逼問，最後範昶被他逼得暴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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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官府捉拿了若干參與此事的當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結案，但董其昌不服，認定背後必有士人唆使。到底還是董其昌官場熟，路子多，最後的審定結果是在蘇州、常州、鎮江三府會審下作出的。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惡棍名聲，於他曾經的正面形象，甚是讓人可惜！
縱觀歷史長河，這個特殊雙重人格的書畫家，他身後留下的珍奇書畫和蛻變故事，都是我們複習歷史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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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四年董其昌抄家案
熟悉中國書畫藝術的人大概沒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萬曆年間，董其昌已經是名重一時的書畫大師，“為本朝第一”，“名聞外國”，並且精於品題(書畫鑑賞)。入清之後，對董其昌的書畫評價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爺孫倆都曾讚歎不已。
不過這位董大師才藝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驕奢淫逸，以致跟家鄉百姓結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寢皮。
搜圖
惡貫滿盈 激成大亂
只看聲討董宦檄文的開頭，讀來直令人血脈賁張：“⋯⋯人心誰無公憤！凡我族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
民抄董宦發生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實》記載：從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訴的大字報和傳單沿街塞路，連妓女嫖客的遊船也粘貼上了，整個華亭縣乃至松江府都在大罵董其昌“獸宦”，兒童婦女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的民謠，安徽、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也參加到揭發批判的行列中來。
深諳規則 官運亨達
要說董大師還是比較愛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認為只有將事件定性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夠消除對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響——世人將馬上可以知道，這棵政治上的牆頭草此後依然官運亨通，到崇禎朝一路做到南京禮部尚書——為此大師動用了幾乎所有的官場關係，並用他那技藝高超的書法，賣力地寫信託人，還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幫忙。
自萬曆十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進士以來，董其昌歷任翰林院編修、皇長子日講官和湖廣提學副使，已是從三品的高官，如今雖然辭官在家，畢竟官場熟、路子多，所以爭取到這樣有利的判決結果是肯定的。而且要知道，在明朝，像董其昌這樣做過官的鄉紳，是享有很多的政治特權的。
董其昌一家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還因為董的一個門生恰巧在華亭縣做過一把手。眾所周知，明朝官員的正式工資是歷朝最低的，可是他們千里做官，只為求財，怎麼辦呢？所以當時就有一種風氣，由門生故吏代為經營家產。高官中就算是“素負清名者”，他的華屋園亭，也無不攬名勝，連阡陌。
虛名赫奕 德不勝妖
其實，明朝的百姓還不像其他朝代，動輒嘯聚山林造反。不過待到民抄董宦發生的明朝末期，由於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百姓已經累積了相當的不滿和怨恨情緒。而且當時風氣，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橫徵，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師們也多依仗權勢，“視細民為弱肉”，並且上下相護，百姓根本就投訴無門。投訴無門，不滿和怨恨遲早都會宣洩出來。《民抄董宦事實》裡曾一再提到，就在這事發生前不久，華亭縣的近鄰崑山縣有一位鄉宦周玄暉，他的家也剛剛被百姓打、砸了一通。事實上，當時在長江流域一帶，更準確地說就在全國經濟中心的蘇(州)、松(江)、湖(州)、嘉(興)江南四郡，先後幾十年發生多起類似的群體性事件，或者按史書上的說法就是：“民變”。不過與造反比較起來，這類民變要相對安全一些。因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對，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責眾嘛，也不致遭到如滅族之類極其嚴厲的報復。可以說，董大師的胡作非為恰巧為百姓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宣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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