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实书院
清朝末年泾阳新学始于味经书院，而味经书院新式教育和实践成果最为集中的就是“求友斋”，有人戏称求友斋是味经书院的“实验班”，在这个实验班中有味经书院最为出色的学生，他们名义上是味经学子，实际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味经书院新学、新思想的宣传者。院志记载：“始柏先生主讲味经，知士之多病空疏也。立求友斋，课以振发之，士知向学矣。”如果从维新教育的启蒙和发展来看，“求友斋”应该引起学者的关注。
一、求友斋
1、求友斋的成立。
“求友斋”成立于1885年，时值中法战争失利，在民族危机空前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味经书院山长柏子俊与在泾干书院任教的山长刘古愚共同发起建立“求友斋”。他们利用自身影响自筹资金在泾阳味经书院之中开班讲授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新式学问，如天文、地理、算学等课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求友斋不仅仅是一个专门讲授新学，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的校内班，要了解它就必须将之放在清末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分析。从传授新学问、新思想这个角度来看，味经求友斋本身就是维新志士寻求志同道合的集合体，他要比康有为1891年所设“万木草堂”早六年，比谭嗣同的“浏阳算学馆”早十二年，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柏子俊、刘古愚与陕西诸先贤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们敏锐地感到了民族危机到来，激于自身的使命感，民族救亡大义，深感原来的旧式学问不能培养出利国利民的人材，旧式教育以科举为出路根本对于恢复地方经济、振兴陕西无所用处。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的深入到内地以及多年前的战争使得陕西满目疮痍，新的社会环境呼唤新的东西改变旧有面貌，而渐进西学让这些民族精英、地方志士看到了希望，刘古愚放弃了举业，专心致力于地方教育事业，柏子俊既有多年从军经历，也有深厚的国学底子，他们二人同属关中学派，深受“实学”理论的影响，深感有必要利用学习集聚一大批同行者的必要。事实上求友斋也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名的学子，这些有中既有在日后维新运动中大放异彩的骨干人物，又有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领袖，如李岳瑞、杨蕙、于右任、张季鸾、吴宓、张奚若。
2、求友斋课程与刊书处
“求友斋”倡导新学，在清末社会环境下，他们部分摆脱了教授传统教育内容，准确地说在某种程度还有些洋务派理论与思想的影子，所开课程既有传统的经、史、道学、政治学等旧内容，有些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子，只不过这些传统的学问在解读与学习的侧重点与传统儒生有所区别，求友斋关注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八股时文在这里完全没有市场；更有时务、天文、地理、算学、掌故等课程，在时务方面求斋的学生不仅关注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民生实际，更关注国外的政治思想与时局变化，在天文与算学方面刘古愚精通高等数学如微积分、三角等，正是由于所学内容不同所以才有学者称求友斋是味经的实验班。
为了扩大影响，解决陕西及西北学子一书难得，好书难得，普通学子读书难的问题，“求友斋”还开设了刊书处，味经书院志记载：“光绪十七年，岁在辛卯秋八月。陕西提督学政、武昌柯创立刊书处于味经书院之东，以院长总其事，以监院为局董事，司财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业生任校雠。”
“而苦无书，则集资以刻之。移主关中，则举所藏版刻印行之。又商于上宪，转运他省书籍以实之。然无源之水，易竭其流；有限之薪，莫增其焰。”
味经刊书
味经刊书
“求友斋”除了刊刻传统书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旁及《通鉴》、《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书”以外，还出版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时务新书，如：“求友斋刻梅氏筹算》《求友斋刻平三角举要》《学计韵言》《借根演勾股细草》《火炮量算通法》《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有学者指出他们主张通过变革教育与学风，培养通今达变之人才，以担当富国强兵之重任，是创办实学的出发点，应该是是较为中肯的评价。
刊书资金来源院志记载得到自政府至民间一致支持：“公（柯逢时，时任陕西学政）亲评阅，觉陕士非使之沉潜于经史之中不能救其弊，而刊书之意决矣。往复商酌于省中院司，殷勤条告于各属州县，经营两年有余，始克有成。”
“其资则公出一千金以倡之，得自泾阳者五千金，得自三原者一千金，得自各县者若干金，柯公又捐廉千以益之。其财用出入则主之绅士，岁用其子，留其母，不足则各院司又岁拨五百金以助之。”刊书行为也得到了陕西士绅的大力支持，如：“临潼同知衔傅万积承父志，刻《十一经》读本。咸宁孀妇赵刘氏承夫志，欲刊书籍，咸输资附之。”汇集资金据研究者的看法：“刊书处的初期资金一共一万两，陕西官方拨款一千两以示支持。柯逢时自己捐银一千两”。
刊书处采用与味经书院后勤管理相似的模式，“其司事之人，则公举三十人，上其名于学院，岁更一人，三十年则遍。有缺则举之，此书局之规制也。”味经对于刊书则全权交由“求友斋”负责，“其会计则岁终上于学院，他衙门不与闻。其日行事，学院亦不与问也。”书籍刻板、印刷、销售概不过问，仅每年核计一次以观其发展情况，正是由于采用了灵活多变的管理模式，因而刊书的品种、质量和数量在陕西以及西北获得很高的声誉。
3、“求友斋”是味经新学的实践基地
求友斋学生是柏、刘二人精挑细选的学生，学生一边如饥犹如海棉一般吸收着新知识，一边又立即将之付诸于实践，味经书院在添设新建筑与设施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观象台上的经纬仪，是学员成安、张遇乙两人制造的；《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一书，是学员吴建寅编著；《代微积拾级补草》《课稿丛钞·盈勾股公式跋》等高等数学书，是学员张秉枢编著的。为掌握新式测量技术，刘古愚又鼓励许多学员走出校门参与到对于关中水利工程的测量和陕西布政使陶谟主持的新陕西地图的测绘，后来学员张遇乙在光绪二十年（1894）绘制出了当时最标准最详细的清代全国地图——《皇朝一统舆地并附禹贡九州山川汉书西域各国全图》。
二、时务斋
味经书院“求友斋”是书院自己成立的新学强化班，民间色彩浓，1896年成立健全的“时务斋”，官方的色彩就更为强烈了。首先时务斋的成立背景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大形势下建立的，它本身就是抵御外侮，反抗帝国主义的产物，自强意识更为强烈而明显。刘古愚制定的《味经书院学规》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变日棘，非人人卧薪尝胆，不足以御外侮……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费，无辱不有，非地广大荒而不治之实乎？吾辈腆颜为士，不引以为辱，无论无以对朝廷也。试思外祸又发，天下之大，何处藏身，各有父母，各有子孙，读书无科举之路，经商无贸易之途，工无所用其巧，农不免税其身，中国之患尚堪设想耶？欲救此患，必自士子自奋于学始。”
时务斋建立之初就得到陕西省学政赵惟熙的支持，在刘、赵二人书信中刘古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办学主张，再次提出实践相对理论的重要性，他说“务虚不如蹈实，坐而诵不如起而行，深其文不如验其事”，他还举例说明了谈天理不如测算，考地理不如图绘，老农、老圃的经验远比农书上的理论要重要的多。除此以外对于如何处理西学与传统经学关系时，他提出了用西学的理论重新对于进行解读，或者可理解为加大对于西方教会、风土人情，历史政治、经济的学习，参之以中国的经史经济之学以求融通，出于此他认为应该学子要涉猎外洋文字、外国政治历史等的学习。在上述主张之下，时务斋初次招录学生四十名，其中多数为原来的求友斋骨干，据韦力《崇实书院:官办私助,名实相符》言由当时学政赵维熙亲自主持考试，再由刘从考生中挑选有这方面才能者，入选之人就可加入时务斋。开设课程有经史类(包括西方各国史地政治知识)、时务类（常阅新报）和科学类(算学必修，电学、化学、医学、矿学任选一门)。课业形式与味经书院以前的制度相似，但相对一般儒生所学明显增加了很多。时务斋依然以实验班存在，也继承了以前开门办学的传统，定期设的“讲会”，允许一般的味经学子和校外对此有兴趣人们参与。
为扩大影响，鼓励时务斋学生的学习，刘古愚还鼓励阅读新学书籍多做笔记、摘抄报刊与书籍重要内容，定期将之汇总出版，向社会发行出售，即《时务斋随录》，是陕西近代最早的报刊出版物。
时务斋是求学斋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民族严重危机来临前，具有新触觉的陕西学人自学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刘古愚对于时务斋的学员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时务斋很快就被一个新生的书院替代了，它就是陕西崇实书院。武占江在《刘古愚评传》中说：“时务斋是研究西学及自然科学的专门书院的先声。刘光蕡原打算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并举，边学习边筹办纺织厂，盈利之后再建专门书院，购置各种实验仪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
三、崇实书院
味经时务斋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陕西官府和民间的需要，甲午战争失败向历来被国人认为是“小日本”割让土地，赔巨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于国人的刺激远远大于以前历次，巨大的羞辱很快地就国人意识到亡国亡族危机，在这种环境下味经书院一个小小的时务斋根本不能满足国家、地方对于实业人才的需要。
最早发出倡议的就是味经肄业学子，据1896年陕西巡抚张汝梅、学政赵惟熙奏文写道：“兹据书院肄业举人邢廷英、成安，生员孙澄海、张象咏等，联名呈恳自筹款项，创建格致实学书院，延聘名师，广购古今致用诸书，分门研习，按日程功，不必限定中学西学，但期有裨实用，如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类，互相讲求，久之自能洞彻源流，以上备国家之采择各等情前来。”民间的倡议与当时陕西当局不谋而合。据韦力先生说：“清光绪二十年（1895年），赵维熙任陕西学政，他找到了味经书院的山长刘光蕡，决定要改革陕西教育体系，以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于是刘提议在味经书院内设立‘时务斋’”。1896年，赵维熙会同护理巡抚张汝梅奏请在陕西建立格致实学书院。其中说道：在国势危急，时局多艰的情况下，欲图挽救，必从“设书院、讲实学、培养人才”开始。由于多方面的合力，书院约有半年即形成规模，初命名格致实学书院，1898年陕西新任巡抚魏光焘为其取名‘崇实书院’。
建造经费计银三千六百两，系由泾阳、三原两县负担，部分由两县地方商绅捐助。学校规模宣统志载：“讲堂七架六楹，堂前东置日晷，西筑通儒台，东斋曰致道曰学古，西斋曰求恕曰兴艺。两斋东西各四架十一楹。并走廊中牌坊一曰群才孟晋，东西脚门各一架横桥于中，左右引清白水为池中，门房三架二楹，旁有耳室，直前大门一架，堂后上房三架四楹，左厨右耐，东西廊各四楹。”
常年经费旧志记载：“开办经费二千余金，其资由布政使张公汝梅筹拔官票钱三万串，发泾原商运生息，又议每年拔味经、刊书二处银五百七十两以资应用。”
崇实书院与味经书院仅有一墙之隔，两校山长为同一人即刘古愚先生，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基本相似。刘古愚在崇实初立后订立四条以定立校之基，“一曰建规制而设斋分学，正名定费，责成分教，调取生徒，核定课期，设立官厨，教习幼学，推广作育，创设讲会，刊行西书之目附之。 一曰定经费而常年进款、常年出款，购备书籍，预筹制造，责成经理纺织余息，陆续筹捐之目附之。 一曰立课程而勤求实学，博览报章试验制造，加练体操，朋友讲习，借资阅历之目附之。 一曰严考核而计日程功制造器，其年中考核之目附之。”
崇实课程是因时局变化而出现新的变化，用刘古愚的话来说是奉旨特变科目，以纠原有书院之弊，所以注重格致(物理、化学)、英文、算术、工艺制造等内容。仅录他文以明：
书院分为四斋，其中：“致道斋”，是以《周易》、“四书”、《孝经》为本，先儒性理之书附之，兼考外国教务、风俗、人情，以致力于格致（物理、化学）各学，以储备明体达用之材；“学古斋”，是以《书经》、《春秋》三传为本，历代史鉴记事附之，兼研国外政治、刑律、公法、条约，以备奉使之选；“求志斋”，是以“三礼”为本，正续《通考》附之，兼及国外水陆兵法、农林、矿务，以培养经世之才；“兴艺斋”，是以《诗经》、《尔雅》为本，周秦诸子及考据之书附之，兼习外国语言文字并推算测量以及声、光各学，以裕制器尚象之源。
注意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书院在泾阳南北二关之桑园开设院办工厂、农场作为学生实习基地，使学子能学以致用，培养了一批既能理论兴陕救国，又能付诸于实业行动的人才。
《刘古愚评传》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实书院的创立是陕西大规模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开始，也是刘光蕡多年来所追求的从事的‘实学’教育的一次重大突破。它的创立，对于促进陕西文化事业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开放都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从求友斋至时务斋，再到崇实书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陕西以至西北新式教育的演变过程，先是推崇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谈理论、时文（举业）误国误民，已经走出狭隘西北一隅，放开眼睛看世界。继而提倡久不用旧式儒生看重的算学、天文与地理，虽然他们的西学主张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政治经济之学，还需要传统的“外衣”包裹，但毫无疑问泾阳县早已成为近代思想传播的核心区域，成为陕西以至西北思想启蒙的中心。到了崇实书院，已然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主张远抛在时代的后面，崇实开始大规模的出版、印刷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史学及自然科学书籍，崇实的老师、学生已经为社会的重大变革做舆论宣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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