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街新貌〔朱和平摄〕
胡同一向被认为是老北京的符号，但在晋城县城古老的发展史上，同样也出现了数不清的胡同。它们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从来不惊世骇俗，却联系着千家万户。与北京胡同的平房四合院相比，这里的胡同里则大多是楼房四合院。在那悠长深邃的胡同里，“磨剪子唻戗菜刀”和卖芝麻糖、卖(换)豆腐等小商小贩或高或低的吆喝声，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晋城人走过历史的长河。胡同，构成了老县城人民的居住方式，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形态。作为历史和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载体，胡同记载着一段段历史，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或动人的故事，连那一个个独具特色的胡同名字都让人回味无穷。
东 来 巷〔朱和平 摄〕
胡同，家乡人称“谷洞”，这或许是出于口音的缘故，或许是说那楼房相夹的胡同像山谷一样纵深。而书面文字的表达即为“巷”。各个胡同口的标牌也写的是“某某巷”。老辈人都说老县城有七十二条巷，意喻着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个贤人。这大体是个约数，言其巷子多、纵横交织罢了。但我小时候确是可以数出四十多条巷子名字的。
毛 谷 洞 夜 色〔朱和平摄〕
如周元巷、三元巷、文元巷、银坊巷、仁和巷、石府巷、七府阁底巷、文庙巷、观巷、花巷、青龙巷(又名铁窗巷)、吕宅巷、朝阳巷、双井巷、上元巷、下元巷、东巷、西巷、尿水巷、小礼巷、崔元巷.......自然，人们叫起这些小巷的名字时，一律称之为“某某谷洞”。后来到了“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街巷的名字也成了“四旧”，一时兴起街巷大改名，有的巷子则冠以诸如红旗巷、文革巷、立新巷、永红巷、卫东巷、前进巷之类的名称，不过，到了80年代，又重新恢复为过去的名字。
50年代后期，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墙拆毁了。这是一座唐代时又开始兴建的古老城池，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唐代大诗人陈子昂曾登临泽州城北楼，写下了《登泽州城北楼宴》的怀古名诗，发出“坐见秦兵垒，遥闻越将雄。武安军何在，长平事已空”的感慨。
40年代的城墙〔资料照片〕
拆除古城墙时，作为中学生的我，就参加过一星期的义务劳动。单说那城墙，远比平遥的城墙高大和壮观。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原先处于南关的诸多建筑物，已被崛起的中一座座高楼所替代，穿行其间的胡同已完全消亡。说它是一种进步吧，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更多的惋惜和遗憾。作为记录历史的载体，城墙和胡同的逐渐消失也带走了人们对于历史古迹的无尽遐思。
几十年过去，古城城内的老街街面虽然大多数进行了修缮和改造，但庆幸的是部分胡同还在。当我偶尔回去，徜徉在那些小街小巷里时，我会想象到在那久远的时日一一比我童年时不知久远多少年的时日——走在这些小巷里的身影。
那时，街道远没有如今这么宽，这么长，而小巷则永远是那么狭长的，逼仄的。古时的县城在教育方面也是极其显赫的，以宋代那个大理学家陈颢在这里当县令大办乡学为肇始，此后县城里不仅有官办的府学、州学、县学,更有诸多私立的书院和学堂。曾有多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从这里走出去，又落叶归根回乡来。这块土地历朝历代出过多少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可能还没人作过精确统计。太久远的不说，据我看到的资料，仅明清两代，泽州府所辖的晋、高、阳、陵、沁五县，明代出进士120人、清代147人，共267人。其中晋城72人，阳城还要略多些，这在山西省也是名列前茅的。正如大学者司马光所说“泽州学者如牛毛”。而府属五县的高级人才的产生，又是与这座小城的熏陶分不开的，因为这里是州学和府学的所在，是他们的发祥之地。他们给这里带来了声誉和繁华，也带来了浮动数百年的书香。在我的想象里，在那些以府或以姓命名的小巷里，一定出过国之重臣和社稷栋梁。走在这些小巷里，恍然可见那些衣袂飘动的身影，显赫的门庭，家族的辉煌！
40年代崇实中学大门〔资料照片〕
晋城一中校门〔朱和平摄〕
说孩童时代的我，没事时喜欢一个人在县城游荡，当时已改为县一中的崇实中学我去看过，改作它用的濩泽中学也去看过。濩泽和崇实是民国时南五县仅有的两所中学，县城近代的“文化人”大抵都是从那里走出去的。以后他们或升学，或出洋，或为官，或行伍，或从医、或经商，漂泊在外，奔走四方，有的或许出于明晰的理念和追求，大多数不过是为了寻求一种适于自我的生存方式罢了，但细思之下也存在着在历史的大节点上个人抉择的问题。据我所知，在濩泽和崇实中学的同学中，后来有不少上了省城，或进了京城，有了更多更大的作为；也有不少人则落寞地回到了家乡。我的小学和初中的老师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回乡人，后来他们几乎都成了历次运动的“靶子”，当然那是后话了。
新旧交替,小城一时人物云集。小时候我常跟着父亲去看他的故交或濩泽中学的同学，如后来成为民主副县长的郝子瑛，名医、时任县政协副主席的刘汉民，名医王佑民、吕芳九，名画家原石民，书法家焦墨琴等等。记得王佑民先生是在横街南边开着一家诊所，吕芳九先生是在小十字北面开的诊所;原石民先生在那时叫广教寺后来改建为大礼堂的地方，老先生留着当时少见的满头长发，一派艺术家气度，焦墨琴先生则蛰居在他的老家二圣头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起名字来的先辈们。如今他们均已离世，思之使人黯然。我们时常用一个时代的终结来形容先贤巨擘们的离去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小城里曾经的先贤，虽然功过褒贬各有评说，也不能用“时代”这样宏大的字眼来比，仔细揆度，他们仍可说是时代的一种折射，他们的言行风范依然会间接地影响后人。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小城人是会记着那些名字的。〔待续〕
〔文章作者 ∶沈 琨 ，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协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原长治市作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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