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給國家政治安全帶來的挑戰

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給國家政治安全帶來的挑戰

人工智能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廣泛應用,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同時,也對國家主權、意識形態、執政環境、社會關係、治國理念等帶來衝擊,深度影響國家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充分認清人工智能對國家政治安全的挑戰,研究應對之策,有效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意義重大而深遠。

人工智能如何影響政治安全

作為一種顛覆性技術,人工智能進入政治領域後,既具有技術影響政治安全的一般規律,又體現出其不同於以往技術的鮮明特點。

從技術影響政治安全的一般機理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技術與生俱來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技術的進步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服務於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經濟、社會、網絡、軍事等領域安全的維繫,最終都需要以政治安全為前提條件。”是以,包括技術在內的一切社會條件,首要的任務是為政治安全提供服務和保證。綜觀人類歷史上的技術進步,往往被首先考慮用於維護國家安全特別是政治安全,儘管這些技術研發的初衷並非如此。人工智能亦然。

第二,政治領域歡迎技術“天使”的一面,同時也不得不接納技術“魔鬼”的一面,導致政治安全與技術進步相生相剋、相生相長。馬克思主義認為,“技術進步直接帶動機器改進,機器改進理論上可以減輕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增強人對自然的駕馭能力等。”先進技術進入政治領域後,有效提高了“社會控制和權力再生產”。同時,政治安全對技術進步的需求,反過來成為技術不斷進步的推動力。然而技術並非是完美的政治工具。一旦技術利用不當、發生技術失控,或者技術自身缺陷所蘊含的風險爆發,政治安全可能被技術進步“反噬”。

第三,技術進步倒逼政治發展轉型,給政治安全帶來新課題新挑戰。從歷史上看,技術進步對社會結構、社會關係、社會文化等帶來的變化和衝擊,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火槍火炮成為主戰兵器時,繼續用木盾藤牌來保衛政權的行為無疑是愚蠢的,迫切需要當政者轉變思想觀念,尋求能夠有效維護政治安全的新模式新方法。當計算機網絡技術逐漸普及時,西方國家政黨紛紛利用互聯網進行政治宣傳和選舉拉票,爭奪執政權。人工智能較之以往的技術,擁有前所未有的機器“主觀能動性”優勢,必將對政治安全理念、安全機制、安全路徑等帶來更大的改變。

從人工智能影響政治安全的獨特機理來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算法和大數據將左右智能機器“認知”“判斷”,繼而影響政治行為體的抉擇。人工智能的核心“三大件”是算法、算力和大數據。一方面,算法是否公正不偏袒、大數據是否真實完整未被刪減篡改偽造汙染,直接決定機器的研判結果,並影響人的判斷和行為。另一方面,與傳統的人口學變量的定量分析不同,大數據、雲計算、機器學習等可以將數以億計的政治行為體抽象成社會的“節點”,人工智能通過分析信息中節點的度數、介數和接近度,來揭示權力集聚規律、贏得政治威望的秘訣,這為執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撐和智慧渠道。

第二,人工智能技術對經濟、軍事、社會、網絡、信息等領域的影響向政治領域傳導,間接衝擊政治安全。作為一項賦能性技術,人工智能正在逐漸“改寫”各領域的秩序規則,給各領域帶來機遇和挑戰。儘管以往的技術進步也是如此,但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及人工智能。而且,以往各領域安全問題“錯綜複雜、交織並存”的程度,也遠遠不及人工智能時代高。其他領域的安全問題一旦發酵,極有可能衝擊政治安全。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將給政治安全帶來哪些挑戰

恩格斯曾警告道:“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技術變革具有兩面性,人工智能既是政治安全新機遇,也是新挑戰。

挑戰之一: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應用,導致政治權力呈現出“去中心化”趨勢,非國家行為體的權力擴大,給國家治理帶來新難題。在傳統的民族國家治理模式中,執政黨或政府處於權力的中心。而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即代表著權力。掌握數據的主體既有國家權力機構,也有個人、企業團體、社會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互聯網數據”結構的“多節點、無中心”設計,決定著處於線上社會任何位置的主體,均不可能比其他位置的主體位勢高。平等、民主的理念將成為時代主流,人人都有“麥克風”“攝像機”,處處都是“輿論中心”“事發現場”,“所有人面對所有人”,任何人在線上發佈一張圖片、一個視頻、一段文字、或一條語音,都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醞釀政治事件。這一顯著特徵,弱化了傳統的線下科層制國家管理結構和單向治理模式,個人、企業團體、社會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在某種意義上都得以成為與

政府平等的發聲主體,政治話語權由政府這個傳統的權力中心逐漸向社會層面彌散,呈現出明顯的權力去中心化趨勢,國家治理難度大大增加,政治安全風險也大大增加。

目前,這種風險已初露端倪。今年9月23日,因有人線上傳播“老師辱罵原住民學生是‘猴子’”的種族歧視謠言,印尼巴布亞省爆發嚴重騷亂,導致26人死亡、70餘人受傷。僅僅一句謠言,就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不難想象,一旦有人圍繞敏感政治議程,惡意歪曲、篡改、偽造“事實真相”,蓄意策劃、組織、醞釀、推動“線上”政治運動,並混合利用大量人力和機器人進行策應,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線上”“線下”同時行動,將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更為嚴重的是,這也許只是未來眾多錯綜複雜政治事件的場景之一。

挑戰之二:資本的權力將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數據壟斷持續擴張,進而染指國家傳統權力。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非國家行為體權力擴大”的應有內容。但鑑於人工智能時代“資本的權力”的特殊地位作用,以及帶來的挑戰之重大性,有必要單列出來討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必將帶來生產關係包括政治權力結構的調整。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其發展進步勢必引起國家權力結構的調整。當人工智能技術廣泛應用於經濟社會各領域並引起變革時,將會推動國家治理結構與權力分配模式做出相應調整。從當前種種跡象來看,資本的權力依託技術和數據壟斷持續擴張,將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結構調整的重要特徵。人工智能技術研發門檻很高,依賴於大量的、長期的資本投入和技術積累,這導致社會各產業、各階層、各人才群體間的技術研發能力、資源佔有程度、社會影響力等方面極不平衡,以互聯網商業巨頭為代表的技術資本將佔據明顯優勢。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強大的賦能作用,以及良好的經濟社會應用前景,導致資本趨之若鶩。目前,人工智能領域幾乎所有重要的突破性成果都出自谷歌、微軟、IBM、亞馬遜等商業巨頭或其投資的研究機構。而且,這些巨頭企業本身就對全球核心技術、頂尖人才具有強大的虹吸效應。商業巨頭實際上掌握了目前人工智能領域的大部分話語權,正在逐步形成行業壟斷地位。人工智能時代,巨頭企業以強大資本為後盾,逐步壟斷技術、控制數據,或將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逐漸分享傳統意義上由國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權力,進而插手政治事務。2016年發生的“劍橋分析事件”即是例證。國家是否有能力為資本權力的擴張設定合理的邊界,是未來政治安全面臨的重大挑戰。

挑戰之三:人工智能技術及其背後的數據和算法潛移默化引導公眾輿論,進而影響人的政治判斷和政治選擇,間接把控政治走向。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和算法就是新的權力,這也意味著新的政治風險。近年來圍繞國家大選而展開的種種政治運作顯示:擁有數據和技術能夠從一定程度上影響政治議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是典型案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伊麗莎白·薩布里克稱,大選期間,為影響選舉結果,“俄羅斯投入的總成本僅為100萬美元,卻產生了高回報。俄羅斯‘互聯網研究機構’僅在臉書上發佈的內容,就影響了1.25億美國人。”類似的情況,接連出現在2017年的英國大選和法國大選中。這些案例非常清晰地顯示:只要擁有足夠豐富的數據和準確的算法,技術企業就能夠為競爭性選舉施加針對性影響。當某種特定政治結果發生時,人們很難判斷這是民眾正常的利益訴求,還是被有目的地引導的結果。這種利用技術干涉政治的風險,在所有國家都可能出現。特別是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由於缺乏相應的技術積累,沒有有效的方式保護數據安全,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技術干涉,這種挑戰更加嚴酷。

挑戰之四:人工智能技術極有可能被政治敵對勢力用於實施滲透、顛覆、破壞、分裂活動,危及國家政治安全。利用先進技術威脅他國政治安全,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無線電技術出現後,經常被用於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實施洗腦式政治宣傳。比如美國之音廣播電臺,幾十年如一日地對我實施反動宣傳、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計算機網絡技術出現後,被西方國家用來進行網絡竊密、網絡攻擊、網絡勾聯、傳播政治謠言、意識形態滲透和進攻。人工智能時代,攻擊一國人工智能系統或利用人工智能實施滲透、顛覆、破壞、分裂活動,帶來的後果可能比以往的技術更為嚴重。2018年8月,委內瑞拉國內反對派勢力勾結美國,利用無人機攜帶炸彈襲擊該國總統馬杜羅,即是牛刀小試。人工智能也正在成為恐怖勢力實施暴恐活動的武器。美國學者邁克斯·泰格馬克擔憂,從人工智能“軍備競賽中獲益最大的,並不是超級大國,而是一些較小的‘流氓國家’和非國家主體,比如恐怖分子……只要他們把目標的照片和地址上傳到殺手無人機中,它就會飛到目的地,識別和殺死那個人,然後自毀,以確保沒人知道誰是幕後黑手。”人工智能還可以通過自動化社會工程攻擊來助長各種暴力破壞活動,比如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會通過聊天機器人,在線上宣傳極端思想、招募恐怖分子,慫恿誘導他們在線下實施暴恐暗殺活動,製造政治恐慌。

挑戰之五: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對主權國家參與國際競爭帶來嚴峻挑戰。人工智能是當前最尖端最前沿技術之一,其核心技術多被美歐等發達國家所掌握。這些國家利用它提升生產自動化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製造業回遷,將衝擊發展中國家的傳統比較優勢,使後者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格局和全球分工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通過發展軍事智能化,進一步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軍事優勢。廣大發展中國家受限於自身發展水平、技術實力、人才積累等因素,短期內難以同發達國家抗衡。國家之間一旦形成技術“代差”,綜合實力差距將被進一步拉大,技術強國不斷擴大競爭優勢,提升其全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甚至形成“強者愈強”“贏者通吃”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技術強國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政治訛詐和技術突襲的可能性嚴重存在,後者在國際戰略博弈中很難翻盤。正如法國國際問題專家高大偉(David Gosset)所講,“人工智能是人類製造分裂的數碼鴻溝。一旦你有高科技,能力就會非常強;沒有,你完全就沒有什麼機會。”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给国家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時代如何有效維護我國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事關我黨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也與民族復興和人民福祉休慼相關。必須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帶來的政治安全挑戰,對症下藥,多措並舉,綜合施策。

針對“權力去中心化”趨勢,轉變執政理念,探索國家治理新模式。人工智能技術具有高度專業性和複雜性,企業、科研機構常常處於技術創新前沿,而國家政府則往往遠離技術前沿,對技術的感知相對滯後,對技術的安全風險準備不足。為此,要強化風險意識,成立人工智能安全諮詢專家組,密切跟蹤技術和應用的發展,運用系統思維,定期研判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提高風險識別、防範和處置能力。要創新技術治理模式,積極適應“權力去中心化”趨勢,構建政府主導,企業、研究機構、技術專家、公眾等多方參與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治理”不同於“管理”,管理是政府單向的行為過程,治理則是一種開放的、多個利益攸關方參與的互動過程。通過多方互動,

政府既可以掌握技術和應用的前沿動態和發展趨勢,又有助於企業、研究機構、專家、民眾更好地瞭解政府關切,共商制定風險管控機制,推進治理工作的科學化民主化。

針對技術短板弱項,實施重點突破,努力躋身世界一流,爭取掌握未來國際競爭戰略主動權。當前,我國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面臨的最重大的安全威脅,是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從現在起到2030年,是我國搶抓機遇的關鍵十年。舉全國之力,集全民之智,戮力建設自主創新體系。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打造一批國家級人工智能研發平臺。加強基礎性、原創性、前瞻性技術研發,從智能芯片、基礎算法、關鍵部件、高精度傳感器入手,加快核心技術突破。技術創新的關鍵在人才,要在加強國內人才培養的同時,拿出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全球招賢納士,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針對技術應用風險,嚴格人工智能標準制定和行業監管,確保人工智能良性發展。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要隨著技術的發展變化,在《人工智能標準化白皮書》(2018 版)的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完善相關技術標準。制定完善人工智能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道德框架,對相關的民事與刑事責任確認、隱私和產權保護、機器倫理等問題予以明確,理順設計者、使用者、監管者之間的權責關係。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監管體系,形成設計問責和應用監督並重的雙層監管結構,實現對算法設計、產品開發、成果應用的全過程監管,積極促進行業自律,加大對數據濫用、算法陷阱、侵犯隱私、違背道德倫理、越過權力邊界等不良行為的懲戒力度。

針對外部安全風險,加強軍事能力建設,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提供力量保證。要立足我軍實際,統籌推進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複合發展,成體系加強戰鬥力建設。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清醒,既高度重視、加快發展、加緊趕超,又要清醒地看到美國利用“星球大戰計劃”引誘拖垮前蘇聯的殷鑑不遠,謹防掉入對手構設的“戰略陷阱”。要保持強大戰略自信,找準對手的“短板”和“死穴”,運用非對稱戰略制衡思維,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創新發展智能化條件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要積極研究探索智能化戰爭理論,加快推進現代武器裝備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強化智能化條件下部隊訓練演練,不斷提升我軍新時代軍事鬥爭準備水平,為軍事上決戰決勝、政治上安全穩定提供堅強力量保證。

針對戰略互疑,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共同制定人工智能技術國際行為準則。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產業界圍繞人工智能主題的交流合作逐漸增多,然而主要大國尚未在雙邊或多邊層面展開真誠、深入的對話。甚至有人把中美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比作另一場“星球大戰”。某些大國無端猜忌別人,並且人為地對相關技術、產品、供應鏈等設置技術壁壘。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技術突破傳統的國家疆界,一國的安全早已與其他國家緊密相聯,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只有各國共同攜起手來才能解決。固步自封、相互掣肘從短期看尚可以找到掩耳盜鈴、自我欣賞的快感,從長遠看沒有出路。我國要展現大國姿態,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探索與技術強國開展務實交流合作的可行性路徑,互相取長補短,努力增信釋疑,避免惡性競爭,共同應對難題。要加大對國外優質創新企業的風險投資與合作併購,鼓勵國內實體大力引進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合作創辦研究機構。要積極主動參與人工智能國際議題設置,共同應對安全、倫理、法律等諸多挑戰。抓住人工智能國際準則和配套法規剛剛起步之機,積極參與規則制定,及時宣示我國主張,努力掌握規則制定話語權和國際交往主動權。

轉自丨光明軍事

作者丨許春雷

研究所簡介

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IITE)成立於1985年11月,是隸屬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非營利性研究機構,主要職能是研究我國經濟、科技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跟蹤和分析世界科技、經濟發展態勢,為中央和有關部委提供決策諮詢服務。“全球技術地圖”為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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