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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沃爾克常被稱為美聯儲歷史上最偉大的主席之一，並有著金融“巨人”之稱。總體而言，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後，人們對自由主義進行了反思，凱恩斯就是其中翹楚。此後，經歷戰爭及重建，政府幹預及需求拉昇更是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理論指導。不得不說，這種局面的最終造成，人人都有責任。”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萬喆，文章來源於“澎湃新聞”。
12月10日，國家統計局發佈11月CPI和PPI數據，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增4.5%，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降1.4%。
這一天，大洋彼岸傳來消息，美聯儲前任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於美東時間12月9日去世，享年92歲。
保羅·沃爾克的跌宕人生及赫赫聲名可以說都與通貨膨脹率有著非常緊密又微妙的聯繫。
這一刻，何其讓人唏噓。
沃爾克與通貨膨脹的戰鬥
保羅·沃爾克常被稱為美聯儲歷史上最偉大的主席之一，並有著金融“巨人”之稱。這不僅因為其身高超過兩米，更因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解決美國“滯脹”問題作出的貢獻，包括堅守職責，更包括獨立精神及不屈意志。
1979 年，由卡特總統提名，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登上事業頂峰。但這時的美國經濟與正遭遇狂風巨浪。
20世紀70年代，美國爆發滯脹危機，經濟停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存在。這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此前一直被認為不可能發生。
1970年到1978年的美聯儲主席是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伯恩斯後來出任過美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這位成功的政客在貨幣政策的使用上所考慮的往往不止是技術性原因。1972年是總統大選年，此前的1971年最後一季度貨幣流通月增長率僅為3.2%，到了競選年份的第一季度就一躍上升至11%。伯恩斯卸任後，威廉·米勒（G.William Miller）只在美聯儲主席的位置待了15個月，成為美聯儲歷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他的名望和能力都不太受認可，曾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諷刺為一個“圈外人”。其任期內的最後8個月裡，通脹率全部超過10%。
沃爾克上任第8天就宣佈，把聯儲基金利率提高50個基點至11%，過兩天又宣佈把貼現率提高5個基點。當他再次要求加息時，市場反應變得愈發強烈，聯儲內部分裂也在加劇，但沃爾克仍不願成為那個圓滑的妥協者。他開始用制定貨幣供應量目標來經由市場方式加息。1979年10月，美聯儲一致通過了貨幣供應量目標的新體制，聯邦基金利率從12%攀升到18%。1981年，聯邦基金利率19.1%，商業銀行優惠利率21.5%。同年，美國通脹率降為6.5%，再過兩年又降到4%以下。
讓人痛苦的“滯脹”
對於“滯脹”的概念，一般人既陌生又熟悉。
其主要發生於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情況尤為嚴重。從經濟增長看，整個70年代，其只有四個年份出現超過5%的高速增長，其餘的年份增長很慢，1970、1974和1975年出現了負增長；從失業率看，美國在70年代的失業率， 比50年代和60年代要高得多，1975年超過8%；從通貨膨脹率看，美國70年代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了不止兩倍。除服裝物價上漲緩慢，其他與人民生活水平相關的所有商品如：能源、食品、住房、交通、醫療、煤電等價格都出現了大幅度的上漲，其中能源、煤電上漲了三倍，食品、住房等上漲了至少兩倍。80年代初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3.5%。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經濟下行及物價上升壓力呢？
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總體而言，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後，人們對自由主義進行了反思，凱恩斯就是其中翹楚。此後，經歷戰爭及重建，政府幹預及需求拉昇更是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和理論指導。
一段時期內，美國經濟成就十分顯著，凱恩斯主義指導下政府採購不斷增加，加之二戰後受到抑制的消費需求得到釋放，美國經濟進入“黃金時期”，社會福利制度不斷完善，人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從1960年到1969年，美國經濟保持了長達106個月的持續增長。
林登·約翰遜執政時，提出了建立“偉大的社會”計劃，美國政府同時進行減稅、增加社會福利和對越戰爭，使財政赤字迅速增加。而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開始處於經濟週期中的下行期，社會需求不振，經濟增長乏力，過度依賴“需求管理”使過剩產能無法及時調整，且經濟依賴刺激，刺激一旦消失或減小經濟就會“支撐不住”。
到了尼克松時代，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甚至實行價格管制。1971年8月至1974年4月，由尼克松政府實行凍結工資--物價的政策。但實際上，受到凍結的只是工人的工資，物價仍然繼續上升。1973年的消費物價指數比1971年上升了14%。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就是在尼克松政府實行上述政策的末期爆發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提出的收入政策，在實踐中最後均以失敗告終。
誰也不想這樣，誰也不敢改變
不得不說，這種局面的最終造成，人人都有責任。
的確，伯恩斯經常被後世詬病，為了自己能獲得總統和國會的支持繼續擔任聯儲主席，罔顧經濟實效而喪失了央行獨立性。伯恩斯自己甚至也公開承認“把物價降下來，有可能導致失業率升到無法接受的水平，而這會讓‘國會的意圖’無法實現”。
但如果採取收縮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消費者需求減少，生產者面臨庫存增加、週轉減慢、破產上升的可能。全社會都會雪雪呼痛。
那些年的總統們並不是沒有嘗試過此種政策方向。無論是尼克松、福特還是卡特政府，他們都多多少少想過使用緊縮型財政貨幣政策。但隨之而來的經濟下滑壓力，遭到了美國民眾的強烈反對。當人們已經習慣享受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享受，誰又能夠願意忍受經濟衰退帶來的痛苦？面對廣大民眾的“心願”，政府在壓力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採取更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發展。
說到底，通貨膨脹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市場預期問題，或者說是心理問題。
就像是約翰遜總統的偉大夢想，既想要為他的“向貧窮開戰”和“偉大社會”計劃籌資，同時又想為越南戰爭撥款，魚和熊掌怎能兼得？
也像是尼克松的“堅強”管制，“肉類價格於1973年3月被凍結，並於6月對所有價格實施凍結”，導致市場上的“肉從食雜店的貨架上消失了，農民們不願意虧本養雞賣出，於是選擇將之淹死”，結果造成物資短缺。
人們知道這麼做不對，但是人們不能接受不這麼做。
沃爾克的政策並非完美，也有不少後遺症。但他的政策是走向正確方向中不可缺少的一步。只是，提名沃爾克任聯儲主席的卡特，因為保增長不力而無緣連任總統。沃爾克本人也受到排山倒海的譏諷和譴責、甚至惡意辱罵，以及來自白宮和國會山的政治壓力。他的職業生涯遭到了巨大的打擊。
“保6”之爭？及時改革，才有健康的未來
不久前的我們，同樣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然後經歷了全球貨幣放水和中國“四萬億”，也經歷了貨幣財政政策擴張帶來的高速度。而現在，我們也走到了這裡，雖然誠如相關機構所言，中國經濟並沒有通脹也沒有通縮，但許多上世紀發達國家遭遇的影響因素，恐怕也在此時同時存在。而且，我們必須承認，此時也是世界經濟轉型的一個拐點。因此，我們才會在這時，聽到坊間重新開始討論“四萬億”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選擇，以及經濟增長“保6”究竟是否應有之義。
通貨膨脹上漲究竟是個暫時性、突發性、一過性事件嗎？
說到上世紀美國“滯脹”的重要推手，第一次石油危機和世界糧食危機“功不可沒”。但在長期研究中，人們認為，這些因素恐怕是“催化劑”而非“主材料”。美國內生原因，如供給扭曲、過度重視刺激需求等才是造成這場曠日持久“滯脹”的主因。
繼續財政貨幣政策寬鬆如“四萬億”等，就能夠繼續保持經濟增長從而解決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嗎？
如果是，美國的“滯脹”就不會成為多為美國總統的“噩夢”，也不會成為全球經濟史上的重要議題。財政政策本身的約束性不可忽視，而貨幣政策若過於遷就其他因素，則不但會失效而且一定會把自己也陷進去無法自拔。
那些年的美國，不想保住他們的經濟增長率嗎？不想保住他們的就業嗎？不想遏制他們的通貨膨脹嗎？答案當然是：想。
但結果是，你越想，你就越不能做到。
只想永遠保持高增長、高就業、高消費、高福利，這些想法，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人們特別難以面對美好願望的另一面，沒有什麼得到能夠不付出代價。如果過去沒有付出相應的、足夠的代價，那就會在未來補償，而且補償價格會更高。從金融學的角度，把這叫做“債務”和“利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及時療瘡，即使刮骨，好過待其入膏肓；及時改革，雖有陣痛，能夠迎來健康的未來。
後記
沃爾克人生跌宕，許多年以後，他才開始聲名赫赫，而且越來越受人敬仰。
究其原因，這世上有無數的政界、學界、企業界從業者，他們都是社會精英，他們也都有愛國情懷。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
而沃爾克，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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