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5屆全球年會於2018年11月24日-25日在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本屆年會以“新全球化·未來之路”為主題。
在本屆年會“全球金融問題探索”分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表示，2018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除了金融危機十週年之外，我們會突然發現，這一年是分化加劇的一年。
她表示，2018年的分化加劇，主要體現在全球政策、意識形態、經濟預期、技術進步四個分化的層次上。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萬喆
以下為發言實錄：
2018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除了金融危機十週年之外，在金融危機十週年之後的一年，我們會突然發現，這一年是分化加劇的一年。因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認為今年分化加劇方面，實際上主要體現在四個層次上：
第一，全球政策的分化。從貨幣政策上來看，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算上這一輪加息已經加了十次，接下來可能繼續加。美國整體的加息步伐如此之快，全球其他經濟體能否都能跟得上，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目前全球貨幣政策的分化是很明顯的，包括髮達經濟體，比如說日元、歐元區在內。日元只是說不會進一步加大刺激，但寬鬆貨幣政策不會結束。歐元區多次表示出可能會結束寬鬆貨幣的導向，但事實上我們發現歐元區也做不到。
另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的內部也同時發生貨幣政策縮緊，包括特朗普在內，對美聯儲有諸多怨言。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修正案，對危機後的監管思路重新做出修正。在中國也能發現類似情況，也就是說在過去加槓桿，後來去槓桿可能不斷出現異向分化，最後需要重新找到一個穩槓桿平衡點。這個政策的分化表現在政策發生的情景或者結果也在發生著分化。
至少這兩年來，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經濟的發展勢頭，或者復甦的勢頭一直非常良好。但是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新興經濟體面臨很多風波。這些風波會不會繼續集聚起來演化為更大的危機，從以前歷史走勢中看到，美國加息週期中，之後一兩年內往往伴隨著產生地區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機。我們當然不能說它們之間是互為因果關係，但是一定有較強的影響因素在裡面。這一次究竟是怎樣的？我們還是非常的擔憂。
此外，政策使用分析的基礎或者說理論的架構，實際上現在也在發生一些變化，包括通貨膨脹率。在泛金融化市場情況下，使過去常用的政策工具、政策理論分析框架，實際上發生一定的偏差。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政策分化使全球經濟、金融系統仍然面臨著新的挑戰。
第二，全球意識形態的分化。當前各種意識形態崛起，加劇地區乃至全球的衝突。
所謂的意識形態，有多種存在方式。包括現在經常提到的“新冷戰”的說法，包括髮達經濟體、美國內部存在的各種族群撕裂和階層衝突等。無論這些意識形態是政治或者歷史原因造成的，背後都有很強經濟背景或者很深的金融影響在裡面。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他重新掀起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但是我們不能孤立看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匹黑馬姿態，特朗普能被選上總統，在奧巴馬當選的時候已是註定的結果。
2008年左右的時候，美國人已經深深覺得，當前經濟繁榮帶給大家的滿足感存在很大差異，換句話說貧富分化在加劇，大家都變得更富裕了，但是變得更富裕的程度有很大差別。當時奧巴馬也以黑馬姿態勝出，他提出的口號是“yes，我要能改革”。奧巴馬在八年任期中，是不是做到他對美國人民承諾的改革呢？並不足夠。特朗普提倡的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贏得了共和黨過去所不能贏得的中下層、“鐵鏽帶”和農民的支持，實際上跟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密切相關。主要是過去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使得他的一些政治主張得到了一部分選民的支持。
可以說，金融危機後的十年，經濟復甦解決了一些處於危機中的金融機構重新清算、重新復原的問題，但是沒有從結構性上解決制度性的來源，也可以說只是止血，沒有去瘡，瘡痛還會發生。
第三，全球的經濟預期產生了分化。如特朗普總統所說，我上臺後，我們的經濟非常好。事實上可以看到，現在已經產生了比較大的預期分化。從今年開始，目前為止，分化、分極相對縮小，是不是新的危機又在醞釀？美國經濟繁榮或者全球經濟復甦是不是到頭了？我們昨天晚上還看到，原油繼續大跌，跌得很狠。這一個月以來，10月3日的時候還曾達到了4年的高點。當時很多人說，石油價格可能會漲上90美元，現在看來背道而馳，跌幅超過30%以上。
在石油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政治、地區衝突的影響，包括伊朗問題、沙特問題等中東問題。如果從美國經濟數據中，終端使用的需求來看會發現，汽油和柴油的使用消費數據，實際上也是呈收縮狀態，數據顯示終端汽油消費量從2018年2季度以來已經轉為負增長，柴油消費量已經從今年以來，增幅不斷降低。從這一點來看，石油價格的下降不只是說產油的問題，美國、俄羅斯、沙特，現在都超過了1100萬的產量，不只是供應方面的問題，更多是需求方面來看，因為跌的不只是油價，還有美股，還有全球經濟的增速下調，所以是全球經濟走向虛弱，逐漸走向疲軟的一個表現。如果這個拐點真的在現在或者未來一段時間出現，我想也會是非常大的挑戰。
第四，技術進步帶來的分化。技術帶來的分化是一個時代的分化，為什麼呢？前段時間我去達沃斯參加一個會議，大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說銀行業還是非常重要且發展良好的，但是銀行卻遇到很大的困難；商業還是很繁榮，但是商場可能遇到了很大的問題。或者可以說，市場化現在仍然不斷往前邁進，毫無疑問。但是傳統的市場現在都在消失了。所以我們同時會看到，
因為技術革命帶來的去中心化，所以從金融業和商業整個行業來看，分散效應非常的明顯。但與此同時我們又會發現，因為大數據的作用使得流動性的流動速度比過去要快非常多，所以頭部效應也同時很明顯。所以說技術的進步會導致我們在同一個市場中同時看到頭部效應和分散效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金融系統，或者在商業系統，我們都會發現很有趣的一個現象，一方面因為頭部效應產生一些巨頭，甚至產生新的商業帝國，也就是說“越大越不能倒”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厲害。與此同時，由於技術發展推動技術進步以及社會的場景變化，變得越來越快，使得越大就倒得越快。因為任何一個轉彎處沒有跟上，就鬨然倒下了。
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不只是金融系統，對於整體的治理上，都存在著非常大的挑戰。包括我們說到金融科技的產生，或者AI的產生，會不會使一些人失業？可能在就業上，並不是減少就業指數，同時又增加新的職業。有的職業很快有更新換代，一部分人很快從一種行業或者一種職業，迅速的換到另一種社會渴求的職業，這是非常高的要求。
究竟是銀行出現得早，還是社區出現得早？我想是社區出現得早，銀行的建立，取決人之間交互關係和消費習慣的建立，但是現在我們會看到，新科技使我們社會關係場景、背景和交互方面發生了變化，對於傳統行業尤其是過去非常好的行業，怎麼轉型？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在分化的一年裡，無論是我們在座的各位老師、各位來賓，以及全球的政商企、各行各業的專家或者各種人士，一直考慮這樣的一些問題。在未來我相信全球應該是結構性改革以及架構重建，我想應該從全方位和多層次上進行層次的改革和重建。
在全球的協調機制上，可能面臨很大的機構性和結構性新改革的挑戰，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和框架的範式，都在不斷崩塌中，在金融行業和領域上也是一樣的，未來結構調整還是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美國面臨的問題，在每一個國家內部也都面臨。現在全球包括中美之間是結構性轉型的較量，我想誰能先完成這個結構性轉型，可以更好的平衡好繁榮和公平的關係，以及更好的在全球化以及泛金融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條新的路，是贏得下一場挑戰的關鍵。
最後，我認為全球都會有一個理論的架構創新，包括技術如何能夠更好的作用於金融監管，包括更好的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方面，可能都面臨著這方面的結構性創新。
閱讀更多 國際金融論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