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藍字關注“人大重陽”
本文大概
4000字，讀完共需8分鐘
作者萬喆系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本文刊於5月9日澎湃新聞，原標題是《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
最近股市似乎有些波動，真可謂，清明煙火尚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
走在北京街頭，滿大街飄的都是楊絮柳絮，似乎大家心癢癢之餘身癢癢也是難以自禁，一時之間有些難以自處的感覺。
同樣讓人難以自處的話題貌似還有關於就業市場的爭論。就業形勢現在究竟怎麼樣？一方面，有些公司要大家“共渡難關”，否則就要“痛下殺手”；另一方面，有些公司招工困難。一方面，一些人訴苦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另一方面，一些人寧可“賦閒”在家，也不願意降低對工作環境和條件的要求。
供需關係可能要換位
凡市場，就有供需關係。供需關係決定了，誰更有話語權。
所謂就業市場上的供需雙方關係，簡單地說，是需要人的工作崗位多，還是需要工作崗位的勞動就業人口多，供大於求還是求大於供，可能會成為雙方“角力”工作條件的基礎背景。
由於長期失業率數據的不足，我們不妨來看看勞動力數據。
現在成為“老闆”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他們摸爬滾打的勞動力背景，是這樣的，從1980年到2009年，中國勞動力人口數量自4.29億增長到7.98億，增加了3.69億；與此同時，G7國家（不含東德）勞動力人口數量自2.91億增長到3.78億，增加了0.86億。從勞動力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看，1980年到2009年，中國自43.5%上升到59.8%，提高了16.3個百分點，遠遠高於G7國家，G7國家動力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自19802年的48.2%上升到2009年的50.5%，提高了2.3個百分點。
這也是我們常常說的“人口紅利”。而從中也能夠看到，由於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就業崗位相對匱乏，勞動力供給卻相當充足，就業市場基本上算是處於“資方”說了算市場。
但是，自此以後，我國人口結構開始發生變化。整體看來，我國勞動力人數加速減少。2011年，我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2016年減少349萬人。到2017年勞動力人口已經比上年減少548萬人，佔總人口比重也逐年下降至64.9%。
到2018年，全國勞動就業人口77586萬人，比2017年的77640萬人少，這是1961年以來勞動就業人口的首次下降。
市場勞動就業人口的供給減少了。
就業市場可能就會從“兩條腿的人多得是”轉向“人都到哪裡去了”，勞動力的需求就被凸顯，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大眾對工作條件的要求變得越來越多，招工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價值認知態度轉變
除了供需雙方“量”的天平已經開始重置，“質”的因素也很關鍵。
首先當然是居民的富裕程度提高了。
近年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增長7.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增長8.8%。1978年，這個數字是171元。
富裕階層在崛起。根據波士頓諮詢發佈的《中國消費趨勢報告》，2015-2020年我國富裕人群（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24000元以上的人口）增速最快，複合增速達到16.9%。其次是上層中產階層，即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12500-24000元的人口，2015-2020年上層中產階層人口增速有望達12.3%。
根據福布斯的報告，將家庭可投資資產（不包括自住房產）在100萬-500萬元人民幣的中國高端人群歸為“大眾富裕階層”，中國大眾富裕階層在2017年底超過2000萬人，到2020年，這個數量將突破3000萬。報告中也提到，所謂“大眾富裕階層”亦是一種生活狀態，這類人群在實現小康生活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美好生活品質以及精神生活的豐富。
而且，年輕人擁有財富的比重在提升。在2016年福布斯的調查中，我國大眾富裕階層超過八成人口集中在49歲以下，其中39歲以下的富裕階層人口占總體比例已經超過了五成。
此外，80後開始，改革開放政策給他們帶來相對更優裕的經濟環境，獨生子女政策給他們帶來相對更自我的精神環境。
從中國城市家庭生育子女數量看，1965年這個數字是5.94個，1970年2.88個，2000年已將降至0.94個。加上科技發展帶來的互聯網場景，年輕人更加註重去中心化的價值觀，如平等、包容等，並且更多注重自己的需求，其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騰訊的一項00後調查中顯示，72%的人認為，“比起消費和事業，個人在某領域的深刻見解和成果更能代表自己”。
當然，他們可能也感受到了階層流動性降低帶來的動力弱化，一部分人變得更加“佛系”。
在這樣的價值認知態度轉變下，他們對於一些“工作即一切”的所謂“公司文化”當然會提出異議。
道德綁架究竟是美國大學的淪喪，
還是中國企業家的扭曲？
從我個人觀點來說，工作和生活不應該對立。對待工作的態度需要端正。有什麼樣的付出就有什麼樣的回報。一味追求“事少錢多離家近”和一味強調給你工作就是“恩賜”均不可取。我不認為加班必然不可，亦不認為加班必不可少，但是我反對普遍性、長期性的加班制度，這不僅違反現有國家法規，實質上也體現了相關經營者的任務或項目管理、資源分配能力缺陷，往往是低效率的表現。
當然，各種道德綁架更不可取。現代化企業管理者需要脫離過去的陳舊管理觀念，不能只是在意人為拔高自己的權威，而罔顧現代化公司治理這回事。在一些企業家到了美國紐交所敲完了鍾，並且去往美國無數哥大、明大等頂尖商學院苦苦深造若干次後，讓人驚異的是，他們仍然只是用一種最原始的方式進行公司管理，對男人就是“奉獻了讓你做我兄弟”，對女人就是“奉獻了讓你做鄧文迪”，他們的創業夢想竟然始終停留在終於能夠坐上高位去揮霍別人的青春這一層次。這究竟是美國大學的淪喪，還是中國企業家的扭曲？
自然，一定是有一些人更熱愛工作，願意為工作獻出一切時間乃至生命，這無可厚非。很多獲得巨大成功的人都是一天到晚想著工作的人。但蘋果的庫克工作時間長沒有問題，他不會要求整個公司的員工都通宵達旦，然後看著燈火通明的辦公樓喊口號：“我給了你們奮鬥的機會，你們應該感到幸福和感激。”我們崇拜道德高尚，但要先守好基本價值觀。捨己為人值得嘉獎，但如果所有江邊河邊都守滿了等著救人的人，所有馬路旁都站滿了等著扶老太太過馬路的人，這不是社會之福，是社會出了問題。
進一步說，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玩耍，不但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也是對社會消費和經濟增長的貢獻。
後記
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
有些事，也急不得。
據說，北京種了這麼多楊樹，是有歷史原因的。簡單說，過去資源有限，楊樹好活好長，所以種它。可以想象。當時不可能想到，幾十年後中國有這麼大的變化，人們也變得這麼“嬌氣”和“挑剔”。
現在，有人說，能不能全砍了種新樹？不要以為現在資源沒那麼緊缺了就可以瞎“霍霍”。整治楊樹的工作據說一直都在做，但估計不會那麼快見效，轉型，總要有些耐心。
就像是討論就業市場出現的種種“新跡象”，人們變得“嬌氣”，說明社會發展得好，但發展得好時也要看到其中危機。轉型期，該忍忍也要忍一忍，該爭取也要據理力爭，進步是事實，危機是常態，應從長計議，看到未來。
春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也好，才能看到山頭斜照卻相迎嘛。
長按關注
並附帶官微二維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閱讀更多 人大重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