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留在共和時代的辮子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注意到：“（浙軍）帶著剪刀作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髮的中國人的辮子。……南京人民對浙軍的暴行感到非常憤恨。”同期，在成都、長沙、昆明等地，因軍隊強制剪辮也引發了民眾恐慌，甚至發生了血案。
次級城市及基層鄉村，沒有了革命軍的強迫，剪辮者更少。在雲南騰越，英國駐當地代領事史密斯觀察到：“公眾輿論對革命是冷淡的。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無人響應雲南軍政府限期5天的“剪辮令”。革命軍勢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樣情形——在上虞縣，“自光復後，剪辮者寥寥”，雖經新政府一再勸喻，但“該處人民終觀望不剪”；在嘉興縣，竟有“頑民千人之眾，以反對剪辮為號召”，把積極推動剪辮令的官紳之家搗毀。
1912年前後，多數民眾不願意剪辮子，或許尚有擔憂清廷復辟的考量。畢竟，自清軍入關，強迫民眾“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釀成諸多屠城血案後，辮子的有無即變得相當敏感，成為清廷衡量漢人是否歸順的重要標誌。
不過，下面這些事實，就很難用“擔憂清廷復辟”來解釋了。在安徽，民國成立兩年了，績溪周邊鄉村的留辮者仍極多。1914年，赴美留學的胡適，收到來自家鄉的書信，其中寫道：“吾鄉一帶，自民國成立以後，剪去辮髮者已有十之九，其僻處山陬（如上金山、張家山、寺後十八村，並歙之內東鄉各處），剪髮者只有半數。”
在上海，《申報》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諷本地風俗：“上海地面卻有三樣東西出產的頂多。是別處少有的。……那就是車子（人力車）、辮子、婊子。”在北京，鑑於留辮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會未剪者尚居多數”，1914年7月，內務部不得不再次發佈“剪髮六條”，規定：凡公務員不剪辮者，停止其職務；公立機關僱用之人員不剪辮者，解除僱用關係；車馬伕役不剪辮者，禁止營業。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條辮子未剪。
在山西，1918年閻錫山仍在大力推行“剪髮”政策，派出政治實察員至各縣，逐級追查剪辮情況，縣促區，區促付，村促戶，縣區官員到村蹲點，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辮子才算大致剪完。
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中華全國風俗志》，對各地民眾留辮情況頗多介紹。如河北保定，留辮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開埠雖早，但“蓄辮之惡俗，反較他埠為獨甚。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剪髮者殆居最少數。”
以上事實，也很難被歸因為“生活習慣”。眾所周知，“三朝兩日梳頭，四季衣衫油膩”，乃是留辮之人日常生活中極大的痛苦。1912年，梁實秋的父親給全家人剪辮子，梁非常開心，緣由正是“我們對於這汙髒麻煩的辮子本來就十分厭惡，巴不得把它齊根剪去”。但梁的“二舅爹爹還忍不住泫然流涕”，這眼淚顯然非是為“生活習慣”所流。
緣於歷史的遺忘與扭曲
真正導致民眾不願意剪辮子的原因，乃是“遺忘”與“美化”。
對清初中原民眾而言，腦後的辮子意味著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著“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但當硝煙散盡，政權鼎革已成定局，這段屈辱史，遂被當局用嚴密的文網層層遮蔽了起來。自順治朝始，至乾隆朝終，共興文字獄170餘次，尤以乾隆朝為最，多達130餘次。這些文字獄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滅清初歷史。
按清廷之“定論”，明亡於流賊，清代明而起，消滅流賊，乃是為明報仇。清初貳臣們纂修史料，全部圍繞著這個“定論”展開，對明亡於流賊的史實並不避諱，卻往往止於甲申國變，對之後清軍進入中原及南明諸政權的抗清活動隻字不提。至於明朝遺民所留史料，則成為清廷文字獄掃蕩的重點對象。如彭家屏乃康熙六十年進士，僅因藏書中有記載南明史實者，即父子俱被處死。藏書尚且如此，講授、傳播明清易代的歷史真相，自然更無可能。
明清易代之史實中，“剃髮留辮”最為敏感。故“發”字在清代的使用，也一直處於一種戰戰兢兢的狀態。如常用成語“一髮千鈞”，因容易令人產生聯想——“以千鈞之重來形容一發，似乎是對發政策的不滿”，故清人極力迴避使用。據王森統計，清人花八十餘年所修纂的《明史》，“從頭到尾未曾用過‘一髮千鈞’或‘千鈞一髮’”；《清實錄》裡同樣找不出“千鈞一髮”，僅不慎出現過一次“一髮千鈞”。
字猶如此，“剃髮留辮”的歷史會被遮蔽到何種程度，自不難想象。至晚清時，在一般無知識的普通漢人腦中，自先秦以來漢民族束髮的習俗已少有人知，倒是剃髮留辮屢屢被當成本民族固有的習俗而加以維護——清初不願剃髮者喊出的口號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毀”，清末抗拒剪辮者竟也喊出了同樣的口號。
另據溥儀的洋教師莊士敦講，有些滿人也已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強迫漢人“剃髮留辮”，反認為剃髮留辮本就是漢人習俗，故辛亥時，有滿人割了辮子，以示對“革命”的抗議。莊士敦之言難辨真假，但一般旗人在晚清時，對滿人早期歷史已不甚瞭解，卻是實情。乾隆朝的禁書運動中，“女真”、“建州衛”一類足以引起對滿清早期歷史聯想的字眼，全在摳與刪之列。書籍中沒有建州衛、沒有女真、沒有揚州十日、沒有嘉定三屠……普通人自無法瞭解“辮子”之由來。
章太炎在晚清閱讀通行本《日知錄》，曾驚訝發現其中無任何華夷種族之說，直到“原抄本”出現，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經過官方刪改，民間私人之刪改比官方還徹底，倘“原抄本”佚失，則刪改內容連帶刪改之舉，皆將被徹底遺忘。錢穆生於清末，也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滿人，直到遇上革命黨人錢伯圭做自己的塾師：“伯圭師隨又告餘，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餘驟聞，大驚訝，雲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雲，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
自我審查與心態異化
也不是所有人都遺忘了辮子的由來。清廷文字獄再嚴酷，也不可能杜絕民間所有禁書。事實上，嘉慶之後，文網漸寬，很多康雍乾時代足以導致殺頭族誅的禁書，獲得了重刻的機會。如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曾重刊過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銘這樣的大學者，也有機會通讀《揚州十日記》。及至晚清，革命黨重新發掘清軍入關暴行，將之廣為傳播，以激發“種族意識”，使得辮子所承載的屈辱史，更容易進入讀書看報的知識分子耳目。
知識分子對剪辮這件事的熱情並不高。不但王國維、梁鼎芬、辜鴻銘這樣的名士在共和時代繼續留辮，一般地方士紳甚至為保住自己的辮子不惜與新政權武力相向。如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後，山東都督周自齊派了宣傳員前往昌邑縣勸導民眾剪辮。在縣衙門口舉行的宣講會上，宣傳員公開剪掉了當地兩位鄉紳的辮子。次日，被剪了辮子的鄉紳聚集民眾，公然打殺了二十七名“無辮之人”。這種暴烈反抗的背後，顯然有著某種對“辮子”的強烈認同在其中。
這種認同，實是一種認知的異化。康雍乾文網密佈達百餘年之久，知識分子也於戰戰兢兢中用了百餘年來學習如何自我審查。《讀史方輿紀要》是一本歷史地理工具書，但對明清之際的地理變化，一個字都沒有寫，這是學者的自我審查；內廷劇目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這是演藝界的自我審查；乾隆做皇子時，其史論寫作集中於漢唐宋，而從不涉明清，這是皇室的自我審查；莊廷《明史》案發，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一書的刻板，緊急將“明史”二字挖去，這是出版界的自我審查；孔尚任《桃花扇》裡用流寇代替清軍，李漁《巧團圓》裡把掠奪婦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軍，這是文學界的自我審查。此種現象，不一而足。
1912年6月，梅蘭芳剪掉了自己的辮子。此時，距離清帝下詔退位已過去了4個月；距離民國政府發佈“剪髮令”，已過去了3個月。梅的行動顯然稱不上積極，但相對身邊其他人，卻已可算前衛。比如，為梅管理服裝和處理雜物的“跟包”，無論梅怎麼勸，就是死活不願意剪掉辮子。
梅蘭芳回憶道：“我的跟包大李和聾子，我勸他們剪辮子，怎麼說也講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們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聾子的辮子剪掉。等他醒過來，感覺到腦後光光的，非常懊喪，把個大李嚇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總是臉衝著外睡，好讓我沒法下手。結果，我趁他酣睡的時候，照樣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著眼淚，手裡捧著剪下來的半根辮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訴苦……過了好久，他談起來還認為這對他的身體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在當年是真有這許多想不開的人的。”
梅蘭芳身邊人的情況並非個案，清帝退位了，革命軍政府發起的剪辮運動帶有強制意味，但知識分子、鄉紳和老百姓不肯剪辮子的案例其實很普遍，甚至不乏聚眾暴力抗爭的現象，箇中緣由深究起來實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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