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留在共和时代的辫子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因军队强制剪辫也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
次级城市及基层乡村，没有了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在云南腾越，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无人响应云南军政府限期5天的“剪辫令”。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1912年前后，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毕竟，自清军入关，强迫民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酿成诸多屠城血案后，辫子的有无即变得相当敏感，成为清廷衡量汉人是否归顺的重要标志。
不过，下面这些事实，就很难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了。在安徽，民国成立两年了，绩溪周边乡村的留辫者仍极多。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的书信，其中写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
在上海，《申报》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讽本地风俗：“上海地面却有三样东西出产的顶多。是别处少有的。……那就是车子（人力车）、辫子、婊子。”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用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条辫子未剪。
在山西，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付，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
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
以上事实，也很难被归因为“生活习惯”。众所周知，“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乃是留辫之人日常生活中极大的痛苦。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非常开心，缘由正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但梁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这眼泪显然非是为“生活习惯”所流。
缘于历史的遗忘与扭曲
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乃是“遗忘”与“美化”。
对清初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
按清廷之“定论”，明亡于流贼，清代明而起，消灭流贼，乃是为明报仇。清初贰臣们纂修史料，全部围绕着这个“定论”展开，对明亡于流贼的史实并不避讳，却往往止于甲申国变，对之后清军进入中原及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活动只字不提。至于明朝遗民所留史料，则成为清廷文字狱扫荡的重点对象。如彭家屏乃康熙六十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即父子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
明清易代之史实中，“剃发留辫”最为敏感。故“发”字在清代的使用，也一直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成语“一发千钧”，因容易令人产生联想——“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发政策的不满”，故清人极力回避使用。据王森统计，清人花八十余年所修纂的《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仅不慎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
字犹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至晚清时，在一般无知识的普通汉人脑中，自先秦以来汉民族束发的习俗已少有人知，倒是剃发留辫屡屡被当成本民族固有的习俗而加以维护——清初不愿剃发者喊出的口号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清末抗拒剪辫者竟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
另据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反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割了辫子，以示对“革命”的抗议。庄士敦之言难辨真假，但一般旗人在晚清时，对满人早期历史已不甚了解，却是实情。乾隆朝的禁书运动中，“女真”、“建州卫”一类足以引起对满清早期历史联想的字眼，全在抠与删之列。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自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
章太炎在晚清阅读通行本《日知录》，曾惊讶发现其中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直到“原抄本”出现，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民间私人之删改比官方还彻底，倘“原抄本”佚失，则删改内容连带删改之举，皆将被彻底遗忘。钱穆生于清末，也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直到遇上革命党人钱伯圭做自己的塾师：“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
自我审查与心态异化
也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辫子的由来。清廷文字狱再严酷，也不可能杜绝民间所有禁书。事实上，嘉庆之后，文网渐宽，很多康雍乾时代足以导致杀头族诛的禁书，获得了重刻的机会。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曾重刊过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铭这样的大学者，也有机会通读《扬州十日记》。及至晚清，革命党重新发掘清军入关暴行，将之广为传播，以激发“种族意识”，使得辫子所承载的屈辱史，更容易进入读书看报的知识分子耳目。
知识分子对剪辫这件事的热情并不高。不但王国维、梁鼎芬、辜鸿铭这样的名士在共和时代继续留辫，一般地方士绅甚至为保住自己的辫子不惜与新政权武力相向。如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这种暴烈反抗的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
这种认同，实是一种认知的异化。康雍乾文网密布达百余年之久，知识分子也于战战兢兢中用了百余年来学习如何自我审查。《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历史地理工具书，但对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一个字都没有写，这是学者的自我审查；内廷剧目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这是演艺界的自我审查；乾隆做皇子时，其史论写作集中于汉唐宋，而从不涉明清，这是皇室的自我审查；庄廷《明史》案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刻板，紧急将“明史”二字挖去，这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孔尚任《桃花扇》里用流寇代替清军，李渔《巧团圆》里把掠夺妇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军，这是文学界的自我审查。此种现象，不一而足。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清帝下诏退位已过去了4个月；距离民国政府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其他人，却已可算前卫。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
梅兰芳回忆道：“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梅兰芳身边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清帝退位了，革命军政府发起的剪辫运动带有强制意味，但知识分子、乡绅和老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其实很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暴力抗争的现象，个中缘由深究起来实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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