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沅陵地名作微觀考察，除前述的“溪”外，一個用得最多的名稱即為“坪”。在2005年撤區並鄉前，沅陵52個鄉鎮，其中有15個鄉鎮以“坪”命名，而五百多個行政村中，以“坪”命名也上百個。因此，全面認識“坪”，與“山”“河”“溪”的認識一樣，會加深對沅陵自然地理和政治、文化地緣的瞭解。
《現代漢語詞典》對“坪”的解釋為：“平地，主要指山區或黃土高原的平地，多用作地名”。談及“平地”，一般還會聯想另一概念“平原”，詞典的解釋為：“起伏極小、海拔較低的廣大平地”。將兩者一比較，“坪”“平”的準確含義及其差別就顯現出來。大平原為“平”，小塊坪地為“坪”、尤指山中之“平”。黃土高原由於雨水沖刷，形成了萬千溝壑，如山區一樣，中間形成無數小塊平地。英語的“坪”與“平”分別用不同詞語表示，容易區分。漢語則用字的自身屈折變化表示，即在“平”邊加上一個“土”，而讀音相同，在有聲語言中不易區分，湊巧漢語還有同音同源同義的特點。
沅陵地域中的“坪”都在溪河谷地，絕不例外，如荔溪流域的原用坪鄉、坳坪鄉、池坪鄉；蘭溪流域的張家坪；怡溪流域的杜家坪；酉水流域的棋坪、清水坪、落鶴坪；深溪流域的楓香坪、軍大坪、筒車坪；硃紅溪流域的大合坪、洛坪；洞溪流域的七甲坪、蠶忙坪等。沅陵地域也因此分成幾大“坪”的集群：沅陵鎮集群；麻溪鋪鎮集群；涼水井鎮集群；官莊鎮集群；二酉鄉集群；借母溪鄉集群；北溶鄉集群；七甲坪鎮集群。在沅陵，“坪”“溪”幾乎是一對夫妻般的親緣關係，如民間所說：“有溪必有坪，有坪必有溪”。從造字的角度看，應該是先有“平”後有“坪”，五千年以來的文明的進程，也大致是這樣。而在5000年前的古代則可能相反，溪河谷地的“坪”依山傍水，進可“攻”，退可“守”，為人類生存的最佳地方。上述沅陵為數眾多的“坪”，在古代至少是部落聚居點，有些大一點的甚至是三苗或百濮之一的國都，舉國聞名的黔中郡城遺址、二酉洞、盤古洞等都在依山傍水的“坪”上或“坪”邊。因此“坪”可能比“平”有更悠久的歷史。酉水之“坪”的跳香，洞溪之“坪”的儺戲，就是非物質文化方面的有力證據。
“坪”應該是人類從採集、狩獵向捕魚、種植農業轉移的平臺。雪峰、武陵兩山區域，溫度適當，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可食動植物種類豐富，適合早期人類生活。即使在冰川時代，冰川在峽谷中運動，也不影響山峰上人類的生存。冰川結束後，溪河重現，人們紛紛下山，定居於“坪”，漁業、農業成為主業，採集和狩獵退位為副業，澧水、沅水岸邊發現5000—10000年間的稻穀遺存，就證明了這一點。
“坪”由溪河谷地自然之“坪”，逐漸轉變為地緣政治的行政管理層級之“坪”。沅陵之“坪”一般涉及行政或準行政管理層級的村、鄉（鎮）二級，有許多地方雖在溪邊，但其實無“坪”，也以“坪”命名，實際上是指政治地緣座標上的一個點。一論及“坪”，人們馬上會意識到那裡至少是一個居民聚落點或一個村級組織所在地。分散的農耕經濟下的中國鄉村各地，向來就有地名的姓氏命名法，作為山區的沅陵乃至湘西，將這種命名法推向及其細微的地步
：姓＋家＋組（山、坡、嶺、溶、坪等）。例如：張家山（坡、嶺、溶、坪），前面的小地方一般適用為“組”級，“坪”則為村、鄉級，且更具行政管理層級色彩。因此，在1949年以前的私有制社會時期，沅陵社會有這樣一種社會學推理方式：有“坪”必有田，有田必有財，有財必有主。一些地主、紳士以上級別的大戶人家，一般都生活在“坪”裡；一些文化建築遺存，也都在“坪”裡或相距不遠。例如張家坪的“文昌閣”，坳坪的窨子屋群；用坪的金華山寺、貞潔牌坊等。
“坪”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坪上有田、有財、有地主、有紳士（以秀才為主）等，這些人大多是數代相傳或創業而成的，相對而言，具有進化優選遺留物的優秀素質。他們的後代，加上相對積聚的財力，於是便為人才成長提供條件。柳林汊喬子坪，就培養出沅陵史上本土級別最高的科舉進士馮錫仁，任職清政府朝廷，官至正三品(副軍級)。太常鄉白羊坪就撫育出修承浩這位中舉為官至道尹、廳長（正師級）然後衣錦還鄉的開明紳士。酉水流域的烏宿、棋坪、落鶴坪，一般被認為是落後的“苗”鄉，但他們卻興師重教，培養出許多教授、學者類的讀書人。清水坪則要與“舒安卿”“張平”兩個人名脫不了干係：前者先在湘西靖國軍中任旅長，後從清水坪出發奔赴抗日前線與日軍血戰，帶著滿身傷痕回家，終老清水坪；後者為前者義子，在清水坪從小跟著“拜師學藝”，居然不走正道，成為威震民國的十大土匪，而人民解放軍的兩個團的兵力，就以清水坪為前敵陣營，拉開了剿滅張平匪股的帷幕。落鶴坪當然會讓人想起大名鼎鼎的陳復初和陳子賢父子，前者為辛亥名將和有功之臣，後者曾任民國沅陵縣縣長，由於誤上國民黨的反革命戰車，任暫三師師長，最後在1950年被鎮壓。涼水井鎮楓香坪邊的周家衝就出了個周佛海，如果不是後半生走政治彎路，那還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但今天“坪”地實際狀況中更多、更常見的情形是：鄉鎮級“坪”主多為上級從異地派來，村級“坪”主則按民主選舉規則由本地人擔任，權力和利益的縱橫分割，使得“坪”內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很難集中和恰到好處地用於人才培植和公益事業，除上面轉移支付要求的辦學、修路和救災等項目外，其他一切能省的就都省了；承包制下的農耕經濟中的人們，常常處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是極難為人才的培植創造條件的。卷軼浩繁的《四庫全書》中居然無一本沅陵人或湘西人的著作、一篇文章甚至一個字，而安徽貴池人郎遂所撰《杏花村志》都被選入欽定《四庫全書》；一千多年的科舉考試中沒有一個沅陵人或湘西人的狀元，這都姑且不論，而沅陵人的進士數居然都鳳毛麟角、屈指可數，則就不得不令人汗顏幾分了。根本原因是什麼？研究生應星在其碩士學位論文《社會支配關係與科場場域的變遷》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幾千年的中國科舉制度，“構成平民進入科場的主要障礙是起始經濟資本的匱缺。”馮錫仁、修承浩和周佛海的讀書為仕經歷剛好是三個典型例證。
在農耕條件與湘東地區相差無幾的情況下，人才湧現的數量和級別竟大相徑庭，這不能不成為沅陵“坪”地人們需要十分深思的事情。一百年前，周佛海母親作為一個破落下級官員的遺孀，居然為周佛海這樣一個山村學子留學東洋提供條件，這令一百年後今天的“坪”級甚至“城”級官員們都膛目結舌。他們無奈地、世襲般地為子女在機關單位裡謀一個鐵飯碗後，一切就高枕無憂了。人生遊戲規則中好像沒有必須送子留洋這一條，況且留洋費一次性地就要幾十萬，全民所有制下吃定餐糧的公幹人員，是不能擁有這“來歷不明財產”的，也不可能有如此數額巨大的現金財產,於是資源的匱乏、分散或悶死，導致無法用於人才培植，人才的脫穎就成為“坪”中可能性極低的事情。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的人們，顯然要關注這種狀況的持續時間，於是在此要演繹或昇華一下這個問題的討論。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將中國的傳統社會概括為“鄉土社會”，這“鄉土社會”中“鄉村裡的人口似乎是附著在土上的，一代一代下去不太有變動”，因而是一種“沒有陌生人的社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文），這“陌生”的含義之一就是人們很少走出去，當然是很難走出去。如果說“井田制”是一種人為的社會制度，統治階級用以均衡社會格局從而有利自己以賦稅方式坐享“最惠國待遇”，那麼“坪田制”則是自然之手捏就的均衡制的產物。“坪田制”造就了一個個雞犬相聞但沒有關聯的各自封閉的鄉土社會，如果不改變它，“坪田制”下的人們就極少有可能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進入國家主流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似乎早就證明了這一點。敏銳的研究農業經濟及其基礎之上社會狀況的學者們論到：在以土地為核心財產的繼承上，多人平均繼承比一人單獨繼承弊病更多、更大，因為不利於土地的集約經營。在這個背景下看沅陵、看五溪、看湘西，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漫長的上古時代沒有文字、軍隊、城池乃至國家的殘酷的史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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