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沅陵地名作微观考察，除前述的“溪”外，一个用得最多的名称即为“坪”。在2005年撤区并乡前，沅陵52个乡镇，其中有15个乡镇以“坪”命名，而五百多个行政村中，以“坪”命名也上百个。因此，全面认识“坪”，与“山”“河”“溪”的认识一样，会加深对沅陵自然地理和政治、文化地缘的了解。
《现代汉语词典》对“坪”的解释为：“平地，主要指山区或黄土高原的平地，多用作地名”。谈及“平地”，一般还会联想另一概念“平原”，词典的解释为：“起伏极小、海拔较低的广大平地”。将两者一比较，“坪”“平”的准确含义及其差别就显现出来。大平原为“平”，小块坪地为“坪”、尤指山中之“平”。黄土高原由于雨水冲刷，形成了万千沟壑，如山区一样，中间形成无数小块平地。英语的“坪”与“平”分别用不同词语表示，容易区分。汉语则用字的自身屈折变化表示，即在“平”边加上一个“土”，而读音相同，在有声语言中不易区分，凑巧汉语还有同音同源同义的特点。
沅陵地域中的“坪”都在溪河谷地，绝不例外，如荔溪流域的原用坪乡、坳坪乡、池坪乡；兰溪流域的张家坪；怡溪流域的杜家坪；酉水流域的棋坪、清水坪、落鹤坪；深溪流域的枫香坪、军大坪、筒车坪；朱红溪流域的大合坪、洛坪；洞溪流域的七甲坪、蚕忙坪等。沅陵地域也因此分成几大“坪”的集群：沅陵镇集群；麻溪铺镇集群；凉水井镇集群；官庄镇集群；二酉乡集群；借母溪乡集群；北溶乡集群；七甲坪镇集群。在沅陵，“坪”“溪”几乎是一对夫妻般的亲缘关系，如民间所说：“有溪必有坪，有坪必有溪”。从造字的角度看，应该是先有“平”后有“坪”，五千年以来的文明的进程，也大致是这样。而在5000年前的古代则可能相反，溪河谷地的“坪”依山傍水，进可“攻”，退可“守”，为人类生存的最佳地方。上述沅陵为数众多的“坪”，在古代至少是部落聚居点，有些大一点的甚至是三苗或百濮之一的国都，举国闻名的黔中郡城遗址、二酉洞、盘古洞等都在依山傍水的“坪”上或“坪”边。因此“坪”可能比“平”有更悠久的历史。酉水之“坪”的跳香，洞溪之“坪”的傩戏，就是非物质文化方面的有力证据。
“坪”应该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向捕鱼、种植农业转移的平台。雪峰、武陵两山区域，温度适当，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可食动植物种类丰富，适合早期人类生活。即使在冰川时代，冰川在峡谷中运动，也不影响山峰上人类的生存。冰川结束后，溪河重现，人们纷纷下山，定居于“坪”，渔业、农业成为主业，采集和狩猎退位为副业，澧水、沅水岸边发现5000—10000年间的稻谷遗存，就证明了这一点。
“坪”由溪河谷地自然之“坪”，逐渐转变为地缘政治的行政管理层级之“坪”。沅陵之“坪”一般涉及行政或准行政管理层级的村、乡（镇）二级，有许多地方虽在溪边，但其实无“坪”，也以“坪”命名，实际上是指政治地缘坐标上的一个点。一论及“坪”，人们马上会意识到那里至少是一个居民聚落点或一个村级组织所在地。分散的农耕经济下的中国乡村各地，向来就有地名的姓氏命名法，作为山区的沅陵乃至湘西，将这种命名法推向及其细微的地步
：姓＋家＋组（山、坡、岭、溶、坪等）。例如：张家山（坡、岭、溶、坪），前面的小地方一般适用为“组”级，“坪”则为村、乡级，且更具行政管理层级色彩。因此，在1949年以前的私有制社会时期，沅陵社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学推理方式：有“坪”必有田，有田必有财，有财必有主。一些地主、绅士以上级别的大户人家，一般都生活在“坪”里；一些文化建筑遗存，也都在“坪”里或相距不远。例如张家坪的“文昌阁”，坳坪的窨子屋群；用坪的金华山寺、贞洁牌坊等。
“坪”也是出人才的地方。坪上有田、有财、有地主、有绅士（以秀才为主）等，这些人大多是数代相传或创业而成的，相对而言，具有进化优选遗留物的优秀素质。他们的后代，加上相对积聚的财力，于是便为人才成长提供条件。柳林汊乔子坪，就培养出沅陵史上本土级别最高的科举进士冯锡仁，任职清政府朝廷，官至正三品(副军级)。太常乡白羊坪就抚育出修承浩这位中举为官至道尹、厅长（正师级）然后衣锦还乡的开明绅士。酉水流域的乌宿、棋坪、落鹤坪，一般被认为是落后的“苗”乡，但他们却兴师重教，培养出许多教授、学者类的读书人。清水坪则要与“舒安卿”“张平”两个人名脱不了干系：前者先在湘西靖国军中任旅长，后从清水坪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带着满身伤痕回家，终老清水坪；后者为前者义子，在清水坪从小跟着“拜师学艺”，居然不走正道，成为威震民国的十大土匪，而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团的兵力，就以清水坪为前敌阵营，拉开了剿灭张平匪股的帷幕。落鹤坪当然会让人想起大名鼎鼎的陈复初和陈子贤父子，前者为辛亥名将和有功之臣，后者曾任民国沅陵县县长，由于误上国民党的反革命战车，任暂三师师长，最后在1950年被镇压。凉水井镇枫香坪边的周家冲就出了个周佛海，如果不是后半生走政治弯路，那还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今天“坪”地实际状况中更多、更常见的情形是：乡镇级“坪”主多为上级从异地派来，村级“坪”主则按民主选举规则由本地人担任，权力和利益的纵横分割，使得“坪”内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很难集中和恰到好处地用于人才培植和公益事业，除上面转移支付要求的办学、修路和救灾等项目外，其他一切能省的就都省了；承包制下的农耕经济中的人们，常常处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极难为人才的培植创造条件的。卷轶浩繁的《四库全书》中居然无一本沅陵人或湘西人的著作、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而安徽贵池人郎遂所撰《杏花村志》都被选入钦定《四库全书》；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没有一个沅陵人或湘西人的状元，这都姑且不论，而沅陵人的进士数居然都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则就不得不令人汗颜几分了。根本原因是什么？研究生应星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构成平民进入科场的主要障碍是起始经济资本的匮缺。”冯锡仁、修承浩和周佛海的读书为仕经历刚好是三个典型例证。
在农耕条件与湘东地区相差无几的情况下，人才涌现的数量和级别竟大相径庭，这不能不成为沅陵“坪”地人们需要十分深思的事情。一百年前，周佛海母亲作为一个破落下级官员的遗孀，居然为周佛海这样一个山村学子留学东洋提供条件，这令一百年后今天的“坪”级甚至“城”级官员们都膛目结舌。他们无奈地、世袭般地为子女在机关单位里谋一个铁饭碗后，一切就高枕无忧了。人生游戏规则中好像没有必须送子留洋这一条，况且留洋费一次性地就要几十万，全民所有制下吃定餐粮的公干人员，是不能拥有这“来历不明财产”的，也不可能有如此数额巨大的现金财产,于是资源的匮乏、分散或闷死，导致无法用于人才培植，人才的脱颖就成为“坪”中可能性极低的事情。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人们，显然要关注这种状况的持续时间，于是在此要演绎或升华一下这个问题的讨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国的传统社会概括为“乡土社会”，这“乡土社会”中“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下去不太有变动”，因而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一文），这“陌生”的含义之一就是人们很少走出去，当然是很难走出去。如果说“井田制”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制度，统治阶级用以均衡社会格局从而有利自己以赋税方式坐享“最惠国待遇”，那么“坪田制”则是自然之手捏就的均衡制的产物。“坪田制”造就了一个个鸡犬相闻但没有关联的各自封闭的乡土社会，如果不改变它，“坪田制”下的人们就极少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入国家主流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似乎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敏锐的研究农业经济及其基础之上社会状况的学者们论到：在以土地为核心财产的继承上，多人平均继承比一人单独继承弊病更多、更大，因为不利于土地的集约经营。在这个背景下看沅陵、看五溪、看湘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漫长的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军队、城池乃至国家的残酷的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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