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兴衰荣辱都必然是其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问题。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绝不是由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所导致，而是之前李唐王朝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运行下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持续三百余年的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五胡乱华和两脚羊的人间惨剧。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隋文帝杨坚重新一统天下中国人口由5007万锐减至1200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不意味着减少的人口全部死亡了，也有的是沦为流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统计，但大量流民的涌现依然是国家动荡不安的表现。隋统一南北后也曾开创开皇之治，新生人口和重新纳入国家户籍编制的流民使中国人口恢复到4612万，遗憾的是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经过隋末混战中国人口又减少到1251万。
李唐取代隋朝后调整了隋朝滥用民力的政策，转而轻徭薄赋，但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上仍大体延续之前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所创立的租庸调制、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恢复，李唐王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无论国家府库或是百姓家的粮仓都日渐充实，人口开始稳步增长。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问题开始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农民，土地问题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谓国之大事。唐初延续自北魏以来确立的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并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贵族人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而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或流亡后出现大量抛荒的无主土地的基础上，国家把这些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以减免赋税的方式鼓励他们开荒种粮。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国家手中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在民间伴随着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均田制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唐初实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恰恰就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府兵制实际上是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它直接立足于基层，在各地设立仪同府专门负责士兵的征发、动员和训练，兵源来自那些勤劳耕稼品质优异身材矫健的农家子弟。府兵制和均田制是一体的：接受了国家封赏的田地就有为国出征的义务，这些农家子弟平时务农，利用农闲时间训练，战时则被征发为兵。一旦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中央政府握有对军府的绝对控制权，而领兵将帅无握兵之重。随着均田制日益难以为继，再为国出征就不能得到国家封赏的土地了，当然拿不出实际利益的政府也可以通过颁发勋章等激励军人荣誉的手段激励士兵，可长期给士兵们许诺空头支票而迟迟不能兑现，久而久之人们开始逃避兵役，社会上开始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雍容华贵的盛世王朝却悄悄潜伏下了尚武精神军人荣誉失落的种子。
当然尚武精神军人荣誉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两日的事，早在初唐时期大唐王朝就征服了东西突厥、朝鲜半岛等地，东起朝鲜半岛经东北、漠北直到今天的整个中亚地区都在大唐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我们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先人开创的赫赫武功，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唐朝其实四面皆敌：在西部同吐蕃和阿拉伯帝国对峙，在北部同突厥复国势力相持，在东北和新罗、倭国以及新兴的渤海国有争执，在南部需要防备新兴的南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已无法满足唐朝多线作战的需求，于是在唐军之中逐渐出现了除府兵之外的另一类型的部队——兵募。所谓兵募是指经皇帝下令后由地方官府根据诏书临时征募的军人，他们属于临时的义务兵，通常事毕后即行解散。早在府兵制比较完备的太宗与高宗时期的战争中就已有大量兵募参加：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李世民征高句丽、龙朔元年唐高宗再征高句丽、调露元年征突厥、武则天平徐敬业等军事行动中均有兵募参加。
随着府兵制的日渐消亡朝廷在军事行动上也越来越倚重于兵募。由于边疆战事的巨大消耗，兵募的选取原则已由原来的“财均者取富，力均者取强，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变成了强制征发，与此同时兵募由以往的常事毕即行解散逐渐演变为需要长期戍守军镇，结果兵募也和府兵一样开始“逃亡甚众”。开元二十五年（738年）唐玄宗李隆基终于做出实质性变革——以往的兵募属于临时募集，待遇微薄，然而随着边疆形势的发展却一再被征发强留，有鉴于此李隆基索性抛弃自北魏延续至唐初的府兵制，而改行募兵制。所谓募兵制就是招募职业军人取代以前兵农合一的府兵，为了提高军事效率李唐王朝开始放权给领兵将帅，后来唐朝的军事制度逐渐演变为节度使制度。李唐王朝的节度使权力极其之大：上马管兵，下马管民。节度使不仅有权自行调度兵马、委任将帅，还有权干涉节度使辖区内的财政和民政工作。自古以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有两样权力是必须操之于手的：一为兵权，二为财权。现在节度使手中公然掌握着一支拥有自己独立财政体系而不需要朝廷拨款的军队，这对朝廷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却沉浸在自己所开创的开元盛世的迷梦中，此刻他正忙着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变成自己的贵妃，丝毫没意识到节度使制度对他的帝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允许某些节度使同时身兼几个节度使辖区并长期在位而从不进行调动。
事实上节度使的设立并非始于唐玄宗李隆基，而是始于他的父皇唐睿宗，不过真正使节度使制度得以明确化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的正是李隆基：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唐朝设置了第一个节度使辖区——掌控兵力7.3万人的河西节度使，驻地为凉州（今甘肃武威）。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设置了掌控5.5万军队的河东节度使，驻地为太原。同年设置了掌控2万兵力的北庭节度使，驻地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开元元年（713年）设置了掌控9.1万兵力的范阳节度使，驻地为幽州（今北京）。开元二年（714年）设置了掌控7.5万兵力的陇右节度使，驻地为鄯州（今青海乐都）。开元六年（718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安西节度使，驻地为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开元七年（719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剑南节度使，驻地为成都。开元九年（721年）设置了掌控6.5万兵力的朔方节度使，驻地为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天宝元年（742年）设置了掌控3.8万兵力的平卢节度使，驻地为营州（今辽宁锦州市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岭南节度使，驻地为广州。至此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十大节度使全部形成完毕，其中佣兵最多的是范阳节度使。不过这是单纯就各节度使辖区而言，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说的有的节度使是兼领几个辖区的：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就任的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王忠嗣合计拥兵27万左右；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拥兵18万多；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拥兵15万左右。当然各节度使辖区的兵力也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
如果单从数量上还不能完全看出这些地方节度使的实力水平，因为兵不贵多而贵精。事实上这时地方节度使手中的部队不仅仅只是数量上急剧膨胀，与此同时战斗力也极其彪悍，这主要是因为节度使本身就肩负为国家镇守边境之职责，因此在长期的边疆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相比之下中央直接掌控的军力正在急剧衰退：宿卫长安的彍骑起初数量为13万，到天宝元年（742年）已只剩6万。数量减少的同时质量也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京师卫戍部队的军官子弟长期养尊处优，府库中的铠甲兵器任其腐朽而无人问津。至此唐朝全国的军事布防态势已形成极度危险的外重内轻局面：边防军已占全国正规军总人数的80%以上且战斗力彪悍，内地军队却是久疏战阵、缺乏训练的疲弱之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地方节度使手中掌握的边防军相比朝廷掌握的中央军都已占据上风并且边防军的优势还在持续扩大。这时只要地方节度使中出现一个心怀异志的野心家就能掀起一场滔天大祸，而安禄山恰恰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安史之乱使中国人口由九百万户锐减到二百万户，当然减少的人口不一定全都死了，也有一部分是在战乱中成为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但不管导致人口锐减的因素中具体有多少死者和多少成为流民者，至少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动荡。长安、洛阳都因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日渐衰败，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导致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由于唐军主力忙于应对叛乱而导致西域逐渐被吐蕃、大食等国占据，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已成为李唐王朝的政治常态。然而这场动乱尽管直接导致李唐王朝由盛转衰，却并未导致李唐王朝的灭亡，那么为什么声势浩大的安史之乱最终并没摧毁李唐王朝呢？
其实安史之乱的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导致其失败的最关键原因不在于作为对手存在的唐军，而在于安史叛军内部。别看安史叛军看似声势浩大，然而却没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充其量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安史叛军在攻陷东都洛阳后被唐军阻击在潼关之下，当时安史叛军需要分兵把守此前已攻陷的各地，因此在潼关前线只有2万人马，然而驻守潼关的却是唐军名将哥舒翰率领的20万大军。安禄山一看这形势气得大骂手下：“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这时他的手下是如何宽解他呢？结果他们上来就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而安禄山听到这话的反应居然是大喜。合着他起兵从一开始就已计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这咋看都不像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什么样的领导就能带出什么样的下属，可以说安禄山带领下的叛军集团就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事实上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唐朝政府军早已未经战阵，在军事实力上是难以与如狼似虎的叛军争锋的，这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令安禄山一度心烦意乱的潼关之战最终竟以20万唐军败于2万叛军告终。然而在具体战场上一再失利的唐王朝却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占据着战略优势——唐军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意图，在政治上占据着民心大义，在经济上仍牢牢控制着富庶的江南和巴蜀；反观叛军方面真把自己当土匪了，以致于所过之处就是忙着抢东西，然后就往范阳老家运，叛军似乎从来没想过如何持续稳固地经略已占领的地区，因此也始终没能在占领区建立稳固的统治，当地百姓无不对叛军恨之入骨。可以说尽管就战术层面而言：叛军几乎在每次具体战役中都能战胜唐军，但就战争潜力而言：唐军具有更大的优势，一旦战事持久僵持下去只会使唐军的优势表现得更明显。
尽管叛军的失败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这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叛军的劣势更快暴露了出来——安禄山病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这也不完全算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据史书记载：安禄山的体重高达350斤，而唐朝的350尽换算成今天的标准大约是400斤左右，以致于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居然到五十多岁才病发。他这病一发作起来那可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一时间安禄山浑身上下都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而此时距离他起兵造反仅仅只过去了一年多。
安禄山是一个严酷暴虐的人，哪怕对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手下也都是如此。生病后的安禄山就更加变本加厉了：连辅佐他起兵的肱骨之臣严庄和近侍李猪儿等人也都遭到鞭打，一时间叛军内部对安禄山敢怒不敢言。偏偏这时安禄山又还动了废立太子安庆绪的念头，结果安庆绪勾结严庄、李猪儿等人先下手为强。尽管作为对手的李唐皇室也发生了太子李亨架空父皇李隆基的马嵬坡之变，但李唐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最终实现了权力的妥协，忠于李唐王朝的各路人马得以一致抗击叛军。然而安史叛军却没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传统：安庆绪不仅终结了老爹的政治生命，更是把老爹直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双目失明的安禄山根本没发现刺客已来到身边，直到被刀刺入腹部后才在剧烈的疼痛之下声嘶力竭地嚎叫道：”快来人呢！这是家贼作乱呀！”不过根本没人理他，于是安禄山就这样死了。
相比唐玄宗李隆基和唐肃宗李亨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接而言：安禄山之死对安史叛军造成了巨大影响——安史叛军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并没形成明确的君臣理念。在各路叛军大将眼中安庆绪不过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本就没多少敬畏之心，再加之安庆绪的弑父篡权之举缺乏法统地位，于是各路叛军大将都各自在心里盘算起自己的小九九。这时的安史叛军实际上已分裂为洛阳和范阳两个权力中心：洛阳的权力中心控制在安庆绪手中，而留守在叛军老巢范阳的是叛军大将史思明。由于叛军长期以来将从各地搜刮的物资财宝都囤积在范阳，同时范阳又远离主战场，于是渐渐地范阳集团的实力超过了洛阳集团。公元758年唐军集中优势兵力对盘踞在洛阳的安庆绪发起进攻，这时各路叛军大将几乎都选择了按兵不动，安庆绪被迫逃到邺城。这时史思明发兵击退了唐军，不过这对安庆绪而言并非什么好事，因为占领了邺城的史思明直接把他宰了。
安庆绪杀安禄山使叛军内部的分裂状态呈现出明显化的迹象，而史思明杀安庆绪又导致了叛军内部的第二次分裂。参照历史上权臣篡位的惯例：史思明本来应当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待时机成熟再行篡位。哪怕壮壮样子也要走个流程，然而什么政治流程之类的在史思明这儿都没当回事，这再次印证了我在上文的论断：叛军就是一群没任何战略目标和政治色彩的乌合之众，但凡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内部的分裂。然而安史叛军的分裂并未就此结束：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动了废立太子的念头，于是历史再次重演——史思明的太子史朝义在761年春先下手为强干掉史思明。史思明死后叛军系统勉强接受史朝义作为他们的新主子，但实际上这时叛军内部各路人马都已是各自为政。尽管就叛军整体战斗力而言仍强于唐军，但具体到每一小股叛军身上就是另一个概念了。李唐王朝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适时推出“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的政策——死活盯着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最终众叛亲离无路可走的史朝义以自缢的方式终结了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然而那些按兵不动的叛军将领们随即接受了李唐王朝的改编，于是他们在换了一身马甲之后继续关起门来当自己的土皇帝、山大王。尽管安史之乱被平定了，然而藩镇割据的现象就此形成，李唐王朝日渐由盛转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李唐王朝后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在此之后李唐王朝仍得以维持150年左右的统治。之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支撑150年之久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用江南赋税供养神策军以威慑地方，再说得具体点就是江南的赋税收入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经济基础；而神策军则成为了安史之乱后支撑唐王朝的军事支柱。
安史之乱后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在内的北方大地惨遭荼毒，在此之前北方地区的人口多于南方，经济上也更加富裕，然而安史之乱中大量北方流民为躲避战火和饥荒而逃亡南方，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晚唐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已是依赖于江南和四川地区，由于安史之乱并没波及到这些地区，于是出现了韩愈口中所谓的“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通过大运河可以把南方的钱粮直接运输到北方，江南赋税以及运河的畅通对李唐朝廷的重要性在唐德宗时期得到了绝佳的验证——当唐德宗有一次得知江南的粮食运到长安后竟兴奋地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江南的粮食到了，咱们父子俩得救了！”既然江南的粮食赋税对朝廷如此重要，那么唐王朝自然要加强对江南赋税的管理，由此启动了以管理江南赋税为核心的中晚唐财税制度改革序幕：其实早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时宰相第五琦就曾通过超发货币、专卖食盐等办法解决军费问题，但这种饮鸩止渴的理财手段副作用极大。到了代宗朝杰出的理财家刘晏将第五琦食盐专卖法中政府全面垄断购、运、销的模式改为发放运销许可证，盐商从国家获得运销许可证后即可参与食盐贸易，而盐商出于逐利性天然比政府垄断食盐购、运、销的模式更具有效率。与此同时刘晏通过建立常平仓收购粮食的办法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在灾年则开发常平仓赈济灾民以稳定民心。刘晏理财的重点在于疏通运河、督造漕船：他曾以市场价10倍的工钱聘请造船工人，在当时朝廷财政紧张的状态下此举曾饱受争议，然而刘晏给出了自己的逻辑：只有让具体经办者捞足了好处才会将国家的漕船造得结实，我们现在看似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可在将来可以大大节省漕船的维护成本。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刘晏的判断，不过刘晏这一系列措施主要集中在治标层面，并没对唐朝的财税制度进行变革。到了德宗朝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也对促进税负公平、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两税法”颁布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年间就有了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这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两。
安史之乱的平定并非单纯依赖于唐王朝的中央军，事实上地方藩镇节度使中也有相当部分忠于李唐王朝者参与到平叛过程中，与此同时安史叛军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杀史思明。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平定与其说是唐王朝消灭了安史叛军不如说是安史叛军内部的分化瓦解使唐王朝得以集中精力消灭史朝义这一核心叛乱人物，这时有相当多的叛军将领实际上是作壁上观。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唐王朝其实是无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不过藩镇倒也不完全是和朝廷处于对立关系的——中晚唐的藩镇势力大致分为四类：范阳、成德、魏博河北三镇是直接由名义上归顺朝廷的安史叛军余部演变而来，所以是对朝廷最不恭顺的；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主要是负责震慑河北三镇的；西北藩镇则多为防备吐蕃、回鹘等外族势力的；江南藩镇在所有藩镇势力中是最弱的，他们无力挑战朝廷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为朝廷收缴赋税的角色。在这四类藩镇中西北、江南的藩镇基本上对朝廷不具有威胁性，山东、河南地区的藩镇尽管是为震慑河北三镇而存在的，但他们往往在朝廷和河北三镇之间首鼠两端以尽可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具备一定的威胁，当然威胁最大的还是河北三镇。李唐朝廷为应对来自河北三镇以及首鼠两端叛服不定的山东、河南等地的藩镇一方面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令其彼此牵制，另一方面重整中央禁军——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禁军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沿袭自北周、隋以来的府兵十二卫，二是自高祖李渊晋阳起兵的老班底中选拔出来的元从禁军经历次扩编发展而来的龙武军。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老牌禁军战绩不佳，反而上演了逼迫唐玄宗缢杀杨贵妃法马嵬哗变，与此同时一支原来驻守在帝国西部边疆的野战部队日益进入朝廷的视野——这支部队叫做神策军，本来是盛唐时期防御吐蕃的边防野战部队，安史之乱爆发后东调平叛。唐代宗时期吐蕃利用唐朝刚平定安史之乱后的虚弱局面占领长安，迫使唐代宗出逃，这时神策军扮演起扈从护卫的角色。唐代宗重返长安后对神策军进行大力扩编，使之发展成为一支十几万人的部队，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抗击吐蕃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在战火的历练下涌现出大批名将，士兵的训练素质和装备水平也优于其他部队。这支军队除了镇守京师外还以八镇为主要基地出屯京畿和关内广大地区。神策军与唐前期单纯负责宿卫的禁军相比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兼备宿卫和征伐双重职能的国家常备军，这支部队的存在对地方武人的觊觎之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唐文宗时期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曾这样总结道：“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除了直接受命于中央的神策军之外，那些效忠于朝廷的藩镇的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德宗朝的镇海军节度使、《五牛图》作者韩滉就能组织起一直由精锐弓箭手组成的护航部队保护住关中运送物资的漕船安全通过其他藩镇的辖区。
唐朝后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神策军坐镇中央、服从于朝廷的藩镇戍守地方、通过大运河将江南赋税转运到朝廷控制区以供养神策军的经济和军事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晚唐还是出了几位强势打压藩镇的雄主：唐代宗李豫在收复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后改革漕运、盐价、粮价等，初步稳定了社会局面。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尽管在打击藩镇上并无建树，但一方面于内治上锐意改革，一方面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元和元年（806年）刚继位的唐宪宗李纯就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随邓节度使李愬发动雪夜奇袭攻下蔡州，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发动的叛乱。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遣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发动的叛乱。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然而宪宗驾崩后唐朝连续出现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两代荒于朝政的君主，他们在位期间不仅一度被宪宗打压下去的藩镇势力死灰复燃，宦官干政的现象也愈演愈烈，以致于发展到宦官可以执掌皇帝的废立乃至弑君的地步。唐敬宗李湛之弟唐文宗李昂继位时放宫女三千余人出宫，又放五坊鹰犬，减省冗员，颇有一番励精图治的雄心，然而由于操之过急导致自己企图诛杀宦官的计划泄露，结果宦官势力发动政变将其软禁。之后唐朝又一度出现过唐武宗李炎的会昌中兴、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平定泽潞镇、击败回鹘乌介可汗、收复河湟、平定安南。然而宣宗李忱驾崩后的唐懿宗李漼、唐僖李儇都沉迷于声色犬马，在他们的治理下各种政治、经济、军事问题都涌现了出来。从860年起位于今天云南省和缅甸部分地区的南诏政权两次入侵唐朝的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唐朝为防止南方藩镇像北方藩镇一样做大成为割据势力，所以一直致力于限制南方军力的发展，于是不得不临时从中原抽调兵力前去征伐南诏。战后的咸通四年（863）一批从徐州、泗州一带征发来的士兵奉命驻防桂林以威慑南诏，当时朝廷与士兵们约定三年后期满轮换。可三年之期届满后朝廷却像忘了他们的存在似的，压根没调新的部队前来轮换的意思，就这样这批士兵在桂林又驻守了三年。到了咸通九年（868）朝廷为节省调兵的经费再次选择性失忆，这下士兵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率部北上还乡。本来这支部队的兵力并不多，问题在于他们沿途的州府郡县的兵力更少，于是他们出湖南后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进淮南，攻占了今天的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等地，至此唐朝的江南赋税生命线被拦腰斩断。朝廷慌忙调集十道兵马将这次起义平息下去。尽管以庞勋为首的义军高层被唐军杀死，但义军残部就此混迹各地，成为当地的不安定因素。
公元875年五月在今天的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当年六月黄巢举事响应王仙芝。起义军转战山东、河南一带，在半年之内“南至寿庐，北经曹宋”，席卷15个州，甚至一度逼近东都洛阳。878年王仙芝战死后义军推戴黄巢为主，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废唐年号，自建年号为王霸元年，一时间昔日的庞勋旧部纷纷投奔起义军。878年王仙芝战死后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新领袖，他见中原各地兵力雄厚，于是带兵渡过长江在唐军防守薄弱的南方地区不断迂回穿插。至此李唐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各路征讨将领纷纷拥兵自重成为一方诸侯。到884年六月黄巢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唐朝的统治根基已完全动摇：军事支柱神策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而作为经济支柱的江南赋税也指望不上了，因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唐朝不得不授权地方藩镇自行募兵，于是当初唐朝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发生了：藩镇割据已不再是河北独有的现象，而是普天之下的常态。这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立方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温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在大唐疆土上一时间出现无数个割据一方的小朝廷。数年后王建入川与西川节度使陈敬暄争夺地盘并阻断剑阁（今四川剑门），至此巴蜀及其南方的岭南也脱离朝廷的管辖，大唐天子已沦落到和昔日的东周天子一样要看诸侯的脸色行事的地步，可以说这时的李唐皇室已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接下来轮到各路藩镇势力轮番登场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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