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洋涇浜”原是上海黃浦江畔的一條小河浜、位於今日上海延安東路的底下；在今人看來，“洋涇浜外語”代表的多是蹩腳英語，其實它也是各地母語方言與外語混合後的統稱，只是由於“上海黃浦江畔”在當時最具代表性，於是那條小河浜就成了這種蹩腳外語的代稱。

上海號稱“萬國建築博物館”，在近代的同樣歷史背景下，類似的“萬國建築”同樣體現在各通商口岸城市上，因而“洋涇浜”文化幾乎就是晚清到民國時期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它同時也是新舊文化極其“擰巴”地混合到一起的產物。

“萬國建築”下催生出具有滬上特色的洋涇浜文化

不過時至今日，由於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更新，當年的“擰巴”未必就是文化衝突、反成了很有特色的建築文化融合結晶，於是各地從前遺留下來的西式建築街區往往也成了當地的一張名片。

據統計，我國近代歷史上總共開放通商口岸城市104個，如果包括“膠州灣、旅順口、威海衛、大連灣、香港、澳門”六處當年的特殊區域，合共110個。這些開放口岸都具有明顯的“中西合璧”文化烙印，除了當時新舊文化思想上的劇烈碰撞以外，今天各地的西式建築街區正印證著這些城市“曾經的屈辱與輝煌”，也為我國留下了寶貴的一筆遺產財富。

城市的整體“洋涇浜”化：上海、哈爾濱、青島

在過去，“洋涇浜”當屬一個偏貶義的詞彙，不過今日辯證地看，它就未必象徵貶義了。正如早期的美國，“美式英語”與地道的“英倫口音”相比也曾被看成是一種“洋涇浜”，但今日的美式英語反成了世界主流、而英式英語就只停留在教材之上。

“洋涇浜”曾經象徵恥辱和被壓迫，因為河浜附近曾是監獄

在1842年南京條約中，上海、寧波、廈門、福州被列為通商口岸(廣州一直就是)，由此開啟了這些地區“近代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尤其是上海，在這之前就只是個小鎮，對外通商帶來的幾乎就是上海整個城市的形成，因而上海在城市崛起上就相當於百多年後的深圳、一切資源都“得天獨厚”。1898年，清政府又與德國簽署了《膠澳租借條約》，近代青島也在德國人的建設下迅速成型、當時的青島幾乎就等同於中國海濱上的一座“德國城市”。

1905年的“東三省事宜正約”中，哈爾濱等地也成了國際通商口岸，得益於它在東北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先後有33個國家的16萬餘僑民聚居在哈爾濱，還有19個國家在當地設了領事館，一處滿具國際氣息的“異國都市”就這樣崛起於東北的大地上。

不熟悉的人真看不出這裡是哈爾濱

上海是多國租界混合的地方，其中又以英美勢力最為強大，因而上海“洋涇浜”基本就是上海吳儂口音加英語；哈爾濱以俄國勢力最為強大，東北口音本來就頗為捲舌，混合俄語後，哈爾濱“洋涇浜”就直教舌頭打卷個不停了！而青島雖是德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由於青島人對日本並無好感，於是德語就成了“洋涇浜”的主流。

當時我國的俄語翻譯、德語翻譯基本來自哈爾濱和青島，也是這種城市背景下形成的淵源現象，倒不是說當地有多少人曾”留學俄國德國“。

青島的濃厚德國印記

由於城市的整體被殖民化，相應的租界文化也在各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過上海、哈爾濱、青島並非我國自古形成的“東方儒禮城市”，人們對外來文化的接受就相對平和了許多。

城市局部區域中的殖民地式“洋涇浜”：廣州與上海的異同

廣州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古代王朝特定的對外開放口岸，“洋涇浜”得最為綜合、也沒有形成典型的語言特色，倒是粵語中被摻雜了大量外來詞彙，而且並不限於來自何種外語。鴉片戰爭後，沙面淪為了英法租界，在英法勢力下，廣州沿江西路一帶才逐漸形成了類似上海那樣的“外灘”。

廣州人從商曆史悠久，應對各種對外貿易行為都能從對入流，英法外語並沒對當地方言形成過多大影響，只是有部分詞彙被人們主動吸收了過來，這樣的廣式“洋涇浜”就是當代粵語中西詞彙混合的來源。在廣州“外灘”形成後，人們根據場合使用不同的語言，而在民間，則是粵曲照唱、交誼舞照跳(在香港則多了個“馬照樣在跑”)，廣州人似乎早就習慣了外國人在生活中的存在。

在距離“廣州外灘”一步之遙的內街，廣州人照樣趁墟過原來的生活

相比之下，當時的上海雖還是以吳儂軟語為主，不過為了謀生，人們還是多以懂幾句外語為榮，男人們沒套西裝甚至不好意思出門就業，這一點在廣州就不會存在(甚至會被罵“假洋鬼子”)。

其實，最早的“洋涇浜”是誕生於廣州，當時被西方人稱作“皮欽語”(Pidgin English)，因為廣州人對此不怎麼感冒，後來才以更為上海人在意的“洋涇浜”代稱了這樣的語言現象，上海“洋涇浜英語”則成了中國“皮欽語”的最著名代表。

地方母語與外語的“洋涇浜化”雖源自廣州、盛於上海，但它對當代官方語言的影響則體現到新加坡這個地方身上。“新加坡英語”可謂綜合了上海廣州的“洋涇浜化”特色、既為當地人廣為接受、又大量保留了本地語言文化元素，堪稱目前最為綜合的“洋涇浜”大成了！

“騎樓老街”與大量因對外通商而興起的近代“洋涇浜”城市群

臺城：廣東極具代表性的“洋涇浜”城市

除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之外，晚清期間還有大量傳統城市被納入了通商之列，其中有“由小鎮變成城市”的(比如廣東江門)、也有“由傳統古城變成中西混合城市”的(比如廣東潮州)。今天的梧州、江門、廈門、汕頭、海口等地保留了大片“騎樓老街”，這些老街的形成就是當年被迫“對外通商”的產物。

以江門為例，它本是廣東新會下轄的一個小鎮，自1902年被闢為通商口岸後，因為水路交通更為便利，在對外通商的需求當中，沿江地域就迅速“由零崛起”、幾乎重現了與上海類似的城建歷史。民國時期的江門市政廳一度也屬於“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勢力範圍(多任市長都有青幫背景)，江門河(蓬江)上行駛的小火輪無不懸掛著杜家產業的旗號，可惜這樣的發展態勢後來隨抗日戰爭的打響被終止了，而杜月笙本人也在戰爭中幾乎喪盡一切。

江門河邊的騎樓群

這些近代“洋涇浜”城市群中，新舊文化“扭胳膊”的現象也最為明顯，比如在新建宗祠的建築樣式上、在年輕人的婚娶模式上、在孩子們的入學選擇上，都曾有過“中式西式”的激烈爭鬥，不少晚清時期的老人還以生命來進行威脅。

還是以江門為例，晚清時江門、台山兩地均已形成了大片西式騎樓街區，於是旅美華僑陳宜禧就決定為家鄉發展出力、要在江門和台山之間自費修建一條鐵路。在鐵路走向的選址勘探過程中，大量晚清遺老、地主宗紳們就以“鐵路破壞風水”為由強烈抗議，最後，陳宜禧不得不通過袁世凱和恭親王取得了“尚方寶劍”，這條“新寧鐵路”的建設才得以正常開展。

在潮州梧州等地的農村，該時期裡還出現過多起“浸豬籠”事件，起因就是因為青年男女自由戀愛、或突破宗族規限走到了一起。

今日台山站複製了當年新寧鐵路總站的“洋涇浜樣式”

在那些年輕人心目中，西方文化的普及帶來了思想的開放，他們本以為可以擁抱婚姻自由了，哪知道騎樓之下封建勢力依舊，一出又一出“新時代”下的封建悲劇由此上演，也頗具那時代的“擰巴”特色！

“洋涇浜”的周邊輻射與各地華僑文化的形成：晚清老人們擰巴中的鬥爭

晚清老人們的擰巴除了干預孩子教育和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之外，今日留下的巨大“遺產”就是我國南方各地的華僑文化。

以廣東的開平碉樓為例，在國外接受過西式教育的華僑後人賺錢回鄉後、想要仿照西方樣式修建房屋，最後多半都會遭到家中遺老長輩們的反對。不過由於附近城市西式建築街區的強大輻射效應，漸漸地，老人們的擰巴也終在時間磨合中消逝。

這些晚清老人們自然希望修建的是那種傳統中式房屋，但在國外生活慣了的年輕人又不習慣，最後在溝通摩擦中雙方各自妥協，出現了一種“內裡中式、外觀西化”的奇特建築樣式。這種建築在今天的廣東開平、台山等地比比皆是，每一棟建築的背後，其實都發生過一段新舊理念的“扭胳膊”過程。

廣東華僑文化的代表：傳統嶺南民居與西方建築的融合

華僑文化在混合中西之外，本身就具有“洋涇浜”的特點。在南方華僑人數眾多的地區，除了私人屋宇，就連地方上的商會建築也存在頗多“洋涇浜”元素——中式的“飛簷翹角”不再是上面的唯一外觀元素。

來自西方的自來水、下水道等結構格局的加入，使這樣的公共建築在外觀和結構上都跟傳統中式建築有了很大差異，而內中更是出現了不少西方物件：比如中式青花瓶會直接放在西式壁爐上面、旁邊有時還放一臺留聲機，壁爐兩側呢，則可能懸掛有對聯牌匾。

如此場景，凸顯的是濃厚的華僑文化氛圍，從這角度說，“洋涇浜”在當中發生的正面意義就大得多了：“洋涇浜”語言潛移默化影響著思想、思想則直接體現在生活中的一切細節上！

鱗次節比的僑鄉街道，當中彙集著一百多年“洋涇浜”的大成

在時間的洗禮下，晚清老人們一開始對這種外來事物自然是抗拒的，擰巴了一段時間、經年輕人抗爭了一段時間後，也就慢慢妥協了。如果民國期間在某處騎樓建築中的茶樓裡看到有提著鳥籠的老人，他身上或許就有過這樣一段“擰巴與鬥爭”的往事。

無論如何，任何時期的“新與舊”融合都會發生這般那般的磨合事情，這也是一種歷史規律。在當代的改革開放初期，還發生過批判“崇洋媚外”的集體化思潮呢，這同樣並不妨礙我們今天步入現代中西多元化的新社會格局。

即便我們將今天的所有外來新事物都稱作“中西合一洋涇浜”，這又有何妨？好的事物、好的思想文化，“拿來主義”早已不再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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